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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公爵在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之间的迟疑不决同样也超越了心理学的层面，而是一种纯粹的象征性表达。他对阿格拉雅的倾慕，让这个“不谙男女情事的处子”[40] 多少有了些男人的味道。但是，读者却无从得知，作为一个女人，阿格拉雅身上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公爵。假如换作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必定会对此大书特书。至于说梅诗金最终选择留在娜斯塔霞身边，也并不是这位主人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其创造者代他做出的安排，因为“公爵便是基督”。[41] 梅诗金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与性欲（Eros）无关，而是由基督式的仁爱与慈悲（Agape）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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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一样，梅诗金公爵也受到了周围人的误解和嘲笑。作为人，他最终被当作不可救药的疯子而消失于世间，他的布道使命似乎也因此以失败告终。然而在象征和譬喻的层面上——这是这部小说超越其他所有陀氏作品的地方——公爵却必将得到永生。这是因为，既然上帝之子的牺牲给人类创造了永生的机会，那么像梅诗金这样的基督式人物自然也不例外。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人们是否将基督教视作人世间的终极理想，也就是说，取决于对基督的信仰。一个人如果相信基督，便会相信永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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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白痴》与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60年代创作的风靡欧洲的畅销小说《耶稣的一生》（Das Leben Jesu ）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关系。后者遵循有关基督生平研究的批判传统，通过对基督神性、神迹以及基督教永生论的彻底否定，把耶稣基督的影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勒南认为，耶稣预言的复活和重生是他从古犹太教伪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结论，耶稣本人对它的理解更多是在象征意义上，而并没有将它作为其教义的核心。[43] 对费尔巴哈同样深有研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44] 在看到勒南这种彻底否认基督神性的观点时，想必比当初读到费尔巴哈“神人同性论”更加感觉受到了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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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生的观点让人不禁联想到小汉斯·霍尔拜因的油画名作《墓中的基督》（15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7年在巴塞尔艺术博物馆见到这幅画时，被它深深地震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在日记和回忆录中都曾提到这件事：在日记中，她主要描述了画的种种细节，而在回忆录中更多是记录了它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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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是德国画家汉斯·霍尔拜因的手笔，画的是基督耶稣的“死的形象”，耶稣受尽了非人的残酷折磨，已经从十字架上撤了下来，听其腐烂。他那浮肿的脸上血迹斑斑，满是伤痕，样子十分吓人。这幅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压倒一切的凄惨印象，他站在画前，似乎惊呆了。这幅画我实在无法继续看下去：印象太沉闷了，对于我那敏感的神经来说，尤其受不了。因此我便到别的展厅去。过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我回来后，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画前，好像钉在那里似的。在他激动的脸上有一种吓人的表情，那是我在他癫痫发作之前曾不止一次见到过的。我把他搂在怀里，带他到另一间展厅，让他坐在长凳上，以为他随时都有可能发病。所幸，病并没有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在离开博物馆时还坚持再一次进去看看那幅使他如此震惊的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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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痴》的情节叙事中，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罗果仁家阴森森的房子里，梅诗金看到了这张画的一幅摹本。罗果仁告诉他的客人：“我喜欢看那幅画。”梅诗金对此表示不解，并情不自禁地惊呼：“这幅画能使某些人失去信仰！”“反正信仰正在失去。”罗果仁语气平静地回答道。小说结尾时的一幕令人再次联想起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对话。为了防止尸体腐烂散发出气味，罗果仁用油布将娜斯塔霞的尸体包裹了起来。这一场景与霍尔拜因《墓中的基督》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在狭小的空间里，躺着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似乎有一股阻力在妨碍它走向重生：在霍尔拜因的画中，是沉重的棺盖；在小说中，是罗果仁家阴暗狭窄、“透着墓地气息”的石头房子。罗果仁喜欢霍尔拜因这幅“人格构造图式”[46] 的作品，因为身为凶手的他眼里只有活人和死人，而不相信死去的人可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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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波利特·杰连企耶夫也提到了霍尔拜因的画作。他在“遗嘱”中详细描述和解读了这幅画，认为它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基督教关于复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对此，他将自己观察的结论和对复活的质疑做出了如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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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汉斯·霍尔拜因《墓中的基督》，1521/22年，巴塞尔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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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所有的门徒、那些后来成为他主要的使徒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既然那些跟在他后面和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所有信奉他的教义和尊他为神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那么他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个殉道者会死而复活？于是一个观念便油然而生：既然死这样可怕，自然规律的威力这样大，那又怎么能战胜它们？基督生前也曾降伏自然……他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就起来了；他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复活了；然而现在连他也无法战而胜之，那又怎能制服它们呢？看着这幅画，会感到自然依稀化为一只无情而又无声的巨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尽管听起来比较奇怪，但要确切得多——依稀化为一台最新式的庞大机器，它无谓地攫夺、麻木不仁地捣碎和吞噬伟大的无价生物——这样的生物一个就比得上整个自然界及其全部规律的价值，比得上整个世界的价值，而世界也许是专为这个生物的降生才被创造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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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之所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西方基督教与俄国东正教圣像画上耶稣形象的差别。在东正教的圣像画中，基督耶稣的形象通常只有面部，并且经过了美化处理；而在西方基督教中，耶稣往往是以殉难者全身像的形式出现。东正教派的宗教艺术中虽然也有耶稣受难图，但一般是作为“我主受难”的形象素材被用在复活节敬拜仪式所用的大型罩纱上，即所谓Epitaphios，它是“一种绣着死去耶稣图案的礼仪专用布，在东正教耶稣受难日的祭祀仪式上，被覆盖在置于教堂中央、象征耶稣棺木的祭台上”。这些罩纱上的耶稣形象看不出受难的痕迹，“而像是睡着了一样，在复活节星期日一早，用揭掉罩纱的仪式来标志耶稣的复活”。[47] 在东正教教堂之外，类似于巴塞尔美术馆这样的世俗空间里，人们从来见不到基督复活题材的艺术作品，更何况是以这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完全陌生的宗教绘画语言。正因为如此，它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的震撼几乎达到了诱发癫痫发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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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新作对两件事做出了回应：一是巴塞尔美术馆霍尔拜因的基督像给其信仰带来的挑战；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宗教观对耶稣神性的根本性质疑，这股思潮于18世纪由“上帝的理性信徒们”［《雷马鲁斯》（Reimarus ），莱辛编］发起，从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和黑格尔左派，直到欧内斯特·勒南，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影响。在《白痴》中，由霍尔拜因作品引入的耶稣复活话题，将梅诗金对俄国作为新人类诞生希望之历史使命的期待融入了整部作品的主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基督复活一样，他同样也深信，娜斯塔霞必将通过重生而得到救赎。这一点从娜斯塔霞的名字便得到了印证，它源于希腊文“anátasis”一词，意为“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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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最私人化的一部。它的题献对象是作家二十二岁的外甥女索妮娅·伊万诺夫娜。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瑞士期间的主要通信伙伴之一。1866年，作家和她一家人在莫斯科郊外柳布利诺村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对这个夏天的美好回忆在小说中通过叶潘钦一家的形象得到了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家庭关系方面总是不断地遇到麻烦，而他笔下的叶潘钦夫妇和三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黛拉伊达和阿格拉雅的关系则十分和睦，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将军夫人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女儿起的教名是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因此这部小说同时也是献给作家夭折的爱女、这个幸福家庭的反例。从这一点来讲，它为这部作品关于复活的主题更增添了一层自传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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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梅诗金公爵患上了与自己一样的癫痫病症，这使得作家和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又拉近了一步。另外，梅诗金还讲述过一位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在临刑前被赦免的故事。每一位读者看到这里，都会清楚地知道，这个故事是以作家1849年12月22日的那段亲身经历作为蓝本，而整部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有关生死问题的讨论，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濒死经验有关。在书中，梅诗金公爵在讲起一位被拉上断头台的犯人在最后时刻的思想活动时说道，从判决到执行的这段时间比行刑本身要难熬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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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也许有这么个人，别人先对他宣读判决书，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你被赦免了。”这么个人也许可以谈谈体会。基督也讲到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不能这样对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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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假死刑带给人的恐怖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可以谈谈体会”。关于人生中的这段关键性插曲，他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一再谈及。但是作为经过检查机关批准、公开发表的文字，这段经历却仅仅出现在《白痴》一书当中，而且是假借一位“白痴”之口，其发生的地点也被搬到了欧洲某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向人们展现出他的卓越技巧，在检查机关和“超我”的审视下，将个人的部分经历融入文字，并以此打破心理禁忌的桎梏：在《白痴》中，是1849年12月假处决这一国家实施的恐怖行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是弑父之罪。[48] 从这一意义上讲，《白痴》中娜斯塔霞将十万卢布扔进壁炉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作家自身的发财梦想借由虚构文字的一种释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书信中，这一梦想往往是其刻意避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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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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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累斯顿：《永远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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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的创作耗时越长，它在《俄罗斯导报》上的连载拖得越久，读者和评论界对其反应的冷淡便越发明显。在1868/1869年的俄国文坛，所有目光的焦点都集中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上，相形之下，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期发表的《白痴》还是其他作家的新作，都变得黯然失色。1868年夏，虽然小说还远远没有创作完成，但它的失败却俨然已是定局，由此带来的失望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女儿夭折而受挫的情绪更加陷入了低谷。沃韦壮观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景色，并没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带来他们希望的安逸心情。和在日内瓦时相比，夫妇俩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独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也并没有因为温和的气候而有所减轻。另外还有一个麻烦是，沃韦这里没有俄文报纸，对旅居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阅读俄文报纸就像每日三餐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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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娜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于是夫妇俩决定，一旦拿到俄国汇来的款项，便立即动身前往意大利。9月中旬，两人乘坐邮政马车穿越辛普朗山口，然后在米兰逗留了几个星期。在来意大利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米兰大教堂早就充满向往。但是，环境变化带来的好心情却没能持续多久。1868年秋，意大利北部的天气格外寒冷，整日阴雨绵绵。而且，米兰也一样看不到俄文报纸。于是，夫妇俩于12月初从米兰来到了佛罗伦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佛罗伦萨并不陌生，他知道这里不仅可以读到俄文报刊和书籍，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一点一定会让妻子感到开心。在过去一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平均每月都要完成三个半印张的创作，相当于大约五十页，所以他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喘口气，让长时间因工作压力而绷紧的神经放松。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两人初到佛罗伦萨后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安娜最开心的事是丈夫终于有时间陪自己散步，参观博物馆，去咖啡馆闲坐了。夫妻俩在距离老桥不远的圭恰迪尼大街上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公寓，每天从这里出发，到老城四处闲逛：皮蒂宫，波波里花园，大教堂，有著名“天堂之门”浮雕的洗礼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哪天发了财”，他一定要买一张大门的照片挂到书房里，“最好是一比一大小”。[49] 在佛罗伦萨的最初几周就像是两人的第二次蜜月，愉悦的心情让夫妻俩几乎忘记了物质窘迫带来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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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月完成《白痴》的写作之后，《俄罗斯导报》的定期汇款也随之中止。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直是靠这些汇款来勉强度日。他们本打算在小说创作完成后便离开瑞士，用剩余的稿酬还清欠款（或至少是大部分欠款），然后动身返回俄国。但是，这一计划却泡了汤。按照安娜的说法，杂志社为《白痴》支付的稿酬总共约七千卢布，两人在出国前为婚礼便花掉了近三千卢布。卡特科夫的汇票虽然能勉强满足夫妻俩的日常基本开支，但是每到月底，去当铺典当仍然是免不了的事。想省下钱来用作积蓄，更是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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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深信，在俄国有大笔债务在等着他偿还，那是当年哥哥去世后留下的。因此，回国的时间被一拖再拖。而比回国更紧迫的问题是，他必须早日确定给《俄罗斯导报》的下一部作品，以便得到定期汇来的预付稿酬。他初步决定以“无神论”为题创作一篇小说，以后再将它扩写成一部长篇，名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Das Leben eines großen Sünders ）。但是，他并不敢指望能凭这一计划如愿得到急需的稿酬。因此，当1869年1月斯特拉霍夫请他为新创刊的斯拉夫派期刊《曙光》（Die Morgenröte ）撰写一篇稿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顿时喜出望外。他答应为对方撰写一部篇幅类似于处女作《穷人》的短篇小说，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并请求对方即刻支付至少一千卢布。后来，斯特拉霍夫实际汇来的稿酬远远低于这一数目。好在幸运的是，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颇为体谅，并大方地汇来两千法郎作为新作品的预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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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下这两部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应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1869年初夏的佛罗伦萨天气格外炎热，让人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而且这时候安娜已经有孕在身，安娜的母亲也来到佛罗伦萨与他们同住。所以夫妇两人决定把家搬回欧洲中部地区，最初的目标是布拉格。1848年，这里召开了首届斯拉夫大会。1867年，第二届会议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举办。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为错过这两次会议感到遗憾。布拉格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摇篮，按照计划，9月初这里将举行扬·胡斯（Jan Hus）诞辰五百周年庆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借机与这个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斯拉夫兄弟民族建立文化上的联系，并与同道中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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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一家三口登上了前往威尼斯的火车，然后换乘渡轮来到的里雅斯特。在维也纳短暂停留后，于8月10日抵达布拉格。19世纪中叶的布拉格还不是今天这样的旅游胜地，而是一座土里土气的王宫城市。城里除了简陋的大学生宿舍，很难找到带家具的出租屋。此时，安娜已经临盆在即。经过三天无果的寻找之后，一家人被迫决定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而安娜却备感亲切的城市德累斯顿。没多久，他们便在市中心维多利亚大街上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1869年9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第二个女儿在这里出生了。他们为她起名叫柳波芙，这个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爱”。后来，柳波芙长大后，又用法语中“爱”的谐音给自己起名为艾米。“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孩子个头很大，健康又漂亮……但是，我们手头连十塔勒都拿不出来了。在佛罗伦萨时我们还以为，《俄罗斯导报》汇来的钱（两千卢布，作者注）足够我们支撑一时，可是和其他时候一样，我们又一次算错了账。”（1869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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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出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为养家糊口发愁。这段时间他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件，几乎都是在变着法儿借钱。他花了很长时间四处求人，直到他找到《曙光》杂志出版人瓦西里·卡什皮约夫（Wassilij Kaschpirjow），请后者为其下一部小说《永远的丈夫》（Der ewige Gatte ）预付两百卢布稿酬。卡什皮约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窘迫处境所表现出的冷漠和傲慢，令后者大为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