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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娜的旅行日记我们得以了解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癖好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病理学因素在起作用。在收到《俄罗斯导报》寄来的四百六十塔勒支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才从德累斯顿到了旅行的下一站黑森林。在巴登-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偶尔赢来的钱变成了唯一的收入渠道，夫妻二人的日常开支只能通过赊账和典当衣物与首饰——包括两人的结婚戒指——才能勉强维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典当物品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一点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罪与罚》。在19世纪的俄国和西欧国家，当铺生意十分红火，它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小人物的钱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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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登-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在赌场和当铺之间游荡，把赌博变成了糊口的一种手段。安妮娅写道：“如果我们每天能赚到两个塔勒，那该有多好！我们就可以赎回（当掉的）衣物，安心等待卡特科夫把钱汇来。”尽管她对丈夫的赌博癖好抱有很深的顾虑，但她同时也相信，费佳一定能靠赌博换来每天的开支，因为丈夫一再对她讲，每次他在赌场押注的时候，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给安妮娅买面包的钱，给她买面包的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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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赌场，1855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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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着能够把赌博这种“无须付出的赚钱手段”当成工作，就像人们平日出门上班一样。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每日定时定点地出入赌场，而在赌场上偶有斩获的经历更令他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在巴登-巴登，有几回，他一次赢来的钱可以够两人几天的花销，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去赎回典当的物品。每次赢了钱，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买来一堆好吃的，当作两人的夜宵。就像打工者下班后给自己的犒劳，这种庆祝方式让赌博有了更多的劳作色彩。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相信，人只需要学会冷静和算计，就一定能在赌场上赚到钱。赌博在他的眼里，俨然变成了一门可以依靠技术和经验掌握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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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冷静与算计既不符合《赌徒》中所说的富有活力的“俄国”赌博方式，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性背道而驰。从他在赌场上的各种表现便可以看出，按照他在《赌徒》中的定义，他并不是一个“绅士型”赌徒，而是一个“庶民型”赌徒：他三番五次把手里的钱输得精光；每次输得多了，他便毫不客气地催促安娜掏出身上所有的积蓄，或把衣服拿去当掉，甚至连安娜亲戚们接济他们的钱，也拿去当成赌本；他眼看着安娜的衣柜渐渐变空，却从不掏钱给她添置衣服（他在德累斯顿反倒给自己买了两套西服）；他一再承诺要戒掉赌瘾，却又反复打破自己的承诺——他赌的不只是钱，而且是自己的生命。把赌博当作谋生手段的说法，不过是他为自己的赌博恶习编造的借口。他的神经质以及近乎歇斯底里的敏感，都说明他不是一个冷血的绅士型赌徒，而是相反。安娜有一次在赌场见到丈夫，被他脸上的神情吓坏了：“他神色惊慌，脸色通红，眼睛里布满血丝，模样就像个喝醉的酒鬼。”[5]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认，赌博对他有着某种“刺激和麻醉”的效应（186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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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赌博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钱，而在于赌博本身，是冒险的刺激，是孤注一掷的快感，是“押下赌注、眼望骰子转动和停下的那一刻”带给人的眩晕。[6] 只有这种失去理智（“算计”）和道德的亢奋感才能够解释，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用如此冷漠乃至残忍的态度对待安娜，对她的担心和恐惧毫不顾忌。在亢奋的另一面，是奴颜婢膝的自虐式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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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娅，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妻子，原谅我这个混蛋吧！我犯了罪，昨天晚上，我把你刚刚给我的钱全都输掉了，输得一个子儿都不剩。（186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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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佳跪在我的面前，吻着我的胸脯和双手，对我说，我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人，像我这样好的女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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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他把所有钱都输掉了，甚至把我当掉耳环换来的钱也都输掉了……他一头扑在桌子上，抽泣了起来。是的，费佳哭了……费佳在向我道晚安时说，他深深地爱着我……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对他是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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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佳向我道晚安时，情绪激动地说，他疯狂地爱我，用整个身心爱着我；他说，他配不上我，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不知自己何德何能，竟能得到这些，所以他必须要改过自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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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角度看，这种犯错与自责交替的行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用自责来抵偿自己的过失，同时又把自责变成了为犯错创造前提的一种技巧，这一点令弗洛伊德感到颇为诧异。[8] 不过，上瘾这种现象是无法用尊严和道德一类的概念评说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德性本质”必须具备的内容，而任何一种瘾都会使人丧失这方面的能力。上瘾的人不可能戒掉，反过来讲，能戒掉的人也不可能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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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娅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对丈夫的赌博癖好虽然忧心忡忡，却没有千方百计加以拦阻。她知道，这种癖好并非意志薄弱所致，而是一种“摧毁一切的激情，一种原始力量，任凭人的意志再坚定也无力抗拒”，它就像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9] 她知道，费佳总是要不断地挑战极限，只有达到或越过极限，他的心才能得到安宁。她同时也知道，冒险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因为他们就是在迄今最冒险的一次创作——《赌徒》——的过程中相识的，之后，她又陪伴他完成了另一部同样高风险的作品——《罪与罚》——的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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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赌博与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并不是他把赌博幻想成和写作一样的挣钱手段，而是它们都具有俄式轮盘赌的心理特征：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都当作赌注。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把所有财力和精力挥霍殆尽，换句话说，他必须要触碰到谷底，将内心积压的欲望发泄一空，然后才会重新回归文学创作，[10] 并借助写作为之前所犯的过错赎罪。从这一点来看，他显然不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因为职业作家和任何一项职业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自律能力以及经济上的考量。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不厌其烦地记录在账本上。[11]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知道，写作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因此才不愿为此受到束缚。赌博于他不仅意味着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能够给“困境中的诗人”带来比写作更多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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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的日常就这样一成不变地重复着：赌场上的赔和赚，期待与绝望，把首饰或衣物拿去典当或赎回——这样的日子过得越久，安妮娅为这个“可恶的巴登-巴登”和赌场所受的苦便越多。[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隐约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1867年8月22日，他又把安娜母亲寄来的期票输掉了，这笔钱原本是准备拿来给安娜赎回当掉的首饰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流着泪，垂头丧气地从赌场回了家。这时他决定马上、就在当天离开巴登-巴登，到瑞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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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下一班前往巴塞尔的列车要到次日下午才发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赌徒来说，与其干巴巴地等着，还不如利用最后的机会再去赌一把手气。于是，就在发车前一个半小时，他把安妮娅留在一边作为旅费的钱输了个精光。这一次，安娜“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13] 他跪在她的面前，骂着自己混蛋，搓着双手恳求她原谅。这种场面安娜已经见得太多，更何况对眼下的困难来说，丈夫的态度再诚恳，也一样无济于事。为了和旅馆结账，外加买火车票，安娜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首饰，慌慌张张地赶去当铺。这次当掉的是一枚胸针和一副镶钻的耳环，那是两人结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买给她的。这些首饰从此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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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下午2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登上了驶往巴塞尔的列车，经过一路八小时的颠簸，抵达终点时两人都已累得筋疲力尽。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安娜满脑子都是法郎、古尔登、塔勒、弗里德里希·多尔（Friedrich d’or）[14] 等货币的名字，这时候，它们终于被睡意打败了。“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梦到了钱。我竟然变成了如此贪婪的人，一心只想着钱和金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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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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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令人厌恶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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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离开了巴登-巴登，我们国外生活的暴风雨时期就此结束。我们的恩人《俄罗斯导报》编辑部照例搭救了我们。”[16]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能够从巴登-巴登来到瑞士，靠的并不是卡特科夫的汇款。另外，两人在日内瓦的一年多生活也并非没有动荡和波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是用她的记忆，抹平了现实中遭遇的种种不顺。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两人在瑞士的生活的确与在巴登-巴登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把金钱和精力都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文学创作的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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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国外旅行的下一站原本应该是巴黎，但是因为手头拮据，两人只好选择花销相对较少的瑞士。瑞士是19世纪最便宜的旅游目的地，每人平均只需要五法郎（约折合一点六五卢布）便可以应付一天的日常开支。[17] 在瑞士，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将日内瓦作为落脚之地。自从经历了在德累斯顿和巴登-巴登的语言沟通困难后，瑞士德语区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此外，日内瓦有一片很大的俄国殖民地，有自己的教堂和能够提供俄文报纸的咖啡馆。但抛开这些因素来看，这个地处瑞士西部的大都市是加尔文主义的发源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的让-雅克·卢梭的故乡，而且近年来又变成了俄国革命者活跃的地盘，因此日内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其实并非那么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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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1867年8月25日从巴塞尔乘车抵达日内瓦时，整座城市里到处张贴着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宣传海报。这位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英雄计划在9月9～12日召开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刚到日内瓦，便目睹了加里波第在这座城市掀起的热潮。三天后，他们参观了自由同盟的会议地点——日内瓦选帝侯宫。不过这时候，因发表批评教宗的言论而惹怒日内瓦天主教会后，加里波第已经离开了日内瓦。整个会议的主张、宣言以及针对欧洲反动政权特别是俄国政权[18] 展开的无休止的争论和批判，更进一步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满。在他眼里，西欧地区这些观点纷纭的争论是引发社会骚乱的不和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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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以往只读过他们的书、如今才第一次见到真人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竟然在台上面对五千名听众如此信口雌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是多么滑稽、荒谬和漏洞百出，既爱争辩又自相矛盾。可就是这样一群无赖，如今在煽动着不幸的劳苦大众！为了在地球上实现和平，他们要铲除基督教信仰，把大国摧毁，分成一个个小国。他们还要没收所有的资本，把一切财产充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86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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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与生活在日内瓦的俄国侨民几乎没有联系，只有尼古拉·奥加辽夫 （Nikolay Ogarev）是个例外。奥加辽夫是赫尔岑的挚友，1865年随着流亡杂志《钟声》一起从伦敦迁到了日内瓦。除了提供书籍，奥加辽夫还经常在生活上接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位俄国秘密警察的眼线向圣彼得堡方面报告了这一消息，第三局指示在作家夫妇返回俄国时务必要严格审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和当地侨民保持疏远，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俄国左翼的反感，主要是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要在结束巴登-巴登的几周狼狈生活后，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为了下一部新小说，卡特科夫已经向他支付了四千卢布预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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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威廉退尔大街靠近日内瓦湖的位置，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拐角公寓，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勃朗峰大桥和卢梭岛。按照计划，新小说将于1868年1月起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面对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为此，他在日内瓦时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生活起居也都是按照这张表格进行的。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都工作到凌晨，所以他通常是在上午11时左右起床。和安妮娅共进早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工作，已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安妮娅则按医生嘱咐，独自去散步。下午3点前后，夫妇俩会在日内瓦老城里找一家便宜的餐厅进餐。之后，安妮娅回家午休，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到日内瓦湖畔找一家咖啡馆——大多数时候是在“拉库罗讷咖啡馆”——落座，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阅读俄文和法文报纸。晚上7点左右，夫妇俩一同去湖边散步，或到老城商业街闲逛。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在一些高档珠宝店的橱窗前停步，“指着橱窗里的珠宝首饰说，等他有了钱，会把它们买下来送给我”。[19] 到这时候，他依然还没放弃他的发财梦。可是，在这座仅有八万人口却有两百多个百万富豪的19世纪末的大都市里，面对橱窗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珠宝，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能对自己的爱妻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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