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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的创作过程比《白痴》还要艰辛曲折。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计划在1870年夏之前完成这部小说，可到1870年12月，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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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年，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在撕毁和修改（手稿）。我写了满满一摞纸，到最后，连自己对这些草稿都没了头绪。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不过到后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快。（187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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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描述的极端情况，实际上是他平日创作的常态。每次，他都会在草稿中拟出完全不同的情节、标题、场景、人物设计和对话，然后再一遍遍推翻，直到时间压力大得再不容拖延，然后确定一个最终版本，并全力投入写作。这之后，头几章便会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一气呵成，不需要做大的修改。他在事先的不同版本构思中，苦苦纠结的并非文字表面的细节，例如语言、叙事和描述的方法与技巧等，而往往是一些大的原则性改动，特别是核心人物的角色设计。《白痴》和《群魔》中的主人公——前者是梅诗金公爵，后者是斯塔夫罗金——在作品酝酿过程中，性格会呈现许多矛盾之处，似乎作者有意要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不受控制地自由发展，甚至超乎创作者本人的预料。但是，与人物和人物关系不同的是，有些东西从一开始便是确定不变的：一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坐标体系，二是结局必须要充满悬念和戏剧性张力。例如《白痴》中娜斯塔霞被害现场的阴森可怖画面，还有《群魔》中沙托夫的被杀，都经过了作者事先的精心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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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魔》的完成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同时酝酿的两项计划合而为一：一是应约创作的小说，二是关于心灵净化的长篇叙事。其结构布局虽略显繁复，但充满了吸引力。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从西欧兴起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风靡，宗教因科学而受到的排挤，以及作为神人的基督被作为人神的“新人”所取代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居瑞士时，便对无神论潮流对俄国知识界的冲击做过近距离观察。自1850年代起，日内瓦成为以赫尔岑和尼古拉·奥加辽夫为领导的俄国革命者的圣地。除了这两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者早在1848年便以革命煽动者的形象活跃于整个欧洲。1851年，巴枯宁从奥地利被引渡回俄国，在多年监禁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到日本，并经美洲来到伦敦。他在伦敦遇到了赫尔岑，后来又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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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手稿和手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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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既是欧洲革命的思想领袖，也是突击手。他早年迷恋黑格尔，后来更多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其反叛对象不仅仅是剥削和专制，首先是上帝。《旧约》将偷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实视作人类罪恶历史的开端，而巴枯宁却将它称作人类摆脱因信上帝而导致的未成熟状态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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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希望的是，被剥夺了所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始终是一种动物，永远跪伏于永恒的上帝、创世者和万能之主的面前。但是这时候，撒旦出现了。他是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自由和人性的印记，唆使人反叛并偷食了知识之果。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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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反叛的对象，正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存在之全部意义的那样东西。今天的读者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或许很难真正领会撒旦、魔鬼和反基督教者——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长着一条丹麦狗式尾巴的蹩脚魔鬼——在其中的重要含义。要想理解“魔鬼”这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冠为新作标题的词语在其作品中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在欧洲文化中以“黑色浪漫主义”为化身并被巴枯宁推崇的撒旦主义这一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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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个人充满冒险的经历，以及他对一切形式权威的毫不妥协的反抗，对俄国1840年代出生的“子辈”，即被屠格涅夫冠名为“虚无主义者”的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枯宁的最忠实门徒是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j Netschajew）。两人于1869年春在日内瓦初次相遇。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教父”被涅恰耶夫的革命热情深深地吸引。他们在日内瓦共同创办了杂志《人民惩治会》（Das Volkstribunal ）。涅恰耶夫以作家身份编写了著名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Katechismus eines Revolutionärs ），其中第二十四条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涅恰耶夫鄙视任何学理主义和世俗科学，因为真正的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具体地讲，是根据俄国社会各阶层对维护现有政治秩序所起的作用一一予以摧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以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这一点为20世纪和21世纪有组织和系统性恐怖活动开了先河。涅恰耶夫不认为社会道德会对这类破坏活动产生妨碍，因为在他看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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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恰耶夫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革命运动的等级式制度。在革命者当中，只有极少数精英才了解革命的真正目标，以五人委员会形式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只负责执行事务，它们并不清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以及革命组织的真实规模。涅恰耶夫认为，为了达成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就连强取豪夺对革命事业也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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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秋，在俄国大学生中爆发了一系列激进的抗议活动。涅恰耶夫返回俄国，并组织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密谋发动一场革命。他的独断专行作风激起了许多同僚的不满，其主要反对者是大学生伊万·伊瓦诺维奇·伊万诺夫（Iwan Iwanowitsch Iwanow）。后者威胁要退出五人委员会，然后于11月22日深夜被涅恰耶夫伙同另外四名党羽在农学院花园里秘密绞杀。第二天一早，一群农民在冰封的池塘里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涅恰耶夫的几位同谋被逮捕并送上了法庭，而涅恰耶夫本人则成功逃到了瑞士。1872年，涅恰耶夫在苏黎世被逮捕，之后被遣送回俄国，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监禁十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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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事件的兴趣与他的小舅子、安娜的弟弟伊万·斯尼特金有一定关系。伊万也是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他于1869年10月到德累斯顿探望姐姐和姐夫时，向他们讲述了莫斯科大学生暴动的事情。安娜在回忆录中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灵感来自她的弟弟，[60]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因为斯尼特金来到德累斯顿两个月后，才发生了伊万诺夫遇刺事件。自1869年1月底起，俄国和德国报刊对这起耸人听闻的案件做了大量报道。主要是这些报道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决定，推迟《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计划，而首先着手为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撰写一部政治性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一本“长篇小册子”（1870年4月5日），并预计于一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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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涅恰耶夫的狂热以及对道德约束的无视，是《罪与罚》中促使拉斯柯尔尼科夫行凶杀人的虚无主义妄念的发展和延续。一个人只有在摒弃善恶判断、否定上帝和永生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册子”意在探究这一罪行的历史根源，并且是在与屠格涅夫名篇《父与子》（1862年）相同的叙事框架内。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将两代人的关系定义为一对矛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这两代人之间是一种精神传承的关系。在他看来，主要责任实际上在于父亲一辈，例如别林斯基、赫尔岺、奥加辽夫以及历史学家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wskij）等人，是他们将自由主义思想变成了俄国知识界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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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大学世界历史系任教的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是俄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曾在柏林从师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和萨维尼（Savigny）。作为历史教授，他被视为同行中的佼佼者。他的讲座总是听众爆满，每次都能赢得“满堂彩”。[61] 在学术研究上，格拉诺夫斯基专注的领域是中世纪欧洲城市史。他对德国哲学和文化的热爱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斯拉夫派的批判对象，后者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他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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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问世时，格拉诺夫斯基已经去世十五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应该并不熟悉。但是1870年，一本由亚历山大·斯坦克维奇（Alexander Stankewitsch）撰写的格拉诺夫斯基传记在俄国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派同人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为此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书评，将格拉诺夫斯基称作60年代虚无主义一代的精神先辈之一，其地位与别林斯基比肩。三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皇储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寄去了一本《群魔》单行本，并在附函中控诉了俄国欧洲化以及民族意识匮乏的危害，并指出，正是后者造成了类似涅恰耶夫事件的悲剧。“我们的别林斯基们和格拉诺夫斯基们一定不肯相信，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是涅恰耶夫们的‘生父’的话。”（187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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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情节最复杂的一部。为了把情节交代清楚，作者给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作为铺垫。这些背景信息不仅描写生动，而且经常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蓝本，这使得读者的注意力被其吸引，而几乎忘记了正题。小说前三章都是围绕“父辈”人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展开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精神矍铄、注重仪表，总是以优雅的形象示人。他对黑格尔颇有研究，对其自由观十分推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在大学教授历史，并发表了一篇以《1413～1428年德国小城汉瑙在政治和汉萨同盟方面所起作用》为题的论文，并在其中论述了“这一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至今弄不清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明显是影射格拉诺夫斯基，因为后者也撰写过一篇有关德国汉萨城市的论文。从开篇部分的这段话便可感受到浓厚的讽刺意味，它也为全书对“父辈”一代人的描写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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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个空想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一部类似《浮士德》第二部的乌托邦式神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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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已是最后一场，突然出现了巴别塔，建造该塔的一些大力士们终于唱着新的希望之歌把这塔建成了。当他们已经建到塔顶的时候，有个神，比如说，俄林波斯圣山的统治者吧，却可笑地逃跑了。于是恍然大悟的人类便占领了他的位置，立刻以洞察万物的新见解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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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以悲剧方式，第二次是以喜剧形式。在《群魔》中，这个顺序是颠倒的。在人类以滑稽可笑的方式赶走神之后，在小说第三部分出现的是一出颠覆一切价值观的悲剧，一场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正如《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预言的失去上帝后的世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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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长诗”落到了当局手中，他的学术生涯也就此结束。他离开圣彼得堡，在前妻留下的毗邻某外省城市的庄园住了下来。小说的所有后续情节，都是在这里上演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享受着一位被埋没天才的卑微名声。由于他无法负担自己一向习惯的阔绰生活，包括赌博和由此带来的损失，因此应聘到一位富有的将军遗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的府上做事。后者和很多人一样，把斯捷潘视作一位天赋异禀的奇人，并以优渥薪金聘请他担任儿子尼古拉的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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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始终保持在暧昧的状态，两人在私下谈话时也从来都对此避而不谈。因为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已经成年，作为家庭教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身份早已有名无实。每个夏天，他都是在瓦尔瓦拉家的花园厢房中度过。对她来说，他是她的聊天伴侣、受她摆弄的布偶和儿子的替身，虽然从年纪上讲，两人原本属于同龄人。渐渐地，他变成了“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发明，成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某种东西”。她为他制定每日的作息时间，为他设计服装，给他整理领结，如果她发现这个老帅哥在花白的鬓角上喷了太多的古龙水，或在西服胸兜里塞了块过于花哨的手帕，她便会立刻醋意大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也禁不住问自己，瓦尔瓦拉对自己的感情也许并不仅仅是母亲式的关怀与疼爱，于是在一个5月的黄昏，在夜色朦胧的花园里，两人进行了一场“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两人分手后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站在花园厢房敞开的窗户前，点上一支雪茄正准备抽，却发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花园里，用仇恨的目光紧紧盯着他，悄声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件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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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对鲍西丝和费莱蒙式[62] 的中年知己，另一个人物形象逐渐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他就是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对这个人物的介绍最初是以转述的形式作为第二手信息呈现出来的。他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她已故将军丈夫的独子，年幼时，这个性格文静腼腆的男孩是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呵护和调教下长大。从贵族学校毕业后，他按照母亲的意愿去服兵役，以喜欢惹是生非而远近闻名。他进行了两次决斗，一个对手被他一枪毙命，另一个被他弄残。犯事后，他被军事法庭罢黜为兵，发配到一个步兵团服役。仗着母亲的关系，他很快又被提升为军官。但是在得到提升后，他却忽然退伍，跑去圣彼得堡跟一群社会混子为伍。有一天，他重新出现在家乡城市，而且并不像母亲想象的那样，邋里邋遢，留着肮脏的胡子和指甲，而是漂亮、英俊而优雅。“他的头发似乎太黑了点，他那浅色的眼睛似乎太平静、太明亮了点，他的面孔的颜色似乎太柔和、太白皙了点，他脸上的红晕似乎太鲜艳、太纯净了点，他的牙齿像珍珠，他的嘴唇像珊瑚——简直像画儿上的美男子似的，同时又似乎令人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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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圣彼得堡的社交界左右逢源，但经常无缘无故地搞些恶作剧，弄得满城风雨。[63] 有一天，“这头野兽又伸出了爪子”，这次的对象是俱乐部主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后者平日的一句口头禅是：“不，您哪，休想牵着我的鼻子走！”这天，老人刚刚说完这句话，尼古拉突然走到他身边，出人意料地伸出两根手指使劲捏住了他的鼻子，拽着他，就像把一只羊拖向屠宰凳。令周围人感到气愤的是，他在这么干的一瞬间完全是机械式的，似乎若有所思，脸上也没有挑衅者常见的讥讽和嘲笑的表情。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做的第二件无礼的事是，在一场舞会上，他突然走向女主人，“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搂住她的腰，吻了吻她的嘴唇，接连亲了三次”。然后，他走到怒不可遏的男主人面前，干巴巴地说了句：“请别见怪。”说罢便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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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丑闻。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找到和自己沾亲带故的省长，请他出面教训教训自己的儿子。这天，省长问斯塔罗夫金：“究竟是什么促使您干出这种无法无天和毫无分寸的行为来的呢？”斯塔罗夫金向省长俯下了身子，把嘴凑到他耳朵旁边，仿佛要对他说些什么。这时候，这头野兽又一次凶相毕露，这次他亮出的不是爪子，而是牙齿。他突然张开嘴，用牙齿噙住省长的耳朵，使劲地咬了咬，把后者吓得闭过气去。这样一来，原计划由长辈对晚辈的管教也便落了空。尼古拉被警察逮捕，关进了拘留所。但是在关押期间，他突然犯了严重的酒狂症，警方只好放弃了对他的处罚。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康复后离开了军队，去国外游历。他走遍了整个欧洲，甚至还到过埃及，去过耶路撒冷。家人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是从巴黎。在此之前，他在瑞士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结识了一群有革命倾向的年轻人。这群人当中的两个人最近返回了俄国，一个是前大学生伊万·沙托夫，另一个是工程师阿列克谢·基里洛夫，两人住在城郊的同一栋公寓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