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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问世时，格拉诺夫斯基已经去世十五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应该并不熟悉。但是1870年，一本由亚历山大·斯坦克维奇（Alexander Stankewitsch）撰写的格拉诺夫斯基传记在俄国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派同人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为此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书评，将格拉诺夫斯基称作60年代虚无主义一代的精神先辈之一，其地位与别林斯基比肩。三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皇储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寄去了一本《群魔》单行本，并在附函中控诉了俄国欧洲化以及民族意识匮乏的危害，并指出，正是后者造成了类似涅恰耶夫事件的悲剧。“我们的别林斯基们和格拉诺夫斯基们一定不肯相信，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是涅恰耶夫们的‘生父’的话。”（187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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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情节最复杂的一部。为了把情节交代清楚，作者给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作为铺垫。这些背景信息不仅描写生动，而且经常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蓝本，这使得读者的注意力被其吸引，而几乎忘记了正题。小说前三章都是围绕“父辈”人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展开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精神矍铄、注重仪表，总是以优雅的形象示人。他对黑格尔颇有研究，对其自由观十分推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在大学教授历史，并发表了一篇以《1413～1428年德国小城汉瑙在政治和汉萨同盟方面所起作用》为题的论文，并在其中论述了“这一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至今弄不清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明显是影射格拉诺夫斯基，因为后者也撰写过一篇有关德国汉萨城市的论文。从开篇部分的这段话便可感受到浓厚的讽刺意味，它也为全书对“父辈”一代人的描写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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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个空想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一部类似《浮士德》第二部的乌托邦式神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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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已是最后一场，突然出现了巴别塔，建造该塔的一些大力士们终于唱着新的希望之歌把这塔建成了。当他们已经建到塔顶的时候，有个神，比如说，俄林波斯圣山的统治者吧，却可笑地逃跑了。于是恍然大悟的人类便占领了他的位置，立刻以洞察万物的新见解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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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以悲剧方式，第二次是以喜剧形式。在《群魔》中，这个顺序是颠倒的。在人类以滑稽可笑的方式赶走神之后，在小说第三部分出现的是一出颠覆一切价值观的悲剧，一场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正如《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预言的失去上帝后的世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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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长诗”落到了当局手中，他的学术生涯也就此结束。他离开圣彼得堡，在前妻留下的毗邻某外省城市的庄园住了下来。小说的所有后续情节，都是在这里上演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享受着一位被埋没天才的卑微名声。由于他无法负担自己一向习惯的阔绰生活，包括赌博和由此带来的损失，因此应聘到一位富有的将军遗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的府上做事。后者和很多人一样，把斯捷潘视作一位天赋异禀的奇人，并以优渥薪金聘请他担任儿子尼古拉的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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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始终保持在暧昧的状态，两人在私下谈话时也从来都对此避而不谈。因为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已经成年，作为家庭教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身份早已有名无实。每个夏天，他都是在瓦尔瓦拉家的花园厢房中度过。对她来说，他是她的聊天伴侣、受她摆弄的布偶和儿子的替身，虽然从年纪上讲，两人原本属于同龄人。渐渐地，他变成了“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发明，成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某种东西”。她为他制定每日的作息时间，为他设计服装，给他整理领结，如果她发现这个老帅哥在花白的鬓角上喷了太多的古龙水，或在西服胸兜里塞了块过于花哨的手帕，她便会立刻醋意大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也禁不住问自己，瓦尔瓦拉对自己的感情也许并不仅仅是母亲式的关怀与疼爱，于是在一个5月的黄昏，在夜色朦胧的花园里，两人进行了一场“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两人分手后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站在花园厢房敞开的窗户前，点上一支雪茄正准备抽，却发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花园里，用仇恨的目光紧紧盯着他，悄声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件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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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对鲍西丝和费莱蒙式[62] 的中年知己，另一个人物形象逐渐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他就是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对这个人物的介绍最初是以转述的形式作为第二手信息呈现出来的。他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她已故将军丈夫的独子，年幼时，这个性格文静腼腆的男孩是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呵护和调教下长大。从贵族学校毕业后，他按照母亲的意愿去服兵役，以喜欢惹是生非而远近闻名。他进行了两次决斗，一个对手被他一枪毙命，另一个被他弄残。犯事后，他被军事法庭罢黜为兵，发配到一个步兵团服役。仗着母亲的关系，他很快又被提升为军官。但是在得到提升后，他却忽然退伍，跑去圣彼得堡跟一群社会混子为伍。有一天，他重新出现在家乡城市，而且并不像母亲想象的那样，邋里邋遢，留着肮脏的胡子和指甲，而是漂亮、英俊而优雅。“他的头发似乎太黑了点，他那浅色的眼睛似乎太平静、太明亮了点，他的面孔的颜色似乎太柔和、太白皙了点，他脸上的红晕似乎太鲜艳、太纯净了点，他的牙齿像珍珠，他的嘴唇像珊瑚——简直像画儿上的美男子似的，同时又似乎令人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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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圣彼得堡的社交界左右逢源，但经常无缘无故地搞些恶作剧，弄得满城风雨。[63] 有一天，“这头野兽又伸出了爪子”，这次的对象是俱乐部主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后者平日的一句口头禅是：“不，您哪，休想牵着我的鼻子走！”这天，老人刚刚说完这句话，尼古拉突然走到他身边，出人意料地伸出两根手指使劲捏住了他的鼻子，拽着他，就像把一只羊拖向屠宰凳。令周围人感到气愤的是，他在这么干的一瞬间完全是机械式的，似乎若有所思，脸上也没有挑衅者常见的讥讽和嘲笑的表情。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做的第二件无礼的事是，在一场舞会上，他突然走向女主人，“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搂住她的腰，吻了吻她的嘴唇，接连亲了三次”。然后，他走到怒不可遏的男主人面前，干巴巴地说了句：“请别见怪。”说罢便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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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丑闻。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找到和自己沾亲带故的省长，请他出面教训教训自己的儿子。这天，省长问斯塔罗夫金：“究竟是什么促使您干出这种无法无天和毫无分寸的行为来的呢？”斯塔罗夫金向省长俯下了身子，把嘴凑到他耳朵旁边，仿佛要对他说些什么。这时候，这头野兽又一次凶相毕露，这次他亮出的不是爪子，而是牙齿。他突然张开嘴，用牙齿噙住省长的耳朵，使劲地咬了咬，把后者吓得闭过气去。这样一来，原计划由长辈对晚辈的管教也便落了空。尼古拉被警察逮捕，关进了拘留所。但是在关押期间，他突然犯了严重的酒狂症，警方只好放弃了对他的处罚。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康复后离开了军队，去国外游历。他走遍了整个欧洲，甚至还到过埃及，去过耶路撒冷。家人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是从巴黎。在此之前，他在瑞士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结识了一群有革命倾向的年轻人。这群人当中的两个人最近返回了俄国，一个是前大学生伊万·沙托夫，另一个是工程师阿列克谢·基里洛夫，两人住在城郊的同一栋公寓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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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斯塔夫罗金，第四个主要人物被带入了读者的视野，他就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父亲口中的“小彼得”（彼得鲁沙）。按照父亲的描述，彼得在读者的想象中是一个喜欢秋色暖阳的带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但实际上，彼得鲁沙是个富有心机的家伙。身为大学生的他并不喜欢诗，而是热衷于政治，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其迷恋。他因参与草拟一份传单而被牵连进了一桩案子，但在案件审理前成功脱身，逃到了瑞士日内瓦。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韦尔霍文斯基是恐怖分子谢尔盖·涅恰耶夫在小说中的虚拟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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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九年多没有见到儿子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方面期待着能早日与儿子重逢，但另一方面又对后者的出现十分恐惧，这是因为彼得拥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前妻那里继承的田庄的一半所有权，而斯捷潘由于在俱乐部打牌时欠下了巨额赌债，为了偿还债务，田庄早已被他零星变卖。这时，儿子突然来信告知，不久后他将返回家乡，以便接手出售母亲遗产换来的收入。眼看好友陷入了窘境，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答应出面相助，但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条件：她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迎娶养女达里娅·沙托娃（达莎）。达莎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儿子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旧情人，而且尼古拉的情人远不止她一个。斯塔夫罗金在瑞士时便勾搭上了母亲好友的独生女丽莎，而且有谣言称，他还在圣彼得堡勾引了酒徒列比亚德金大尉的妹妹、头脑有些疯癫的瘸腿女子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并和她秘密结了婚。也就是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要同“别人的罪孽”结婚，为此，瓦尔瓦拉将替他偿还债务，并愿意供养他和达里娅一辈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陷入了苦苦的思索。能够借机彻底摆脱财务上的危机，对他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令他伤心和气愤的是，和他保持了二十年近似夫妻关系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竟然如此绝情，就这样一甩手把他卖给了一个年纪相差甚远的陌生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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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到这里，整个第一部分的大半部实际都是在为后面的情节做铺垫。读者要耐着性子读完整整一百页，才会等来几位主人公的正式出场。当几位“子辈”、此前交代过的几位人物陆续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聚齐时，大戏才真正开始上演。第一个登场的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涅恰耶夫的化身）。为了描述他的相貌，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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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说他长得丑，但是任何人看到他的脸又都不喜欢。他的脑袋越往后越长，仿佛从两侧给压扁了似的，因此他显得尖头猴腮。他的脑门高而窄，但是面容猥琐；目光锐利，鼻子小而尖，嘴唇长而薄。面部有病容，但是这不过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的脸庞和靠近颧骨的地方有一道干枯的皱纹，这就使他具有一种似乎大病初愈的模样。其实他很健康，很强壮，甚至于从来就没有生过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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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堆砌起来的大量贬义词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描绘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真实相貌，而是一幅小丑式人物的漫画像。紧随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之后，斯塔夫罗金走进了客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一直渴望见到儿子，但是当后者走进来的一刻，她却用命令的手势让他停下。“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她用严肃的口气带名带姓地称呼他，“请您立刻告诉我：此话是否当真，这个不幸的瘸腿女人——这就是她，就坐那儿，你看着她！有人说她……是您的合法妻子——此话当真？”她用手指了指一边吓呆了的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斯塔夫罗金面对母亲的质问显得格外平静，他体贴地拉着玛丽娅的手，把她带出了客厅，并安慰她道：“您想想，您是个姑娘，而我虽然是您最忠实的朋友，但是对您来说毕竟是外人，既不是丈夫，也不是父亲，也不是未婚夫。”斯塔夫罗金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在撒谎，而且是把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一下子变成了路人。他的母亲却由此舒了一口气，并决定将玛丽娅收作义女，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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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塔夫罗金送走玛丽娅返回客厅后，谈话又再度陷入紧张之中。之前一直在充当和事佬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语气傲慢地向达里娅·沙托娃道喜，祝贺她将与自己的父亲成婚。斯塔夫罗金面对将为“自己的罪孽”成婚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置身事外的样子。伊万·沙托夫这时候沉不住气了。他了解斯塔夫罗金的为人，并且知道他与妹妹达里娅的关系。他突然冲到斯塔夫罗金面前，挥起胳臂、用足力气打了他一个耳光。在座的人都清楚，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因此人们心想他一定会跟对方决斗，甚至把这个侮辱他的人当场立刻打死。但是斯塔夫罗金却面色煞白，一言不发地看着沙托夫，然后忍住怒火，扭过身去。这个耳光的真实原因作者在后面才做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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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一部分就此结束。在之后的两部分中，作者的叙事节奏明显加快。沙托夫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领导的一个秘密团体“五人小组”的成员，但身为基督徒的他对革命的意义逐渐产生了怀疑，因此打算退出这一组织。这些质疑的想法恰恰是斯塔夫罗金灌输给他的。后者的名字便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斯塔夫罗金这个名字中包含着希腊文的“stauros”，意为“十字架”。如果结合斯塔罗夫金曾经的耶路撒冷朝圣之行，这个名字可以引申为“背负十字架的人”，也就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人。但对读者来说，最开始这不过只是一种模糊的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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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一开始，斯塔夫罗金暂时退到幕后，事态的发展主要是由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操控。他在全城四处制造流言蜚语，把自己的父亲当成了诽谤的对象，并一手导致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间的决裂。瓦尔瓦拉最终将这位结交数十年的老友逐出了家门。除了讨好瓦尔瓦拉，韦尔霍文斯基还千方百计拉拢省长冯·连布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妻子以及大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先生——屠格涅夫的漫画式化身，同时还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到处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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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罗夫金对韦尔霍文斯基的事业逐渐失去了兴趣，特别是当他听说后者计划对打算退出组织的沙托夫实施暗杀时。为了拉住斯塔罗夫金，韦尔霍文斯基不惜扯下面具，向对方说了实话。他告诉对方，他真正关心的既非革命，也不是公平和正义，他的目的是要制造混乱，闹它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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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将变成一片昏暗，大地将会哭泣，怀念古代的神明……这时我们就要让一个人粉墨登场……让谁呢？”“谁？”“伊万王子。”“谁——？”“伊万王子；您，您！……他在，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他，他隐蔽起来了。传播了新的真理就‘隐蔽起来了’。到时候我们再搞三两件所罗门式的判决。有几个小组，有几个五人小组也就够了——用不着报纸！如果一万件投诉中有一件得到了满足，大家就会纷纷提出投诉。于是每一个乡里的每一个庄稼人都会知道，什么地方有个树洞，任何投诉都可以投进去。于是全球将会响起一片呼号：‘现在实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将会汹涌澎湃，简易的戏台将会倒塌，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最好兴建一座石头建筑。头一回！我们将要建设，我们，只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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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石头建筑指的是巴比伦塔，而所谓“隐蔽起来的神明”、韦尔霍文斯基要让他“粉墨登场”的世界新主宰，便是人神，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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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韦尔霍文斯基的秘密计划后，斯塔夫罗金对和这群阴谋者共事更失去了兴趣。在犹豫不决之际，他去修道院拜访了因病退隐的前主教吉洪，目的是要在后者面前做一番忏悔。早在几年前他便将忏悔写成了一份自白书，并在国外印刷成册。在这份自白书里，主人公袒露了过往犯下的许多罪孽，其中包含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当年拒绝将这部分内容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65] 斯塔夫罗金多年前曾经诱拐了一位名叫马特廖莎的幼女，她是斯塔夫罗金在圣彼得堡时房东的女儿。他勾引她的原因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诱拐行为的后果，并把它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方式。在被斯塔夫罗金抛弃后，这个崩溃绝望的女孩选择在阁楼上吊自杀，而斯塔夫罗金成为这一事件的间接目击者。他坐在旁边的房间里，想象着这个不幸女孩自杀时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姿势：“现在她走到高处，现在她系上了环扣，现在她爬上了椅子……”读者这时候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塔夫罗金会自诩比萨德侯爵更胜一筹，同时也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露人的潜意识方面的高超手法感到震惊，那些潜藏在读者内心的卑劣、邪恶和偷窥的欲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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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邪恶的看客心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韦尔霍文斯基和他的党羽为了颠覆公共秩序上蹿下跳，革命传单被散发到全城各处。省长对局势逐渐失去了控制。在省长妻子于府邸举办的一场失败的游艺会之后，城里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和火灾。这场骚乱因大尉列比亚德金和妹妹、斯塔夫罗金的合法妻子玛丽娅被韦尔霍文斯基指派的凶手暗杀而升级，并以暴乱人群对丽莎及其未婚夫的施暴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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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高潮是后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它同时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针对大学生沙托夫的政治暗杀活动。这起案件也是由韦尔霍文斯基精心策划的，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桥梁工程师阿列克谢·基里洛夫。他与沙托夫相识多年，并与后者住在城郊同一栋公寓楼里，其所在大街名叫“上帝显灵街”，对基里洛夫这位无神论者来说，这样的街名显得颇有深意。基里洛夫最初是以雅各宾派的形象登场的，据说“为了在欧洲树立健全的理性，他甚至要求砍掉一亿颗以上的脑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知后吃惊地对他说：“您想给我们修桥，同时又宣布您奉行破坏一切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您给我们修桥的。”“什么？您说什么……啊呀，见鬼！”基里洛夫惊呼道，突然又“开心而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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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笑起来如此天真和孩子气的人，是不可能“砍掉一亿颗以上的脑袋”的。基里洛夫既不是一个真正的破坏者，也不是一个恶人。相反，他心地很善良，而且正因为善良，所以才感到痛苦。这种痛苦是全人类的痛苦，而痛苦之最便是对死亡的恐惧。一个心怀恐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身为恐惧的奴隶，他是不自由的。这个世界的法则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岔子。基里洛夫最终将上帝告到理性的裁判所，其诉状是：上帝是一个恐怖分子，一个“由虚无的痛苦构成的鬼怪”，[66] 其统治完全建立在恐惧和惊吓之上。因此，按照基里洛夫的观点，上帝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疼痛”，因此上帝存在的意义只是判处人的死刑，而杀死上帝的唯一手段便是自杀。因为有勇气杀死自己的人——尽管其唯一目的是消除恐惧——将取代上帝，成为上帝本身。“然后才能脱胎换骨，超凡脱俗，变成一个新人”，即所谓人神。正如基里洛夫在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中所说：“他会再来的，他的名字叫人神。”斯塔夫罗金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口误，把“神人”说成了“人神”。基里洛夫答道：“人神，区别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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