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567268e+09
1705672680
1705672681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听说了基里洛夫的这套自杀理论，并决定利用他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指使基里洛夫在自杀前写下一份声明，把暗杀沙托夫的罪责揽到自己头上。在11月的一个寒冷深夜，沙托夫被骗到大花园一处偏僻无人的角落，被韦尔霍文斯基残忍地枪杀了。这起事件的许多细节与左翼恐怖组织“六二运动”1974年夏天在柏林格鲁讷瓦尔德刺杀大学生乌尔里希·施米克尔的过程极其相似，以至于人们有理由猜测，现实中发生的这起暗杀活动正是以沙托夫事件为样板实施的。在接下来描写基里洛夫自杀的一章中，由于基里洛夫在关键时刻卡了壳，韦尔霍文斯基只得威言相逼，迫使对方最终饮弹自尽。在这段悬念丛生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充分展现出他在揭示人的病态心理方面的超凡天赋。
1705672682
1705672683 如果说前面的几章是用环环相扣的悬念调足了读者的胃口，那么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则是用情节剧的手法将故事推上了高潮。就在沙托夫被杀前不久，和他分开数年的妻子达里娅·沙托娃意外回到了他的身边。即将临盆的沙托娃已经开始了阵痛，而明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生父的沙托夫却被“新人出生的神秘感”深深地打动了。在小说结尾时，年迈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一次隆重登场。他出人意料地兑现了自己当众宣布的计划，离家出走，像一个朴素的修行者一样踏上了宽阔的乡村公路。但是对于长途旅行来说，他的行装明显过于简陋：时尚单薄的短大衣、雨伞，外加一条薄毯和一个提包。果不其然，他很快就染上了寒热病。一位在路上遇到的女《圣经》推销员收留了他，将这个发着高烧的老男人带到一个小旅店，并应他的要求，给他念了《约翰福音》中的一段：
1705672684
1705672685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05672686
1705672687 接下来，她又给他念了《路加福音》中群魔走入猪里的一段（路加福音，8：32-36）。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段话概括了整部作品的精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位自由主义者和沙龙革命家在奄奄一息时，最终回归到对上帝的信念，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上帝之所以于我是必需的，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让大家永远去爱的事物……”在这里，他说的是“事物”，而非“人”；是伏尔泰所说的“必需”，即理性法则，而非信仰。这不是一段信仰宣言，而是在陈述一句信条。透过这些措辞可以明显感觉到，说出这番话的人在态度上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从这一点来看，斯捷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虔诚的，准确地讲是渴望得到信仰的主人公们都是同路人。他们始终走在寻找上帝的路上，并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很少会自称已经找到了目标。但是，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来讲，这些人都是“热”的（路德译德语版《圣经》中用的词是“warm”，即温热），俄语版《圣经》更准确地称之为“炙热”（gorijátschij，即英文“hot”，希腊文“zestós”），而路德版《圣经》中所说的“如温水”在俄语版《圣经》中译为“温热”（tjoplyj，英文“warm”，希腊文“chliarós”）。
1705672688
1705672689 这里的“温度”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差异。《约翰福音》中的话令人联想到斯塔夫罗金去修道院探访吉洪主教的一幕。当时，斯塔夫罗金请求吉洪主教为他念《启示录》中的一段话，后者当时便将这段背诵了出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如温水”般的“不冷也不热”，正是斯塔夫罗金精神气质的核心，虽然吉洪主教在这里并没有对这一判断做出更多解释。在《群魔》的所有角色中，斯塔夫罗金是最“富有”的一个：显贵的出身，富裕的家境，英俊潇洒的容貌，还有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感性和求知欲。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所有角色中最“贫穷”的一个。他只是因为“无所事事”，也就是无聊，才参与了革命，并且很快便感到了厌倦，正如他对待所有迷恋过的思想和女人一样。包括那些受其鼓动参与革命的人，比如沙托夫和基里洛夫，最终也被他抛弃。斯塔夫罗金是一个“野兽型”的人，一个欲壑难填的“唐璜”，一个居住在瑞士并享有瑞士公民权、失去了根基的俄国人，因染上欧洲浪漫主义的“世纪病”（mal dusiècle）而陷入了沉沦。
1705672690
1705672691 从这一意义上讲，斯塔夫罗金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变种，是其“终极化身”。[67] 他有满身的精力不知如何打发，于是整日纵情于酒色，仿佛是在向自己的生命极限发出挑战。在精力耗尽之后，他所剩的出路只有自杀。他在留给旧情人达里娅·沙托娃的信中写道：“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抱住一根原木可以泅渡过河，可是抓住一根劈柴却过不了河。”这位“乌里州的公民”最终吊死在火车站附近、距离斯克沃列什尼基田庄不远的一栋两层木屋里。“小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不要怪罪任何人，我自己。’”
1705672692
1705672693 文化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类型划分成“变化型”和“不变型”两种。其中“变化型”指的是一些人物有能力突破初始设定的语义场（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个性等），进入与之相反的语义场（“反义义场”）。而“不变型”（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常量）则是那些没有能力突破这一界限的人物。从《群魔》的人物结构来看，斯塔夫罗金似乎是一个标准的“变化型”人物，一个“行动者”。但事实上他却是“不变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在其面对的各种生存可能性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68]
1705672694
170567269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选择困境是每一个主人公面对的个性考验。这一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性结构有关，因为其小说的情节发展往往都会指向一种选择、一种决定，一种是与非之间的权衡。[69]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戏剧化手法的偏爱，还有伦理观在背后所起的作用，这种伦理观与克尔凯郭尔的理论颇有相通之处。克尔凯郭尔以审美生存与伦理生存划分人的生存状况的观点，为我们理解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提供了钥匙。斯塔夫罗金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审美生存，它指的是人作为一种被欲望驱动的生物而存在，其生存是被自身需求所控制，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更多是动物而非人。而只有在进入伦理生存后，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人，它要求人必须在非此即彼的境况下做出选择。“选择是伦理生存最根本和最具说服力的表现形式。”[70] 它是自由的表现，因为“是选择的能力为人类开启了自由的视野和对善恶的认识”。[71]
1705672696
1705672697 一个没有能力选择的人，只能“在消沉中枯萎”。[72] 斯塔夫罗金便是如此，正如他在绝命书中所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决断力。他那面如死灰般的呆滞表情暴露了一个事实：早在肉体死亡之前，他的内心便已枯涸。另外，作为一个审美生存的人，他永远都是被情绪左右，在激昂、暴虐、抑郁和绝望中摇摆浮沉。斯塔夫罗金自己也承认，他在国外接触和传播的教义是受当时“心情”的影响。用沙托夫的话说，他在讲述那些思想时，仿佛是在讲述与己无关的身外之事。斯塔夫罗金的审美生存方式还表现在他对待世界的冷漠态度上，他的整个生命都被这种性格毒害。他就像一个“冷血麻木的怪物”，[73] 在他眼里，“不管是什么淫乱行为，禽兽行径，或者是什么丰功伟绩，甚至为人类牺牲生命，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冷血和麻木将斯塔夫罗金挡在了伦理生存之外，把他变成了“冷漠世界的沙皇”。[74]
1705672698
1705672699 伊万·沙托夫曾经是斯塔罗夫金的门徒，如今却是他的对手。从虚无主义者到基督徒，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者，从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到人民之友，沙托夫的反叛之路，正是斯塔夫罗金一手促成的。是斯塔夫罗金将“上帝与故土”的思想灌输给了沙托夫，并且告诉他，那个变成了政权的罗马天主教所宣扬的基督，是屈服于撒旦第三种诱惑的基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所写，斯塔夫罗金也曾表示，“如果能像数学般精确地证明，真理存在于基督之外，那么（他）宁可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这位沙托夫曾经的导师说过，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科学与理性的原则之上，而只能服从于另一种力量，一种不断肯定存在和否认死亡的力量。整个民族的存在原则，“说到底就是寻神，寻找自己的神，而且这神一定要是自己的”，这个神是“一个民族加在一起而形成的综合的个人”。因此，文化消亡的一个标志便是：所有民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神和共同的价值体系。“一个民族越是强大，它所信仰的神也就越与众不同。”在所有民族中最强大的，正是“天赋使命”的俄罗斯民族。
1705672700
1705672701 听到沙托夫当着自己的面，说出这些自己说过的话，斯塔夫罗金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而是反问道：“您自己是不是相信上帝？”“我相信俄罗斯，我相信俄罗斯的东正教……我相信基督的肉体……我相信基督二次降临将出现在俄罗斯……我相信……”沙托夫闪烁其词地答道。斯塔夫罗金继续追问：“那么您相信上帝吗？相信上帝？”“我……我会相信上帝的。”沙托夫的名字中包含着俄语动词“schatát”，它的意思是“漂浮，摇摆”，因此如果按照词意来理解，沙托夫是“一个还没有（从空中）落到实地的人”。但实际上，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不同，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斯塔夫罗金还在犹豫不决中彷徨时，沙托夫已经走在寻神的路上。斯塔夫罗金尽管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但他并没有最终投靠“恶”，而是选择与“恶”游戏。他对“善”的态度亦是如此：虽然他当众承认了自己与玛丽娅·列别金娜的婚姻关系，并且要向全世界忏悔，但是吉洪主教清楚，这份忏悔并非真诚的悔过，而是一篇傲慢自负的自白。即使面对忏悔这件最需要严肃和诚意的事情，斯塔夫罗金表现出的仍然是一副游戏的心态。在这种游戏式的、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讲是“审美式”的生存状态下，他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缺乏决断力的人，而没能成为一个“伦理”的主体。
1705672702
1705672703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一个他惯常使用的花招：将一些惊世骇俗、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例如把俄罗斯民族称作“天赋使命”的民族，以及关于“俄国的上帝”等——通过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加以弱化，从而对其真实性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斯塔罗夫金真的说过这些话？这些用词是他的原话吗？他如今依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对这一观点到底持怎样的态度？因为斯塔罗夫金对此并没有认真反驳，而沙托夫作为正面的“俄罗斯”英雄显然深受作者的信任和同情，因此人们有理由猜测，这些由沙托夫转述的观点是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可的，更何况，它们与《白痴》中梅诗金公爵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
1705672704
1705672705 关于俄罗斯民族是“天赋使命”民族的说法尤其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异议。一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审慎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发表这种沙文主义言论？这种沙文主义思想与作者视为至高权威的《新约》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更令人质疑的是，关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而不能容忍其他神存在的观点，难道不是由准人种学视角决定的吗？这种19世纪出现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判的吗？
1705672706
1705672707 如果将沙托夫和斯塔罗夫金的观点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我们就不会对它再感到惊异。斯拉夫派的信条之一是，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分歧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导致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xej Chomjakow）便曾指出，东正教的本质主要在于受《约翰福音》及其爱的伦理启发的“村社性”原则（Sobrnost）。而所谓“村社性”更多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理性的“我族”意识，它否认神职人员与教徒、有权力的信徒与普通信徒，以及不同等级的教会组织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村社性”理念“主要反映在对友爱的重视，其面对的不仅是所有信徒，而且是人类全体”。[75] 它的首脑不是某个宗教领袖，而是基督本身。[76] 与霍米亚科夫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他指责西方教会散布异端邪说，认为东正教是唯一的真正基督教派，因为它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所有信徒在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指引下组成的联合体”。[77]
1705672708
1705672709 当然，读者并不能将沙托夫说的每个词都拿到秤上掂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喜欢使用一些略显夸张的措辞，比如这句：“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是俄罗斯人，只要这个人成了无神论者，他就立马不再是俄罗斯人了。”这里的时间副词“立马”给这句话增添了一种荒诞的韵味，使它变得更让人难以确信。正如前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夸张措辞往往是通过信件、引文或传言，即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呈现的，并以此表达了作者对其真实性的保留态度。这种手法也就是所谓的“留后手”，叙述者随时都有可能话锋一转，让整句话的意思变了味儿。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其谈论的问题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从《作家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托夫和斯塔夫罗金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救赎使命的观点是百分百认同的。
1705672710
1705672711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虽然以他领导的恐怖行动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主线，但是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当中，他的形象却是最模糊的一个。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的性格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身为阴谋活动家，他原本应当是个守口如瓶、唯恐言多语失的人，但事实上，他却像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只有在涉及政治伎俩，如伪装、蒙骗、谎言等撒旦式诡计时，他的模糊形象才变得真实可信。从行动纲领上看，他的目标是实现奴隶式的平等，对于“有很高才智”的精英分子，要予以驱逐或处以死刑。按照五人小组的智囊希加廖夫的说法，就是要割去“西塞罗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眼睛，用乱石砸死莎士比亚……”这种极端平等主义的反面，是极端的精英主义，即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崇尚的超人类。而希加廖夫的梦想是，“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十分之一的人获得绝对自由，并控制其余十分之九的人”。
1705672712
1705672713 不过，希加廖夫承认，无限度自由与无限度专制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其理论的一大逻辑缺陷。韦尔霍文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矛盾：他告诉斯塔夫罗金，其阴谋活动的目标并非解放人类，而是要将人类变成奴隶——在以斯塔夫罗金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帝的专制和新宗教制度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来影射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最终被拿破仑的恺撒主义战胜。而韦尔霍文斯基和希加廖夫对民主原则的歪曲，则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树立了样板。阿尔贝·加缪在根据《群魔》改编的戏剧《附魔者》（1959年）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新世纪的预言家。[78]
1705672714
1705672715 在谈到基里洛夫这个人物时，加缪称之为荒诞意义上的先知。基里洛夫的自杀确实是荒唐的，而且是在多重意义上：基里洛夫同意韦尔霍文斯基将他的自杀行为当作手段，用于一个他自身憎恶的目的。他情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开枪自杀，尽管他喜欢孩子——未来的强大象征——而且也爱生活。另外，同样荒唐的是基里洛夫对信仰上帝之必然性的认识和推翻上帝之愿望的矛盾。实际上，因为他坚信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也根本无须推翻它。此外，荒唐的还有基里洛夫想要通过基督式的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的想法，但是，假如真的如其所言，“地球的法则本身都是谎言和魔鬼的轻松喜剧”，这种救世行动也便失去了意义。
1705672716
1705672717 基里洛夫的自杀并非“逻辑的自杀”，[79] 而是抽象的。他的自杀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行为，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是由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所代表的老一辈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奠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10月发表的《作家日记》之《判决》一文中，虚构了一封自杀者的遗书。这位自杀者是“出于无聊”而自绝于人世，而正如作者强调的，这个人“自然是一位唯物主义者”。[80] 在这封“遗书”中，欧洲虚无主义华丽登场，就像在让·保罗（Jean Paul）《假如死去的基督从宇宙中宣告上帝不存在》（Rede des toten Christus vom Weltgebäude herab，dass kein Gott sei ）中一样。[81]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杀者将矛头指向死亡，既包括自己和人类的死亡，也包括地球和宇宙的死亡。正如让·保罗笔下死去的基督一样，这位自杀者也将一切存在视作“静默的虚无”、“冷漠永恒的必然物”和“荒谬的巧合”。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让·保罗走得更远。他笔下的自杀者并不排除世间有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和谐秩序，但这对他于事无补，因为他既无法从物质层面，也无法从形而上层面感受它。这让他联想到约伯的命运并发出诘问：“什么，难道上帝把人类带到这个世上，让他接受这种无情的试炼，就是为了看一看，这种造物在地球上是不是能活下去？”他无法理解其法则的大自然没能给他答案，于是他向自然下达了死亡判决。但是，他既然无法消灭自然，便只能消灭自己，因为“忍受一种找不到元凶的暴虐让他实在感到无聊”。[82]
1705672718
1705672719 基里洛夫之流以及《作家日记》中的自杀者在探寻存在意义过程中所感到的绝望，深深地触动了现代人的神经，这也是人们总喜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伟大思想家相提并论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讨论自杀这一虚无主义核心命题时，始终都在围绕着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命题，即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的假死刑仪式之前，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我们将与基督同在”鼓励尼古拉·斯佩什涅夫时，后者以“几粒尘埃而已”作为回应（参见本书页边码第103页）。斯佩什涅夫的话代表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的背后则是《约翰福音》中的信条：“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
1705672720
1705672721 通过基里洛夫的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矛头指向1840年代俄国的精神领袖们，在他看来，这是促使“子辈”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根源。在小说第一部分，他对这群“恶魔”做出了无情的揭露，然而在结尾，他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临终前一幕的描写却令人大感意外。在这一幕中，这位彻头彻尾的不可知论者变成了一位忏悔的罪人。借着阅读《新约》，他重新找回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作者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同情并非出于对“父辈”的宽恕，这一和解的结局更多是为了衬托斯塔夫罗金的阴暗归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临终前一刻变成了洛特曼所说的“变化型”人物，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超越了“不冷不热”的审美生存，进入了“炙热”的伦理生存。在这里，作者再次引用了《约翰福音》中的那句感叹：“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最终，斯塔罗夫金的出路只剩下一个，就是变成《路加福音》中群魔附体的猪：“……于是那群猪从山崖冲到湖里淹死了。”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标题的含义。
1705672722
1705672723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期间，《群魔》作为单行本只出版过一次（1873年）。这一版本没有收录小说第三部分第九章，即斯塔罗夫金惊世骇俗的自白书。直到1923年，这份自白书才以《在吉洪的修道室》（Bei Tichon ）为题正式发表。瓦尔特·本雅明将这一章节与1869年出版的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的《马尔多罗之歌》（Gesänge des Maldoror ）相提并论。在这部以“恶”为主题的作品中，病态的主人公选择将天真无邪的孩子作为泄欲对象。[83] 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即使像瓦尔特·本雅明这样对资产阶级道德观心怀鄙夷的人，也认为斯塔罗夫金的这篇“忏悔”充满了邪恶色彩。
1705672724
1705672725 批评家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的早期反馈，也对此持类似的观点。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2年）一文中指出，斯塔罗夫金的自白书所描述的内容“超越了艺术的界限，因为它过于生动”，使得读者禁不住要问，这些生动描写究竟是归功于作者的敏锐观察力，还是出于作者自身的经验。[84] 1923年，弗洛伊德的学生安娜·卡辛娜-叶夫莱因诺娃（Anna Kaschina-Jewreinowa）在分析斯塔罗夫金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人格时，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便流传的一种说法：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酒后乱性，强奸了一位年仅十岁的幼女。这位女作家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残暴归因于作家的施虐狂性格，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幼女的谣言主要是作家的仇敌屠格涅夫等人散布的，因此对其真实性需要保持警惕。[85]
1705672726
170567272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手中，还包括其多年好友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从1871年起，斯特拉霍夫开始与列夫·托尔斯泰建立起日益亲密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在为188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陀氏传记——查找资料期间，他在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表示，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时，他必须花费很大力气超越自我，比如说，后者曾在私下里对他人吹嘘，自己在一间公共浴室里对一位女仆牵线认识的少女实施了性侵。[86] 他在信中还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所有丑恶淫荡的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禽兽般淫欲”扼杀了他对女性美和优雅的感知，在他身上，崇高的思想与个人癖好明显是分离的。[87]
1705672728
1705672729 这封1913年在斯特拉霍夫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信函，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安娜：“这是闻所未闻的污蔑！更何况，写下这些话的是什么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座上宾和证婚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那个在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去世后要求我委托他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和作品全集的人！”[88]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斯特拉霍夫的这封信破坏了陀氏的声誉，同时也对她将出版丈夫作品作为毕生事业的计划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揭露斯特拉霍夫的险恶用心，她反复强调丈夫是一个多么宽厚善良的人，曾经给多少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帮助。这些话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与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相吻合的。善良、“贫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殉难者的一生，这一点已经成为同时代人普遍认可的事实，而斯特拉霍夫却公然对此予以诋毁。
[ 上一页 ]  [ :1.705672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