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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小说式虚构煽情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与其早期作品中的激进现实主义认知批判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穷人》和《双重人格》这两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探讨了这一话题：人在面对文学化的美好想象和由此产生的对自身存在的过高期望时，是多么容易受到欺骗并最终导致失望。和左翼与保守的亲民派一样，他对大众朴素话语十分推崇，并称之为对文学“语言感伤化”的一种修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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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围绕科尔尼洛娃案件展开探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仍然是在“贴近大众”的朴素性和“远离大众”（被媒体扭曲的、矫情）的复杂性之间摇摆。1876年10月，当圣彼得堡陪审法庭判处被告两年零八个月苦役和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件简单而棘手的事》（Eine einfache ，aber verzwickte Sache ）为题，再次介入这一案件。他在原则上仍然强调，法庭的主要职责在于“全力抓捕和指证罪犯，并公开为其定罪，之后再考虑是否减轻处罚以及如何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等问题”。[53] 他在文章中称，现代陪审法庭常见的动辄宣布犯人无罪的做法，会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在科尔尼洛娃案件的判决公布之前，他担心法庭会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将被告当庭释放，并且彻底否认其犯下的罪行。因此，对于法庭做出“简单明晰”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则上表示欢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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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话锋一转，用一种与其以往表述明显矛盾的方式，将事件重新变得复杂起来。他在文中写道，要想判决对科尔尼洛娃有利，就必须想办法证明，有孕在身的特殊状况对她的情绪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众所周知，女性在怀孕期间（特别是初次怀孕）很容易因外界刺激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以致做出异常和怪诞的反应”。[55] 这个理由直接指向对被告行为能力的质疑，这种做法与其一直以来对司法界的呼吁明显背道而驰：将定罪与处罚脱钩，以清晰明确的方式为整个社会树立应有的善恶标准。为了达到减刑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充满感伤的语调——这种语调正是他在5月份的文章中大加嘲讽的——为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被告人将不得不把孩子生在苦役营里，这个可怜无辜的孩子，一个罪犯的儿子，将在满目荒凉的西伯利亚旷野中一天天长大，没有母爱，孤苦伶仃，找不到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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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收回笔锋，中断了对伤感场景的描写：“顺带一提的是，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接下来，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是冷眼静观，伴随着观察，所有虚无缥缈的想象都会烟消云散。”[56] 之后，作者又为读者勾画出“典型俄罗斯式”的另一番场景：丈夫原谅了妻子的行为，孩子也与继母前嫌尽释。被告人在监狱医院顺利分娩后，夫妻俩亲亲热热地聊着体己话。当科尔尼洛娃准备乘火车前往西伯利亚服役时，父亲带着女儿前来送行，在站台上含泪目送，挥手惜别。“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人民并不希望活在诗里，难道不是吗？他们是世界上最缺乏诗意的民族，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甚至应该为此感到羞耻。”[57] 如果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西欧，作家一定会把它写成一部荡气回肠的悲情小说。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朴素意义上的“缺乏诗意”看作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之一，与西欧人性格中做作矫情的一面形成了对比，进而将“简单—复杂”的差异引申为“俄国—欧洲”之间文化对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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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日记》12月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提到科尔尼洛娃的案子。就在不久前，一审判决因为办案程序不当被宣布无效，案件被移交另一个法庭重新审理。在此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一位喜爱其作品的司法官员牵线搭桥，两度去女子监狱探望科尔尼洛娃。在两人面对面的谈话中，被告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冷静理智的印象，她说话时“思维清晰，态度坚决而真诚”。[5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话后相信，对方一定是因为一时情绪失控而把继女推出了窗户。另外，作家预感到的一件事也得到了验证：夫妻俩果然和好如初，科尔尼洛娃与继女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化解。眼看案件重审在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拿起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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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给这个年轻的心灵一条出路吧，千万不要让新的判决把这颗饱受磨难的心彻底击碎。人类的灵魂怎能承受如此重创，这就像把一个被判处枪决的犯人从行刑柱上松绑，给他希望，摘下他眼上的蒙布，让他又一次重见天日；可是五分钟后，却又把他拉到行刑柱前，重新缚住手脚。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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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前面提到的司法官员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让《作家日记》的读者不由得联想起作家1849年12月22日亲身经历过的命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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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面虽只有寥寥几笔，却渗透着浓厚的悲情。陀氏在《作家日记》中发问：“难道就没有一线希望判她无罪，哪怕只是为了争取宽大而冒险一试？”对此，法庭里的陪审员们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被告无罪。”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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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圆的结局终于有了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4月再次撰文谈到这起案件，并在文中写道，他从被告怀孕的事实所做出的一番推想，果然在法庭新指派的取证官（妇科医生也破例加入了其中！）那里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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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主席发表了一番长篇演说后，陪审员们退出法庭，过了短短一刻钟后，法官当庭宣布被告无罪。在现场的旁听席中，顿时响起一片兴奋的欢呼声。很多人在胸前画着十字，还有人握着旁边人的手，大家相互道贺。当天夜里11点多，被告的丈夫将妻子接回了家。在离开将近一年后，这个女人终于幸福地与家人团圆，带着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的教训，以及上帝自始至终的指引。仅仅从孩子神奇地获得拯救这一件事，上帝便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存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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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一起案件像科尔尼洛娃的案子这样，能够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大的关注。在《作家日记》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中，也没有哪一个像这个案子一样，如此具有代表性。作为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期俄国巨变的观察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新设立的陪审法庭指出了其作为道德机构的责任：“为罪犯的行为定罪，通过道德裁决将其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世并予以谴责。”[62] 用基督教的说法，法庭应当做的事情便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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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言，从他介入科尔尼洛娃案件的那一刻起，他便违背了上述原则。从科尔尼洛娃系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一件简单而棘手的事》便可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冷静理性的文风，重新拾起了俄国读者自《死屋手记》以来所熟悉的那一套刑事与心理专家的心理分析式的“复杂”语言。他对科尔尼洛娃夫妻破镜重圆——一种“缺乏诗意”的“非感伤式”行为——的预言，虽然再一次印证了“俄罗斯性格”的朴素性，但它带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种“不在场证明”，其目的是掩饰作者对自身所述原则的背叛。除此之外，陀氏的文章还暴露出另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反复强调呼吁应将定罪与处罚脱钩，另一方面却又用被告缺乏民事能力的揣测为科尔尼洛娃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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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根本性矛盾贯穿了整部《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自己并非反犹主义者，但字里行间却又充斥着赤裸裸的排犹论调；他支持受教育女青年继续进大学深造，同时却又指责她们“对某些男性化思想过于依赖”，这里的“男性化思想”指的是女性对社会平等的诉求；他一方面强调苦役营从不曾将一个人改造成“好人”，另一方面却又对酷刑的净化力量大加歌颂；他一边嘲笑媒体为了煽情而故作伤感，另一边却又哀婉悲切地祈求上帝“对那些平凡的好人的生死多一些照顾”；他一方面讽刺左翼阵营中极端“朴素派”的主张，这些人认为老百姓需要的是棉靴而不是普希金的诗歌，另一方面却又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出发，用一套明显违背其智识水平的直白说辞来讨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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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看，《作家日记》的作者和他小说中那些叙事者一样，都具有类似的“不可靠”（unreliable）特征。[63] 这种“不可靠”并非源于叙事者的知识局限或信息的欠缺，而是因为他放弃用报刊写作应有的简洁明快方式来表达自身观点。在陀氏小说和《作家日记》中，都有一个“自相矛盾式”人物，从《地下室手记》开始，读者对这类人物便已有所见识。[64]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有独特个性的人”。在谈话时，他总喜欢用过激的论调向对方发出挑衅。这位“自相矛盾者”称赞战争是“世间最有用的事物”，因为它是战胜懦弱和道德堕落的有力手段。当人类长时间处于和平时，自私、享乐、物质至上的风气便会滋生蔓延，与此同时，理想主义、自尊、仁爱和自我牺牲等美德则会逐渐沦落。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战争也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圣经》中便这样写道：“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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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当然清楚，他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段落，是《圣经新约》中最易引发歧义的段落之一。他不仅会因此激怒政治左翼人士，同时也会惹恼托尔斯泰之流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喜欢挑衅原本就是陀氏个性中的一面。另外，他之所以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同时代作家中，他是最擅长利用公众资源为己所用的人之一。对头脑精明的读者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富有挑衅性的文字更多是出于论辩的目的，而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更不能将《作家日记》的作者或记录者与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画上等号。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作家日记》的日记体形式以及带有自传色彩的叙事，仍然难免令读者从叙述者身上看到身为《作家日记》主编和作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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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日记作者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作为《作家日记》杂志的出版者和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责任约束的，而作为半虚构的叙事者，他却可以随时逃脱这种约束。在《作家日记》中，这位负有“有限责任”的作者更喜欢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散漫随性的话痨，总是即兴和跳跃式地就某些问题发表观点，并在其间不断地偏离主题，或有意混淆叙事的逻辑，变换说理的方向。除此之外，许多文章的谜语式标题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更为其增添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就连公认的斯拉夫派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人伊万·阿克萨科夫（Iwan Aksakow）也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表达的思想缺乏经济学秩序”，其说理方式过于跳跃，“令一些读者感到晕头转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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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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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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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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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310；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82；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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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9.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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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0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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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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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7：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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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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