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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不是以为，我在信中向他描述的窘境不过是在玩弄辞藻？我饿着肚子，把裤子拿去当掉，只为了换两个塔勒拿来发电报，在这般情形下，我如何能够写作？！让我和我的饥饿见鬼去吧！可她还要给孩子喂奶，就这样，她还要把自己最后一条暖和的羊毛裙拿去典当！我明明已经在信里告诉了他我妻子的处境，他却仍然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我。他难道不知道，这不仅是对我，更是对我妻子的一种侮辱吗？侮辱，绝对是侮辱！我真想把钱给他退回去！他这种做法就像是一位主子对待自己的仆人，一个靠写字为生的下人！（186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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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后，在好友阿波隆·迈科夫的撮合下，卡什皮约夫终于把稿酬汇到了德累斯顿。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怨气，他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被克拉耶夫斯基当成文学奴隶的1840年代。那时候作为文坛新人，他只能听任别人给自己定价。如今他比当时年长了二十岁，没道理再躲在那些文坛巨匠的背后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可尽管如此，人们付给他的稿酬却只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半。更何况他对托尔斯泰的这部新作并不服气，这部被斯特拉霍夫称作俄罗斯文学巅峰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十分单薄，虽然谈不上太差，但并没有多少新东西（1870年4月5日）。在妻子怀孕期间，他拒绝给她朗读《战争与和平》，因为书中一位女主人公在童年时代便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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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中，缺钱仍然是核心话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服卡什皮约夫为《永远的丈夫》多付些稿酬，因为这篇小说的实际篇幅远远超过了预期。另外让他生气的一件事是，他在莫斯科的有钱的姨妈、身患老年痴呆症的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在失去自主能力后，其部分监护权被法院判给了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他还不得不违心地和“流氓斯特洛夫斯基”（1870年4月6日）商量最新两部长篇小说的再版事宜（186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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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69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完成了《永远的丈夫》的“苦役式写作”。这部从9月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实际篇幅超过了十一印张，几乎相当于一部长篇（1869年12月16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新作的厌恶，称之为一部“丑陋的小说”，他“从一开始便恨透了它”。其原因并不在于文字本身，而是因为它没能如愿在四周内完成，而是耗去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这些时间本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他更看重的长篇作品的，那是他答应给卡特科夫《俄罗斯导报》的约稿。不过，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永远的丈夫》并不看好，但陀氏研究者们却一致认为，1870年初发表在《曙光》杂志上的这部中篇小说是陀氏最出色的散文式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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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鸣曲》（Kreutzersonate ）一样，这部小说讲述的同样是一个和嫉妒有关的故事，其情节设计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两位主人公当中的一个是花花公子阿列克塞·维尔查尼诺夫，一个俄国唐璜式的人物；另一个是小职员巴维尔·特鲁索茨基。早在多年前，维尔查尼诺夫就给巴维尔戴了绿帽子。一天，特鲁索茨基带着一个名叫丽莎的可爱伶俐的小姑娘出现在维尔查尼诺夫家。从各种迹象看，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后者与特鲁索茨基刚刚去世的前妻偷情所生的私生女。面对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家伙，维尔查尼诺夫内心萌生出前所未有的父爱。他既感到内疚，同时又为女孩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他发誓要帮她摆脱恶劣的环境，并找到一户关系要好的人家，请他们帮助照顾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可是没想到，丽莎却突然染上了急症，在短短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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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件事后，维尔查尼诺夫和特鲁索茨基这对情敌彼此产生了好感。维尔查尼诺夫患有肝疼的毛病，特鲁索茨基知道一个偏方——夜里睡觉时用加热的盘子给肚子做热敷。于是他主动要求在维尔查尼诺夫家过夜，好帮他换热敷用的盘子。这天深夜，维尔查尼诺夫从噩梦中突然惊醒，浑身大汗淋漓。他在黑暗中坐起身，伸手摸到了一把刀子。那是一把打开的折叠剃须刀，特鲁索茨基正准备用它切断情敌的喉咙。于是，两人摸黑撕打了起来。维尔查尼诺夫尽管手受了伤，却还是成功制服了对手，并用绳子捆上了对方的手脚。第二天一早，他放开了特鲁索茨基，“‘你走吧！’他用柔和的嗓音说道，随后锁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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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病态的谋杀戏由此变成了一出闹剧。时隔两年后，维尔查尼诺夫在乘火车旅行途中与情敌再次偶遇。与特鲁索茨基同行的是他的新婚妻子，一位爱卖弄风情的乡下女子。她见到维尔查尼诺夫后不久，便开始主动和他调情，并邀请他去附近的自家田庄做客。特鲁索茨基这个“永远的丈夫”把维尔查尼诺夫拉到一边，恳求他不要接受邀请。这时的维尔查尼诺夫早已摆脱了旧日的创痛，又变成了一个志得意满的“万人迷”。他笑了笑，慷慨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准备换下一班火车继续旅行。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没有！维尔查尼诺夫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过去的那段经历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梦。医生建议他“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变换饮食或出门旅行，或不妨尝试一下泻药”。维尔查尼诺夫心里虽然想，或许是有神明在“为他的品行操心，所以才让这些恼人的记忆跑来纠缠他”。但他很快便“自嘲”地打消了这种顾虑，因为“每当他思考自己的问题，都会不自觉地站到嘲讽的角度上”。对一个贪图享乐的人来说，“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与喜欢自嘲的心态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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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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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霍夫对《永远的丈夫》赞誉有加。1870年2月，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它无疑称得上是一部杰作。依我之见，它是您迄今创作的技巧最娴熟、主题最有趣、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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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霍夫的赞誉不仅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而是有着“根基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根基派”最重要的理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曾把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中的派别之争称为西方“野兽型”和俄国“温顺型”之间的斗争。这种类型划分是受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874～1891年）有关斯拉夫人章节的启发，后者将热爱和平的斯拉夫人称作“盗贼和掠夺者的敌人”，与之形成反照的是那些侵略型民族，特别是德意志人，他们总是不断地对相邻民族施加“严重的冒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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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远的丈夫》第七章中，维尔查尼诺夫对特鲁索茨基说道：“见鬼！您是个真正的‘野兽型’人物！在我看来，您就是个‘永远的丈夫’，其他什么都不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两位主人公分别属于哪种类型。说到底，他们二者皆是。特鲁索茨基这个“心地善良的被戴了绿帽子的人”，[52] 从“温顺”之人变成了潜在的杀人犯和“野兽”；相反，身为俄国唐璜的维尔查尼诺夫原本是个典型的“野兽型”角色，然而当亲生女儿丽莎出现在他生活中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脾气温柔、沉浸于天伦之乐的“温顺型”人物，并由此成为变身“野兽”的对手特鲁索茨基眼中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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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远的丈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注重心理剖析的叙述者，而非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因此，格里戈利耶夫的类型划分对理解这篇文字本身并不具有核心意义。但是，小说中对格里戈利耶夫观点的提及，仍然可以被看作作者对《曙光》杂志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认同。1869年，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s）在《曙光》杂志上发表的《俄罗斯与欧洲》（Russland und Europa ）一文，堪称“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教义阐释或法典”。[53] 丹尼列夫斯基也卷入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但因为调查机关相信了他自述无罪的说法，没有被判处重刑。不过，他在获释后仍然还是被逐出了圣彼得堡，被强制在外省为国家服役。身为自然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后来参与过多次民族志领域的考察活动，对俄国渔业特别是鱼类养殖业做过专门的调查。这项工作给他提供了大量时间和机会从事涉猎广泛的文化形态学对比研究。这些研究与历史学和生物学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往往被归入自然科学一类，并且看似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特征。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它与客观丝毫扯不上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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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日耳曼-罗马（欧洲）文化类型在统治世界之后，已经走过成熟期，进入了衰落阶段；而斯拉夫文化类型称霸世界的时代则已被列入了历史日程，但从政治上讲，只有当斯拉夫民族在俄国这个唯一独立强大的斯拉夫国家领导下结成联盟时，这一目标才有望实现。斯拉夫人温和、“反对一切暴力”的本性是以“温柔、顺从和敬畏”为特征的，因此是所有民族中“最接近基督教理想的”。[54] 在放弃暴力的同时，“对宗教真理的渴求”与对东正教的坚定信仰走到了一起。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与这两者相对立的是异端邪说（天主教、新教）以及西方社会的日趋世俗化。受温顺性格的影响，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都普遍具有特殊的“顺从能力和习惯”。这一点再加上“对政府权力（即沙皇）的敬畏与信任”，以及“将人民和国家利益置于私人和个体利益之上”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丹尼列夫斯基眼中的俄罗斯特征，并由此形成了自尼古拉一世时代以来的三位一体制度——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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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宗教性是斯拉夫人最突出的文化历史特征，而“斯拉夫文化类型首次在最广泛意义上汇聚了文化创造性的全部要素”，所以丹尼列夫斯基坚信，斯拉夫人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看作上天选定的民族，正如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和拜占庭人一样。[55] 这种具有救世色彩的观点，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国斯拉夫派的使命意识提供了重要根据。不过在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好感也与两人经历的相似性有关，他们在政治信仰上都经历了同样的改过自新的过程。“他（丹尼列夫斯基）曾是一个多么狂热的傅立叶主义者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同为《曙光》杂志撰稿人的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如今这位傅立叶主义者转身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并重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屠格涅夫是从一个俄国作家变成了德国作家，其人品之卑劣由此可见。”（186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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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最后岁月：治愈赌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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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第二次在德累斯顿旅居的日子又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永远的丈夫》的稿酬少得可怜，就连卡什皮约夫付给他的几百卢布，也是他苦苦哀求才得到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他向卡特科夫拿出靠谱的新小说写作计划之前，《俄罗斯导报》这个迄今最可靠的收入渠道便是关闭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另外寻找收入途径。他委托继子帕沙和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在圣彼得堡将出版商斯特洛夫斯基告上了法庭，因为后者未经允许便出版了《罪与罚》单行本。在提交诉状的同时，他也在设法劝说斯特洛夫斯基出版《白痴》的单行本——在授权的情况下——这可以为他带来几千卢布的收入。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发现，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商业途径，他都不可能指望从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得到一分一文，因为后者此时已经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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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很大希望寄托在莫斯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的遗产上。1869年，他从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处得知姨妈已经过世的消息。1863年姨夫亚历山大·库马宁去世后，除不动产外，还留给了妻子十七万卢布现金遗产，这个数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让想象力驰骋时才能想到的数目。据说，姨妈在遗嘱中将四万卢布捐给了一家修道院。由于姨妈长年患老年痴呆，一直处于监护之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是一个对遗嘱提出质疑的好机会。他希望能够为自己和兄弟们每人争取一万卢布遗产，这样一来，他的财务困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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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迈科夫那里得到的是假消息。在1869年时，姨妈至少在身体上仍然健康无恙。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不及待地为遗嘱问题把矛头指向了库马宁娜两位监护人之一，这使得他的处境变得格外尴尬。更尴尬的是，他为此事不仅得罪了身为第二监护人的弟弟安德烈，还得罪了莫斯科的几位妹妹和家人，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外甥女索妮娅·伊万诺夫娜都为此和他断绝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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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指望从斯特拉霍夫和姨妈那里拿到钱救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又一次把希望放在赌博上。早在1870年春，他便挡不住诱惑跑去巴德洪堡玩了一周轮盘赌，结果当然是空手而归。如今到了1871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重返赌场。这次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安娜的主意。在欧洲漂泊了整整四年，再加上无休止的经济压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日益低落消沉。“为了缓解他的不安情绪，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写作的悲观思想”，安娜迫不得已，只得寄希望于轮盘赌。[56] 于是，她从家里仅有的三百塔勒中拿出了一百二十塔勒给了丈夫，让他去威斯巴登试试手气。在坐了十七个小时火车，刚刚抵达目的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一头扎进了赌场，把所有钱输了个精光。他赶紧写信给安娜，请她再寄三十塔勒给他。安妮娅很快便回了信，但并没附上他索要的款项。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哼哼地又写了封信催妻子寄钱，但信却没能寄到。连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都承认，这封信写得“既卑鄙又残忍”（1871年4月28日）。他每隔半小时便跑一趟邮局，打听安娜的汇款有没有到。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终于等来了从德累斯顿汇来的三十塔勒。眨眼间，这笔钱就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他只好再向安娜“最后一次”讨要三十塔勒，并发誓今后再不踏入赌场，因为他“这三天里已经变作了另一个人，即将开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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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底和5月初从德累斯顿写给安娜的信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赌瘾、对赌博的愧疚以及悔过自新的决心。以往他每次犯赌瘾时，都会在妻子面前重复这一套说辞。对此，安娜早已经听腻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次自责来得比以往都要真诚，而且，他的理由也是实实在在的：此时安娜已身怀六甲，到7月，夫妻俩将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为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威斯巴登用赌博调剂心情，安娜又一次当掉了首饰。之后又当掉了几件首饰，才让丈夫有钱买回来的车票。而且，丈母娘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尼特金娜近来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娜还要帮助丈夫瞒着母亲，不能让她知道丈夫去威斯巴登的真实目的。安娜在回忆录中摘录了丈夫在1871年4月28日写给她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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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娅，我的天使！我发生了一件大事，将近十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哥哥死后、我突然被债务压倒那时候起）一直折磨着我的荒唐的念头终于消失了；我过去总是幻想着赢钱，想得认真而且热切。可现在，这一切已告结束，这确确实实是最后一次。你可相信，安妮娅，现在我的双手获得了解放，过去我受赌博的束缚，我现在要考虑正经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想着赌博了。然后，我的工作也会有更快的进展，愿上帝保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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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威斯巴登的插曲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然再未进过赌场。事实上，他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不久后，他便将返回俄国，而赌博在俄国历来是被禁止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的赌场也将全部关闭。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治愈”的关键原因却另有其他。在过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无论赌博还是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这就是冒险的刺激。时间压力越大，失败的风险越高，其文学创造力便越旺盛。当然，冒险对写作的自我激励作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未彻底消失，但是当他返回俄国后，随着家庭、社会以及写作环境的变化，冒险对文学创作的刺激作用变得越来越弱。在德累斯顿的这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固定的工作节奏，并在未来十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规律。在威斯巴登受挫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必须集中精力写作，尽快完成答应卡特科夫、原名《无神论》（Atheismus ）的小说。同时，他也在继续酝酿题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新长篇计划，这部作品将记述一个人心灵净化的历程，其形式类似于后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生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新作结合了对1860年代俄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最后定名为《群魔》，其大部分内容是在德累斯顿期间创作完成的。1871年1月，小说在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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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一出魔鬼的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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