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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非常、非常想见到你，虽然我在发烧，不过幸亏因为发烧，才能抑制我……（187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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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辑部的工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但同时，这份新差事也让其重返出版业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从1873年1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开始在《公民》杂志上连载。这部新作的散文式结构与《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以及创作《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时曾经借鉴的赫尔岑随笔集《彼岸书》（Vom anderen Ufer ，1850年）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几部圣彼得堡题材小说特别是《群魔》的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加入了俄国民族保守主义者的阵营。他与极端保守派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合作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左派和自由派报刊对《作家日记》的反应和面对《群魔》时一样，普遍采取了批评和蔑视的态度，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第一章便将矛头对准了左派领袖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莫斯科斯拉夫主义者组建的“斯拉夫慈善委员会”，该组织的任务是通过免费印刷和发放宗教书刊帮助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斯拉夫同胞重建对东正教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左派阵营的激烈批评。在此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入了俄国教会资助的“思想启蒙爱好者协会”。该协会名义上是致力于俄国东正教经典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其主要目标是抵抗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反革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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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3月21～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判决书的规定，在圣彼得堡一处看守所蹲了两日监禁。看守所的警员对他十分关照，甚至允许安娜为他送衣送饭。这位囚犯受到的宽大待遇还体现在，他终于可以不受阻拦地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了。而且，就在因监禁被迫休息了两天之后，他在梅什切尔斯基大公处的差事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又恢复了自由身。从此，他不必再忍受大公的颐指气使，可以不受约束、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而且不无巧合的是，就在两周后，1868年出任《祖国纪事》主编的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找上了门。涅克拉索夫虽然是个公认的左派，但是他的商业头脑却和政治头脑一样敏锐。更何况身为主编，为杂志搜罗稿件是他的分内之责。他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愿意将其下一部作品发表在《祖国纪事》上，1840年代的时候，那里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为此，他愿支付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并提供一笔可观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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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一次从卡特科夫手里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听了涅克拉索夫的建议，他感到有些踌躇。他请求对方给自己两周考虑的时间，然后坐车前往莫斯科，听取卡特科夫的意见。后者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将稿酬同样提高到二百五十卢布，但无法支付预付款。几个月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背后的原因：据俄国媒体报道，列夫·托尔斯泰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得到了每印张五百卢布的稿酬。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受到了污辱，他气愤地写道：“在我向他们提出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时他们都不能立刻给我答复，但是面对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却立刻开出了五百卢布的价格！这些人一直都瞧不起我，只因为我是靠写作谋生。”（1874年12月20日）由于担心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固定作者，卡特科夫后来提高了报价，并同意支付预付稿酬。但是这一切已为时过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和涅克拉索夫达成了协议。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或许也是因为当初卡特科夫拒绝发表《群魔》最后一章的事仍然令其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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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预付稿酬十分看重。因为一位圣彼得堡医生诊断，他的慢性咳嗽和长年咽痛是肺气肿的前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吸氧治疗，病情略有好转后，医生建议他去莱茵兰地区的温泉小镇巴特埃姆斯 （Bad Ems）休养几周。几年来，巴特埃姆斯已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疗养胜地，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和德皇威廉一世等人都曾光顾这里。当地的酒店和旅馆也因此变得供不应求，且价格昂贵。1874年6月9日（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独自启程前往巴特埃姆斯。和以往一样，他必须先经过柏林，在这个他一向讨厌的城市换车。圣彼得堡医生建议他借机探望一下柏林的“德国学术权威”弗里德里希·台奥多尔·冯·弗雷里希斯（Friedrich Theodor von Freichs）教授，听听后者对其病情的看法（1874年6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柏林的当天正逢周日，他没有料到，在以工作狂闻名的德国，周日是法定的休息日，他只能等周一才能看上病。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些德国人一到周日全都跑到街上狂欢——真是个粗野、没有开化的民族。”为了避开菩提树下大街上那些粗野的德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博物馆岛（Museumsinsel）。在新博物馆前厅，威廉·冯·考尔巴赫（Wilhelm von Kaulbach）绘制的历史题材壁画又一次引起了他的反感（“除了冷冰冰的譬喻，简直一无是处！”）。但是在绘画陈列馆，他发现了一些过去几次柏林之行时未曾注意到的古典名作，这些作品让他感觉“还不错”。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弗雷里希斯教授的诊所。这次问诊花掉了他三塔勒，用时仅两分钟。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埃姆斯！”这个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圣彼得堡时就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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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搭乘夜车，途经波茨坦、卡塞尔和韦茨拉尔，在十四小时后抵达目的地。一般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风景并无兴趣。不过，这趟穿越黑森州中部山区的旅程却带给了他难得的美妙体验。他在抵达目的地后寄给安娜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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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半段旅途的风光相比，瑞士、瓦尔特堡（你还记得那里吗？）又算得上什么？！这一路的山山水水，它的壮丽、秀美与奇幻，只有在想象中方能得见。丘陵、山峦、城堡，还有马尔堡和林堡这些迷人的小城，其高耸的钟楼与碧峰峡谷交映成辉。如此这般的绝世美景，实乃毕生之所未见。（187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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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巴特埃姆斯以后，面对昂贵的住宿费，沿途美景带来的快乐瞬间便被冲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在火车站附近找了间客栈，临时落脚。这家客栈虽然有个响亮的名字——“佛兰德酒店”，但房间窄小得仅能容身，所谓的衣架只是钉在墙上的三根钉子。三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这里，搬到了距离温泉不远的另一家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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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睡眠、消化、呼吸道症状、癫痫发作等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4年埃姆斯疗养日记》中一五一十地做了记录。[8] 一开始，巴特埃姆斯的温泉并没表现出显著的疗效。相反，咳嗽和咽痛等症状反而出现了加重的趋势。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遵照医嘱换了家温泉，并增加了每日牛奶的饮用量后，他的痼疾才开始略有好转。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感觉周身不适。才过了短短几天，他的仇德情绪就把这处怡人的疗养胜地变成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洞穴，这帮讨厌的游客，这一张张愚蠢的嘴脸！这些下作的德国佬！”（1874年6月28日）不过，在他的眼里，俄国人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他们的法语差得令人难堪，他们对欧洲事物的幼稚膜拜，简直是对祖国的赤裸裸背叛。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客人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俄文报纸在这里也是稀缺品。新小说的写作迟迟没有进展，而最令他难过的是和妻子安娜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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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夜晚，每次睡前，我都想你想到发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是你我的秘密！我用我的精神抱紧你，用我的想象吻遍你，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187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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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尽全力亲吻着你，至于我的那些不雅的胡思乱想的梦，我的小甜心啊：如果你知道我都梦到了些什么……（187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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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感觉到温泉的强大疗效，呼吸道症状比过去明显减轻了。[9] 但是，六个星期之后，昂贵的疗养费用彻底掏空了他的钱包。8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回程的火车。他本想绕路去趟巴黎，但因为身上的钱不够，他只好顺路去了日内瓦，给1868年夭折后葬在素园公墓的小女儿扫墓。他从索菲娅墓旁的柏树上剪下了几根枝条，带回了俄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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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旧鲁萨。他和家人原本只打算在这里待到9月，但安娜建议，这一年干脆把圣彼得堡的冬季公寓退掉，在旧鲁萨一直待到次年秋季，因为旧鲁萨的房租和生活成本比圣彼得堡低得多，特别是在过了暑期旺季之后。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可以在旧鲁萨安静的环境下专心写他的新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有些犹豫，但很快便让了步。按照与《祖国纪事》的约定，来年1月，他的新作便将在杂志上开始连载，而他却连一份像样的提纲还没有拿出来。虽然他早在2月便在纸上写下了小说的初步构思，但真正的酝酿过程却是在巴特埃姆斯才开始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过程从来都比写作本身更重要，往往也更耗时。在保存完好的《少年》（Jüngling ）草稿本上，不仅完整地记录了这部新作的诞生过程，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实践获得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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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大道眺望巴特埃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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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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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成长与失败史：《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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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想法是重拾《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构思，在它的基础之上创作一部全新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俄国人，“他在风华正茂时突然失去了信仰和上帝”，在当下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中随波逐流，从无神论到斯拉夫主义，从亲西方派、俄国邪教到天主教耶稣会，最终“找回基督和俄罗斯根基，重新皈依俄国基督教和俄国上帝”（1868年12月23日）。从形而上的层面讲，这部小说是一则关于浪子回头的寓言：一个儿子与父亲脱离关系，离家出走，最后满怀懊悔地回到了父亲身边。在《少年》的叙事中，父亲与儿子的角色被颠倒了过来。不是儿子（阿尔卡季）离开父亲（韦尔西洛夫），而是父亲遗弃了儿子。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放弃了书写一位伟大罪人生平的打算，改而写作一部“关于孩子，仅仅关于孩子和一位少年英雄”的小说。[11] 这个新计划的真实背景是1870年代俄国有关少年犯罪问题的公共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74年春恳求著名法学家阿纳托利·科尼（Anatolij Koni），安排自己去一家青少年拘留所实地考察。直到1875年12月，这个计划才终于兑现。伴随着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少年》一书的构思渐渐成型，并使得整个作品的主题与有关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融合在了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1874年身为《公民》杂志主编和撰稿人，也曾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不过，在早期酝酿阶段，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少年，而是他的父亲。在全篇叙事中，父亲都是以大写的“他”出现，就像首字母大写的上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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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温泉疗养临近结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决定，将“男孩”——儿子——作为年青一代的化身，放在叙述的核心位置。在做出调整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当时俄国公众关注的另一个政治话题融入了小说的情节。这个话题便是“多尔古申小组案件”。1870年代初，由亚历山大·多尔古申（Alexander Dolguschin）领导的一群年轻人，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当中进行动员，呼吁实行公平的土地分配，取消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出行限制（废除通行证），反对全民兵役制。为此，多尔古申小组建立了秘密印刷厂，印制和散发革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多尔古申撰写的传单《致知识分子》（An die Intellektuellen ）。1873年秋，这个秘密组织被当局破获。1874年夏，法院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从时间上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酝酿和构思《少年》恰好同步。俄国媒体对这起案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多尔古申之前便因卷入涅恰耶夫案件而一度受审，后因证据不足获释。警察在搜查多尔古申住处时，在他的房间墙壁上发现了一句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并把它当作煽动革命的证据：“Quae medicamenta non sanant，ferrum sanat；quae ferrum non sanat，ignis sanat！”（药物无法治疗的病，刀可以；刀无法治疗的病，火可以。）这段被多尔古申当作警句的名言，是他从席勒的剧作《强盗》中摘引的。在《少年》中，当主人公阿尔卡季第一次走进革命家杰尔加乔夫的寓所时，便听到屋里有人在高呼这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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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创作过程中不断做出的调整不谈，早在《少年》创作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将“破坏”确立为作品的主题。所谓“破坏”，即以现代之名打破俄国所有传统旧秩序，特别是金钱至上的制度。在上一部作品《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全面的无政府状态”称作“混乱时期”（smuta）模式，是俄国在挣脱“鞑靼枷锁”后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历史创伤。在《少年》中，作者在双重层面上对这种“混乱时期”模式做出了更进一步分析：在社会层面上，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在心理层面上，是俄国人当中资本主义“野兽型人格”的形成（和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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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核心人物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二十岁的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他以自传的形式记录下自己过去一年来“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经历”，以此树立对自我的意识。阿尔卡季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生父是受西方教育的破落地主安德烈·韦尔西洛夫，生母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婢女索菲娅（索妮娅）·多尔戈鲁卡娅。后者名义上是花匠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的妻子，但被韦尔西洛夫用三千卢布的价格赎了身。马卡尔是位受人尊敬的老人，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他长年在俄国各地四处朝圣，很少在家里露面。他之所以同意韦尔西洛夫的交易，并不是因为贪财，而是不愿意阻挠索妮娅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韦尔西洛夫是个性情无常的人，今后一旦索妮娅被其抛弃，他便可以拿这笔钱来照顾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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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季中学时被送进了莫斯科一家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和同学的欺负对象。特别是一个颇似狄更斯笔下人物、名叫兰伯特的学生，更是整天以捉弄他为乐。阿尔卡季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远远见过一次自己的生父。直到十九岁，也就是刚刚迈入成年时，他才开始与韦尔西洛夫有了近距离接触。接下来的父子关系从坦白和遮掩到彼此间的无话不谈，从激烈的争执到和解，再到新的摩擦，共同构成了整个叙事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之外，是盘根错节的次要情节，例如主人公性意识的萌生，与工程师杰尔加乔夫领导的革命团体的来往，在赌场的冒险经历，与法律上的父亲、感情上胜过血脉之亲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相遇，以及主人公社交圈之外、大多与金钱有关的各种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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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后，阿尔卡季放弃了读大学，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另有规划。他的目标是成为富豪，“不是一般的富豪，而是必须富得像罗斯柴尔德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苦行僧式的清规戒律，从修士般的清淡饮食，到走路姿势的讲究：“尽可能不踩歪或者少踩歪，用这个办法穿靴子，平均可以延长靴子三分之一的寿命。”除此之外，他还潜心研究市场规则。他的第一次自我“检验”是在一场拍卖会上，他用两个卢布的价格拍下了一本纪念册，一位迟到的顾客对这本纪念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阿尔卡季向对方索要十个卢布，对方觉得这个价格很不厚道。“哪里不厚道？”阿尔卡季反驳道，“这就是市场嘛！哪儿有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它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一个无名的驼背人。1716年，一个名叫约翰·劳的银行家在巴黎兜售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股票，在巴黎引发了一场疯狂的股票抢购热潮。因为股民众多，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填表。这时出现了一个驼子，他愿意用极低的价钱出借自己的驼背，供大家当桌子用。没过多久，约翰·劳宣告破产，股票变得一钱不值，唯一的赢家只有那个驼子。阿尔卡季也抱定了同样的想法，这便是避免冒险，靠稳赚薄利来积累财富。正如其所说：“发财上的锲而不舍和不屈不挠，主要应该体现在攒钱上，这比牟取暴利甚至百倍的暴利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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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季一心想成为罗斯柴尔德的愿望背后，是和普希金“吝啬的骑士”一样的权力欲。权力带给人的最大享受在于它所蕴含的无限潜力：权力意味着机会，享受则是对自身能力的意识。一个人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避开世俗，独善其身，不受外界的窥伺和干扰。正如阿尔卡季对一位朋友所言，他真正寻找的是“自由”和“宁静”，这句话同时显露出其宏伟计划浪漫的一面。莱蒙托夫在他的浪漫主义名作《我独自一人走到大路上》（Einsam tret ich auf den weg ，den leeren ，1841年）一诗中，也曾表达了厌倦尘世、满怀诗意的自我对“自由和宁静”的向往。[12] 自由与宁静，或者说“孤独与权力”，同时意味着“同全世界彻底决裂”。然而对阿尔卡季来说，他身上的俄罗斯性格太重，他不可能做到“在亲密的人面前也不说心里话”，并且不为此感到痛苦。他渴望倾诉、交流、友谊和爱情，对他来说，这是天性决定的。这种天性让他克服了对社交的排斥和抵触，并帮助他赢得了美女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的爱情。他初次遇到她时，便对她一见倾心。在遭遇了各种风波和变故之后，两人的感情最终以大团圆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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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上述情节更重要的是主人公与两位父亲的交往。他与生父韦尔西洛夫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阿尔卡季对其怀恨在心，因为是他让自己的母亲由妻子变成了情人，并因此受人鄙视。更令阿尔卡季痛苦的，是他作为贵族私生子的身份。他的姓氏“多尔戈鲁基”原本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古老尊贵的王侯世家，然而在这里，这个姓氏——出于象征的目的——却被赋予了一位低贱的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所以，阿尔卡季总是怒气冲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解释：“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而是个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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