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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也许有这么个人，别人先对他宣读判决书，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你被赦免了。”这么个人也许可以谈谈体会。基督也讲到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不能这样对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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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假死刑带给人的恐怖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可以谈谈体会”。关于人生中的这段关键性插曲，他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一再谈及。但是作为经过检查机关批准、公开发表的文字，这段经历却仅仅出现在《白痴》一书当中，而且是假借一位“白痴”之口，其发生的地点也被搬到了欧洲某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向人们展现出他的卓越技巧，在检查机关和“超我”的审视下，将个人的部分经历融入文字，并以此打破心理禁忌的桎梏：在《白痴》中，是1849年12月假处决这一国家实施的恐怖行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是弑父之罪。[48] 从这一意义上讲，《白痴》中娜斯塔霞将十万卢布扔进壁炉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作家自身的发财梦想借由虚构文字的一种释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书信中，这一梦想往往是其刻意避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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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累斯顿：《永远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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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的创作耗时越长，它在《俄罗斯导报》上的连载拖得越久，读者和评论界对其反应的冷淡便越发明显。在1868/1869年的俄国文坛，所有目光的焦点都集中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上，相形之下，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期发表的《白痴》还是其他作家的新作，都变得黯然失色。1868年夏，虽然小说还远远没有创作完成，但它的失败却俨然已是定局，由此带来的失望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女儿夭折而受挫的情绪更加陷入了低谷。沃韦壮观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景色，并没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带来他们希望的安逸心情。和在日内瓦时相比，夫妇俩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独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也并没有因为温和的气候而有所减轻。另外还有一个麻烦是，沃韦这里没有俄文报纸，对旅居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阅读俄文报纸就像每日三餐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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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娜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于是夫妇俩决定，一旦拿到俄国汇来的款项，便立即动身前往意大利。9月中旬，两人乘坐邮政马车穿越辛普朗山口，然后在米兰逗留了几个星期。在来意大利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米兰大教堂早就充满向往。但是，环境变化带来的好心情却没能持续多久。1868年秋，意大利北部的天气格外寒冷，整日阴雨绵绵。而且，米兰也一样看不到俄文报纸。于是，夫妇俩于12月初从米兰来到了佛罗伦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佛罗伦萨并不陌生，他知道这里不仅可以读到俄文报刊和书籍，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一点一定会让妻子感到开心。在过去一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平均每月都要完成三个半印张的创作，相当于大约五十页，所以他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喘口气，让长时间因工作压力而绷紧的神经放松。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两人初到佛罗伦萨后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安娜最开心的事是丈夫终于有时间陪自己散步，参观博物馆，去咖啡馆闲坐了。夫妻俩在距离老桥不远的圭恰迪尼大街上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公寓，每天从这里出发，到老城四处闲逛：皮蒂宫，波波里花园，大教堂，有著名“天堂之门”浮雕的洗礼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哪天发了财”，他一定要买一张大门的照片挂到书房里，“最好是一比一大小”。[49] 在佛罗伦萨的最初几周就像是两人的第二次蜜月，愉悦的心情让夫妻俩几乎忘记了物质窘迫带来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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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月完成《白痴》的写作之后，《俄罗斯导报》的定期汇款也随之中止。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直是靠这些汇款来勉强度日。他们本打算在小说创作完成后便离开瑞士，用剩余的稿酬还清欠款（或至少是大部分欠款），然后动身返回俄国。但是，这一计划却泡了汤。按照安娜的说法，杂志社为《白痴》支付的稿酬总共约七千卢布，两人在出国前为婚礼便花掉了近三千卢布。卡特科夫的汇票虽然能勉强满足夫妻俩的日常基本开支，但是每到月底，去当铺典当仍然是免不了的事。想省下钱来用作积蓄，更是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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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深信，在俄国有大笔债务在等着他偿还，那是当年哥哥去世后留下的。因此，回国的时间被一拖再拖。而比回国更紧迫的问题是，他必须早日确定给《俄罗斯导报》的下一部作品，以便得到定期汇来的预付稿酬。他初步决定以“无神论”为题创作一篇小说，以后再将它扩写成一部长篇，名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Das Leben eines großen Sünders ）。但是，他并不敢指望能凭这一计划如愿得到急需的稿酬。因此，当1869年1月斯特拉霍夫请他为新创刊的斯拉夫派期刊《曙光》（Die Morgenröte ）撰写一篇稿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顿时喜出望外。他答应为对方撰写一部篇幅类似于处女作《穷人》的短篇小说，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并请求对方即刻支付至少一千卢布。后来，斯特拉霍夫实际汇来的稿酬远远低于这一数目。好在幸运的是，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颇为体谅，并大方地汇来两千法郎作为新作品的预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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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下这两部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应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1869年初夏的佛罗伦萨天气格外炎热，让人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而且这时候安娜已经有孕在身，安娜的母亲也来到佛罗伦萨与他们同住。所以夫妇两人决定把家搬回欧洲中部地区，最初的目标是布拉格。1848年，这里召开了首届斯拉夫大会。1867年，第二届会议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举办。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为错过这两次会议感到遗憾。布拉格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摇篮，按照计划，9月初这里将举行扬·胡斯（Jan Hus）诞辰五百周年庆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借机与这个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斯拉夫兄弟民族建立文化上的联系，并与同道中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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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一家三口登上了前往威尼斯的火车，然后换乘渡轮来到的里雅斯特。在维也纳短暂停留后，于8月10日抵达布拉格。19世纪中叶的布拉格还不是今天这样的旅游胜地，而是一座土里土气的王宫城市。城里除了简陋的大学生宿舍，很难找到带家具的出租屋。此时，安娜已经临盆在即。经过三天无果的寻找之后，一家人被迫决定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而安娜却备感亲切的城市德累斯顿。没多久，他们便在市中心维多利亚大街上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1869年9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第二个女儿在这里出生了。他们为她起名叫柳波芙，这个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爱”。后来，柳波芙长大后，又用法语中“爱”的谐音给自己起名为艾米。“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孩子个头很大，健康又漂亮……但是，我们手头连十塔勒都拿不出来了。在佛罗伦萨时我们还以为，《俄罗斯导报》汇来的钱（两千卢布，作者注）足够我们支撑一时，可是和其他时候一样，我们又一次算错了账。”（1869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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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出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为养家糊口发愁。这段时间他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件，几乎都是在变着法儿借钱。他花了很长时间四处求人，直到他找到《曙光》杂志出版人瓦西里·卡什皮约夫（Wassilij Kaschpirjow），请后者为其下一部小说《永远的丈夫》（Der ewige Gatte ）预付两百卢布稿酬。卡什皮约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窘迫处境所表现出的冷漠和傲慢，令后者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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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不是以为，我在信中向他描述的窘境不过是在玩弄辞藻？我饿着肚子，把裤子拿去当掉，只为了换两个塔勒拿来发电报，在这般情形下，我如何能够写作？！让我和我的饥饿见鬼去吧！可她还要给孩子喂奶，就这样，她还要把自己最后一条暖和的羊毛裙拿去典当！我明明已经在信里告诉了他我妻子的处境，他却仍然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我。他难道不知道，这不仅是对我，更是对我妻子的一种侮辱吗？侮辱，绝对是侮辱！我真想把钱给他退回去！他这种做法就像是一位主子对待自己的仆人，一个靠写字为生的下人！（186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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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后，在好友阿波隆·迈科夫的撮合下，卡什皮约夫终于把稿酬汇到了德累斯顿。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怨气，他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被克拉耶夫斯基当成文学奴隶的1840年代。那时候作为文坛新人，他只能听任别人给自己定价。如今他比当时年长了二十岁，没道理再躲在那些文坛巨匠的背后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可尽管如此，人们付给他的稿酬却只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半。更何况他对托尔斯泰的这部新作并不服气，这部被斯特拉霍夫称作俄罗斯文学巅峰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十分单薄，虽然谈不上太差，但并没有多少新东西（1870年4月5日）。在妻子怀孕期间，他拒绝给她朗读《战争与和平》，因为书中一位女主人公在童年时代便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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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中，缺钱仍然是核心话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服卡什皮约夫为《永远的丈夫》多付些稿酬，因为这篇小说的实际篇幅远远超过了预期。另外让他生气的一件事是，他在莫斯科的有钱的姨妈、身患老年痴呆症的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在失去自主能力后，其部分监护权被法院判给了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他还不得不违心地和“流氓斯特洛夫斯基”（1870年4月6日）商量最新两部长篇小说的再版事宜（186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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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69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完成了《永远的丈夫》的“苦役式写作”。这部从9月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实际篇幅超过了十一印张，几乎相当于一部长篇（1869年12月16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新作的厌恶，称之为一部“丑陋的小说”，他“从一开始便恨透了它”。其原因并不在于文字本身，而是因为它没能如愿在四周内完成，而是耗去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这些时间本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他更看重的长篇作品的，那是他答应给卡特科夫《俄罗斯导报》的约稿。不过，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永远的丈夫》并不看好，但陀氏研究者们却一致认为，1870年初发表在《曙光》杂志上的这部中篇小说是陀氏最出色的散文式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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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鸣曲》（Kreutzersonate ）一样，这部小说讲述的同样是一个和嫉妒有关的故事，其情节设计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两位主人公当中的一个是花花公子阿列克塞·维尔查尼诺夫，一个俄国唐璜式的人物；另一个是小职员巴维尔·特鲁索茨基。早在多年前，维尔查尼诺夫就给巴维尔戴了绿帽子。一天，特鲁索茨基带着一个名叫丽莎的可爱伶俐的小姑娘出现在维尔查尼诺夫家。从各种迹象看，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后者与特鲁索茨基刚刚去世的前妻偷情所生的私生女。面对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家伙，维尔查尼诺夫内心萌生出前所未有的父爱。他既感到内疚，同时又为女孩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他发誓要帮她摆脱恶劣的环境，并找到一户关系要好的人家，请他们帮助照顾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可是没想到，丽莎却突然染上了急症，在短短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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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件事后，维尔查尼诺夫和特鲁索茨基这对情敌彼此产生了好感。维尔查尼诺夫患有肝疼的毛病，特鲁索茨基知道一个偏方——夜里睡觉时用加热的盘子给肚子做热敷。于是他主动要求在维尔查尼诺夫家过夜，好帮他换热敷用的盘子。这天深夜，维尔查尼诺夫从噩梦中突然惊醒，浑身大汗淋漓。他在黑暗中坐起身，伸手摸到了一把刀子。那是一把打开的折叠剃须刀，特鲁索茨基正准备用它切断情敌的喉咙。于是，两人摸黑撕打了起来。维尔查尼诺夫尽管手受了伤，却还是成功制服了对手，并用绳子捆上了对方的手脚。第二天一早，他放开了特鲁索茨基，“‘你走吧！’他用柔和的嗓音说道，随后锁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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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病态的谋杀戏由此变成了一出闹剧。时隔两年后，维尔查尼诺夫在乘火车旅行途中与情敌再次偶遇。与特鲁索茨基同行的是他的新婚妻子，一位爱卖弄风情的乡下女子。她见到维尔查尼诺夫后不久，便开始主动和他调情，并邀请他去附近的自家田庄做客。特鲁索茨基这个“永远的丈夫”把维尔查尼诺夫拉到一边，恳求他不要接受邀请。这时的维尔查尼诺夫早已摆脱了旧日的创痛，又变成了一个志得意满的“万人迷”。他笑了笑，慷慨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准备换下一班火车继续旅行。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没有！维尔查尼诺夫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过去的那段经历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梦。医生建议他“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变换饮食或出门旅行，或不妨尝试一下泻药”。维尔查尼诺夫心里虽然想，或许是有神明在“为他的品行操心，所以才让这些恼人的记忆跑来纠缠他”。但他很快便“自嘲”地打消了这种顾虑，因为“每当他思考自己的问题，都会不自觉地站到嘲讽的角度上”。对一个贪图享乐的人来说，“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与喜欢自嘲的心态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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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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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霍夫对《永远的丈夫》赞誉有加。1870年2月，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它无疑称得上是一部杰作。依我之见，它是您迄今创作的技巧最娴熟、主题最有趣、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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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霍夫的赞誉不仅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而是有着“根基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根基派”最重要的理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曾把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中的派别之争称为西方“野兽型”和俄国“温顺型”之间的斗争。这种类型划分是受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874～1891年）有关斯拉夫人章节的启发，后者将热爱和平的斯拉夫人称作“盗贼和掠夺者的敌人”，与之形成反照的是那些侵略型民族，特别是德意志人，他们总是不断地对相邻民族施加“严重的冒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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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远的丈夫》第七章中，维尔查尼诺夫对特鲁索茨基说道：“见鬼！您是个真正的‘野兽型’人物！在我看来，您就是个‘永远的丈夫’，其他什么都不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两位主人公分别属于哪种类型。说到底，他们二者皆是。特鲁索茨基这个“心地善良的被戴了绿帽子的人”，[52] 从“温顺”之人变成了潜在的杀人犯和“野兽”；相反，身为俄国唐璜的维尔查尼诺夫原本是个典型的“野兽型”角色，然而当亲生女儿丽莎出现在他生活中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脾气温柔、沉浸于天伦之乐的“温顺型”人物，并由此成为变身“野兽”的对手特鲁索茨基眼中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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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远的丈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注重心理剖析的叙述者，而非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因此，格里戈利耶夫的类型划分对理解这篇文字本身并不具有核心意义。但是，小说中对格里戈利耶夫观点的提及，仍然可以被看作作者对《曙光》杂志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认同。1869年，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s）在《曙光》杂志上发表的《俄罗斯与欧洲》（Russland und Europa ）一文，堪称“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教义阐释或法典”。[53] 丹尼列夫斯基也卷入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但因为调查机关相信了他自述无罪的说法，没有被判处重刑。不过，他在获释后仍然还是被逐出了圣彼得堡，被强制在外省为国家服役。身为自然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后来参与过多次民族志领域的考察活动，对俄国渔业特别是鱼类养殖业做过专门的调查。这项工作给他提供了大量时间和机会从事涉猎广泛的文化形态学对比研究。这些研究与历史学和生物学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往往被归入自然科学一类，并且看似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特征。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它与客观丝毫扯不上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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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日耳曼-罗马（欧洲）文化类型在统治世界之后，已经走过成熟期，进入了衰落阶段；而斯拉夫文化类型称霸世界的时代则已被列入了历史日程，但从政治上讲，只有当斯拉夫民族在俄国这个唯一独立强大的斯拉夫国家领导下结成联盟时，这一目标才有望实现。斯拉夫人温和、“反对一切暴力”的本性是以“温柔、顺从和敬畏”为特征的，因此是所有民族中“最接近基督教理想的”。[54] 在放弃暴力的同时，“对宗教真理的渴求”与对东正教的坚定信仰走到了一起。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与这两者相对立的是异端邪说（天主教、新教）以及西方社会的日趋世俗化。受温顺性格的影响，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都普遍具有特殊的“顺从能力和习惯”。这一点再加上“对政府权力（即沙皇）的敬畏与信任”，以及“将人民和国家利益置于私人和个体利益之上”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丹尼列夫斯基眼中的俄罗斯特征，并由此形成了自尼古拉一世时代以来的三位一体制度——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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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宗教性是斯拉夫人最突出的文化历史特征，而“斯拉夫文化类型首次在最广泛意义上汇聚了文化创造性的全部要素”，所以丹尼列夫斯基坚信，斯拉夫人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看作上天选定的民族，正如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和拜占庭人一样。[55] 这种具有救世色彩的观点，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国斯拉夫派的使命意识提供了重要根据。不过在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好感也与两人经历的相似性有关，他们在政治信仰上都经历了同样的改过自新的过程。“他（丹尼列夫斯基）曾是一个多么狂热的傅立叶主义者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同为《曙光》杂志撰稿人的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如今这位傅立叶主义者转身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并重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屠格涅夫是从一个俄国作家变成了德国作家，其人品之卑劣由此可见。”（186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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