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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儿科医生最初也认为孩子病得并不严重，后来因为孩子抽搐不停，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只好去求助神经科专家。医生看过后做出诊断，孩子是犯了严重的癫痫病，已经生命垂危。下午2点20分，死亡来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了吻孩子，在他胸前画了三次十字，然后大声抽噎起来。”[6] 两天后，阿廖沙被葬在了大奥赫塔河桥附近的圣乔治墓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悲痛欲绝。除了悲伤，他还被深深的自责啃噬着内心，因为这个他格外疼爱的幼子是死于“他的”疾病，那是做父亲的他遗传给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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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帮他摆脱忧郁的情绪，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建议丈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去莫斯科东南部三百公里以外的奥普塔修道院参拜。负责这家修道院的是一位年迈的长老，后来他以佐西马长老的形象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当时俄国哲学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3年便已相识。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时，年仅二十岁的索洛维约夫为陀氏主编的《公民》杂志撰写过一篇题为《西方发展负性原则之分析》（Analyse der negativen Prinzipien der westlichen Entwicklung ）的文章。一年后，索洛维约夫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硕士学位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实证主义）》［Die Krise der westlichen Philosophie （Gegen die Positivisten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索洛维约夫十分欣赏，不仅是因为后者在哲学上更有造诣，而且是因为索洛维约夫从另一套语境出发，对陀氏平素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包括物质价值对精神价值的冲击，贪图肉体享乐对心灵的负面影响，宗教责任感的丧失以及东西方精神世界的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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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出发前往奥普塔修道院，并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忆称，与阿夫姆罗西长老的交谈给丈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 阿夫姆罗西长老住在修道院外面的一间静修室里。据同时代人回忆，这位长老学识渊博、性情温和，虽已年老体衰，却开朗而乐观。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自己和妻子的丧子之痛后，长老问他，安娜是不是信徒。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长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转达他的祝福和他的一番话。“就是后来小说中佐西马长老对一位悲伤的母亲所说的那些话”，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在这里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卷中的《信女》一章，在这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一位虔诚的乡下女子之口，抒发了自己的丧子之痛。在书里，这位年轻女子在年仅三岁的幼子夭折后，找到佐西马长老诉说悲苦，后者用《马太福音》中拉结为失去子女痛哭的故事（《马太福音》，2：18）安慰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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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当母亲的在世上的命运注定就是这样。你别安慰自己，你也不需要安慰自己，你别安慰自己，你尽管哭好了，但每次哭的时候都一定要想到你儿子现在成了上帝的一名天使，他从天国望着你，也能看到你，看到你的眼泪他很高兴，还把你的眼泪指给上帝看。伟大的慈母之泪你还要流很久，但这眼泪最后将使你转忧为喜，你那伤心的眼泪将成为暗自激动的眼泪，成为能够脱离罪恶、净化心灵的眼泪。我要为你的孩子祈祷安息，他叫什么名字？”“阿列克谢，长老。”“这名字真可爱，取自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吗？”“是的，长老，是用了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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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奥普塔修道院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莫斯科来到旧鲁萨。就在阿廖沙下葬后不久，安娜便带着孩子们一起从圣彼得堡逃到了旧鲁萨。她退掉了格里切斯基大街上的旧公寓，自从幼子在这里去世后，她不愿再走进这间屋子一步。1878年秋，陀氏夫妇回到圣彼得堡后，在铁匠巷五号租下了一套六居室公寓。在纪念作家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的那一年，这里被改建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这套公寓位于加姆斯卡娅大街（今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拐角处，离北边的涅瓦大街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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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们看到的陀氏故居，透着一股明显的中产阶级气息。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这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在革命和内战的混乱中，原来的家具陈设大多四散遗失。除了作家的礼帽，还有一个带有月份和星期的时尚座钟、几份作家手稿和一些文具，屋里几乎找不到一件原始的物品。儿童房紧挨着陀氏的书房，每天晚上9点，当父亲开始伏案写作时，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这套公寓并没有单独的卧室，平日里，安娜都是睡在儿童房旁边的衣帽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独自留在书房，伴着呛人的烟雾，在帆布面的长沙发上就寝。在沙发上方，挂着一幅西斯廷圣母像，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旅行时爱上的一幅画。后来，与陀氏夫妇交好的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泰娅（Sofija Andrejewna Tolstaja），1875年去世的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j Tolstoj）的遗孀，特意买了一件大幅复制品，送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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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为我们详细讲述了作家每天早晨起床后的情景。柳波芙于1913年流亡瑞士，在俄国革命后萌生了强烈反俄情绪（她一直把父亲看作立陶宛移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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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每天早晨起床后，总是先做一套操活动身体，然后去盥洗室洗漱。他对洗漱这件事非常认真，每次都会用很多水、肥皂，还有古龙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酷爱干净的人，这种美德在俄国人当中并不常见。直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在这方面才开始变得讲究起来。听祖母那一辈人讲，她们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在去舞会之前，都会打发女仆去问母亲，洗脖子的时候该洗“大领口”还是“小领口”。即使到今天，在我们这儿，人们还经常会见到一些有身份的贵族老太婆，指甲缝里总是脏兮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甲从来都没有一丝污垢，就算工作再忙，他也会花时间仔细修剪指甲。他经常一边洗漱，一边唱歌。他的盥洗室就在我们儿童房边上，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他在哼同一首曲子。……然后，父亲回到房间，把自己收拾停当。我从没有见过父亲穿着睡衣或拖鞋的样子，不像很多俄国男人，一天到晚穿着睡衣和拖鞋到处转。从早晨起，他便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靴，领带，还有衣领上浆的、漂亮的白衬衣（当时，只有平民才会穿带颜色的衬衣）。父亲总是穿着很讲究的西装，即使在穷得没钱的时候，他也都是去城里最好的裁缝店做衣服。他对西装十分爱惜，总是亲手用衣刷细细清洁，而且他还有一套独创的法子，能够让衣服常穿常新。早晨的时候，父亲通常会穿上一件短夹克。有一次他不小心碰翻了蜡烛，把蜡油滴到了衣服上，他赶紧把上衣脱下来，交给女仆去弄干净。“我讨厌污垢，”他抱怨说，“只要看到它，我便无法工作，满脑子都在想着这件事，没有心思做别的。”父亲换好衣服，做完晨祷，然后走进餐室，坐下来喝茶。……趁早餐的工夫，女仆给父亲的房间通风，再把房间收拾干净。父亲的房间里只有很少几样家具，贴着墙边摆成一排，位置总是固定不变。有时候，同时有好几位朋友来家做客，把椅子和沙发挪了位置，等客人们一走，父亲就会亲自把它们一一摆好。不过，最整齐的地方还要属父亲的写字桌。烟盒、信件、参考书，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哪怕有一点不整齐，都会惹父亲发火。所以母亲非常清楚，整洁对父亲有多么重要，每天早晨她都会去看一眼丈夫的办公桌，以免出差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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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口述前一天晚上创作的新内容，安娜把速记稿用打字机誊清，交给丈夫修改，然后再把修改过的稿子用娟秀的字迹誊写清楚。等一个章节完成后，通过邮局把稿子寄到《俄罗斯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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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去奥普塔修道院的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目的是找卡特科夫商谈《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稿酬事宜。他知道，自从《作家日记》大获成功后，自己的市场价值大大提升。因此，他张口便开价三百卢布每印张，同时也心里清楚，这个价格仍然低于托尔斯泰的稿酬水平。这部计划于1879年1月开始在《俄罗斯导报》连载并于1880年年底前结束的新长篇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律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经常抱怨写作压力太大，搞得自己疲惫不堪。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份“苦役式工作”早已驾轻就熟，否则他也不可能从事写作。但是人们仍然无法想象，作为俄国作家中的新晋领军人物，他如何能够将这一新身份带来的各种差事与创作大部头的繁重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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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差事当中，首先是回复热心读者的来信。自《作家日记》发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数量与日俱增。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他特意跑到圣彼得堡有名的康斯坦丁·沙皮诺照相馆，拍摄了一套肖像照，在回复读者来信时顺便夹寄给他们。大部分读者的来信都是为了表达感激和敬意，也有些读者是因为生活上遇到困难，或有其他事情想让作家出面为其解忧。不过，也有一些狂热的读者，干脆直接找上门来。例如，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女读者听到传言说，安娜抛下重病的丈夫不管，离家出走。于是有一天，她挎着装满食物的篮子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坚决要留下来照顾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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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也有一些是由陀氏身为会员或交往密切的文学团体牵线搭桥建立起来的。比如说文学基金会，不久前他们与作家消除了误会，重新恢复了来往；还有作为俄国作家协会前身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曾在俄土战争中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斯拉夫慈善协会”，类似女子大学的教育机构“别斯图热夫课堂”（其创立初衷是阻止俄国女学生集体赴瑞士求学），“俄国福禄贝尔基金会”，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隔三岔五便会收到邀请，在这些团体举办的文学沙龙上朗诵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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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愿意出席的活动是叶莲娜·斯塔肯施耐德和索菲娅·托尔斯泰娅女伯爵举办的私人沙龙。前者是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之一，住在圣彼得堡富人集中的米利翁纳亚大街上的一栋别墅里。叶莲娜家的沙龙带有明显的家庭性质，客人们往往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席。除了文学朗诵，大家还一起唱歌，排演话剧。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亲自登台，穿着带泡泡袖的红缎子戏服，参演了普希金的剧目《石雕客人》（Der steinerne Gast ）。叶莲娜家的聚会都是在每周二晚上举行，索菲娅·托尔斯泰娅家的沙龙则是在周五举行。这位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多国语言的女伯爵（切忌将她与作家托尔斯泰的同名妻子相混淆，她与托尔斯泰只是远亲的关系）与皇室关系不凡，每逢周五，圣彼得堡文化圈的精英分子都会在她的别墅欢聚一堂，经常到访的还有许多俄国贵族，以及类似梅尔基奥尔·德·沃格（Melchior de Véogüé）这样的外国驻俄外交官，后者曾经撰写了第一部关于俄国小说的西方专著（《论俄国小说》，18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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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将暮年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走入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文化生活，过去多年来，他一直不屑与这群人为伍。与此同时，一系列荣誉也接踵而至。187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授予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会员的头衔。1878年3月，他得到法国作家协会委员会的邀请，出席由维克多·雨果主持的巴黎国际文学大会。1879年5月，作为“当代文学最杰出代表”（plus illustres représentants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国际文学协会理事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对于一位有着极强自尊心但在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却自视为失败者的作家来说，这些荣誉无疑是对其心灵的莫大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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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些太平、少一些动荡，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便能从此与自己和世界达成和解。但现实却不如人愿。自1866年4月4日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Dmitrij Karakosow）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该事件曾为《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柯夫的人物设计以及《群魔》的情节构思带来了灵感）后，在左翼恐怖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策划下，类似的暗杀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1879年，一群激进分子从“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成立了“民意党”（Narodnaya Volya）。1870年代末，恐怖活动在俄国猖獗一时。1878年1月24日，女大学生薇拉·查苏里奇（Wera Sassulitsch）向圣彼得堡行政长官特列波夫（Trepow）连开数枪，致其重伤。同年4月，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自由派知识分子对陪审员的决定赞不绝口，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其列——却对此义愤填膺。1878年8月4日，恐怖分子谢尔盖·斯蒂普涅阿克-克拉夫钦斯基（Sergej Krawtschinskij）用刀刺死俄罗斯安全警察局局长尼古拉·梅津采夫（Nikolaj Mesenzow）后逃脱追捕，跑到了国外。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恐怖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比恐怖主义更可怕的只有一样，就是在暴力面前的忍气吞声。”[10] 1879年2月9日，“土地与自由社”的另一位成员、无政府主义者格里戈利·戈登伯格（Grigorij Goldenberg）在哈尔科夫省长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大公（Dmitrij Kropotkin）离开剧院时，将其枪杀。1880年2月14日，民意党人斯特潘·哈尔图林（Stepan Chalturin）让人将炸弹埋在冬宫会客厅下面的地窖里，准备在沙皇接待外宾时将其引爆。因为沙皇到得比计划稍晚，炸弹提前爆炸，导致暗杀失败。十一位卫兵被炸死，六十五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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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由米哈伊尔·罗里斯-梅里科夫（Michail Loris-Melikow）伯爵担任头目，专门负责恐怖活动的追踪与调查。1880年2月20日，在委员会成立刚刚一周后，梅里科夫伯爵在家门口遭到恐怖分子伊万·莫洛德茨基（Iwan Mlodezkij）袭击，靠侥幸逃过一劫。凶手被逮捕，并于两天后被送上绞刑架。行刑地点是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三十一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正是在这里等待枪决。当时，现场看热闹的只有几百人，而这一次却有六万人。天还没亮，一些好事的木匠就把长凳、桌子、木箱和木桶搬到了刑场上，视线好的位置甚至被叫价出售，要价最高达到十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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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夹在围观的人群中。是什么促使他来凑这场热闹？难道是内心无法抑制的冲动，想要借机重温自己人生中那场噩梦式的经历？——陀氏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行刑场面，让这种猜测似乎多了依据；或者，他只是想亲眼看一看恐怖分子的模样，那些他在《作家日记》中反复强调将把俄国推向深渊的人？还是说，这不过是陀氏的好奇心所致，就连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死刑反对者也往往克制不了这样的好奇心，更何况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对各类极限情境都抱有强烈兴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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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并未就这次事件留下只言片语。不过，据很多同时代人讲，莫洛德茨基的受刑场面让陀氏深受触动。在这些见证人当中，包括尼古拉一世的侄子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大公（Konstantin Romanow）。这位大公是一位业余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崇拜，每次与作家会面或读过其作品后，都会在日记中写下感想。1880年2月26日，他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自己的府邸、位于涅瓦河畔的大理石宫做客。据康斯坦丁大公回忆，陀氏在这次会面中向他解释说，自己对莫洛德茨基受刑场面之所以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是因为身为作家，理应“对人类的各种生存境遇和悲喜苦忧，都怀有关切之情”。[11] 立场和角色的转换显然也属于“生存境遇”体验之一种，它让1849年的死刑犯变成了1880年的刑场旁观者，让一位暗杀沙皇的犯罪嫌疑人变成了坚定的君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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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担任保守杂志《公民》主编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与莫斯科大学民法教授、右翼政治思想家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Konstantin Pobedonoszew）有着私人交往。据传言，波贝多诺捷夫是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物卡列宁的原型，他曾于1860年代担任皇太子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私人教师，与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1872年，波贝多诺捷夫成为枢密院成员，并于1880年出任俄罗斯正教会最高领导机构神圣宗教会议首脑，在政府内阁中扮演着“灰衣主教”的角色。波贝多诺捷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仿，也是在俄国虚无主义和左翼恐怖活动泛滥的背景下，从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派。在他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敢于说出“俄国真相”的作家。[12] 反过来，陀氏也和这位主教一样深信，俄国上层社会流行的否认上帝存在、公然“亵渎神灵”的风潮，是造成俄国当今社会所有丑恶现象的根源所在（187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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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波贝多诺捷夫的引荐，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2月初得到皇家教师德米特里·阿尔森尼耶夫（dmitrij Arsenjew）的邀请，与两位皇子谢尔盖（1857年生）和帕维尔（1860年生）会面，为其指点迷津。以辅导之名邀请一位作家进宫，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他为皇子们上课，而更多是为了表达对受邀者的奖赏或曰恩宠。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便以行动做出了回报。1880年2月19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之际，他以斯拉夫慈善协会的名义给沙皇寄去了一封贺信，并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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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沙皇陛下，最仁慈的君主！在陛下光荣登基二十五周年的隆重而喜庆的时刻，我们斯拉夫慈善协会愿将我等微不足道的声音，与俄罗斯民族亿万欢呼声汇于一道，用欢乐和挚诚恭迎仁慈爱民的君主陛下。人民颂扬爱戴其君主，视其如父。……回首过去时日，在我国知识阶层中，科学和启蒙的硕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有杂草在滋生蔓延。在以忠心和热忱为祖国效力的人士之外，有些人不相信俄罗斯人民及其真理，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上帝。在这些人周围出现了一群狂暴的破坏者，一群盲目无知的愚人，他们不仅否认上帝，甚至否认他们不久前还认为高于上帝的那个科学，他们是宣扬毁灭和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祸害。……这些误入歧途的俄罗斯年轻人，最终屈服于一股黑暗的地下势力，这股势力首先是俄罗斯的敌人，同时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我们斯拉夫人协会将恪守我们的信仰，无论是诸多父辈之人的游离善变，抑或是迷信和崇拜暴力的子辈们的愚昧蠢行，皆为我等所不耻。我们郑重宣告，消除俄国的种种苦难，使俄罗斯人的生命走向其被赋予的伟大目标的真正希望，只存在于我们以其名义联合并为其效力的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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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独白式”的官样文章衬托下，米哈伊尔·巴赫金所强调的陀氏文学作品的对话性更加彰显。“独白”与“对话”是陀氏文风的两面，它们相互制约，此消彼长。在步入暮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对以往作品中激烈的“对话”心生厌倦，而越来越渴望用简单直白的方式来传递思想。这种方式就像《少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孩童般的笑容一样“纯洁”，像《作家日记》中俄国人民的信仰和语言一样“朴素”（“科尔尼洛娃案件”），像作家期待的法庭判决一样“简单明晰”；在之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也将以同样“简白”的语言向人们传播教义，而且还将用这些“简单”的教义打败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挑衅和精神上的反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小说作为开放话语空间，始终都是“正反两方交锋”的战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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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纪念牌，两位预言家——1880年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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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不暇的邀请、与读者的通信来往以及各种荣誉头衔，包括来自皇室的恩宠，都远远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6月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为他赢得的声誉相媲美。这一在文学和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的。在普希金之前，俄国从没有为诗人树碑立像的传统。矗立在街头巷尾的雕像大多是沙皇统治者或征战疆场的将帅，简单地讲，是那些用丰功伟绩创造历史的人。而诗人的职责所在，是为这些历史创造者歌功颂德。即使偶有例外，也通常是些宫廷诗人，或像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尼古拉·卡拉姆津这种与沙皇关系密切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却不在其列，虽然在俄国文学史上，无论思想还是创作形式的丰富性，他的地位都无人可及。这位杰出的诗人在年仅三十七岁时死于决斗（也有传言说死于宫廷阴谋），他的英年早逝在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被当成一件丑闻。1837年1月普希金去世后，为了避免在社会上引起骚动，他的尸体被趁着夜色和浓雾运出首都，送往圣彼得堡西南三百公里外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庄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匆匆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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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本人对普希金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不厌其烦亲自审查他的作品。直到尼古拉一世去世（1855年）后，为普希金立像一事才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1861年，圣彼得堡皇村中学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普希金作为富有传奇色彩的首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为其造像的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14] 二十位毕业于该校的名人共同发起了这一倡议。不过，该计划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搁浅的状态，直到“俄罗斯语言之友协会”出面，才终于有了进展。经过翻来覆去的讨论，人们最终商定，将雕像建在诗人的故乡莫斯科，而非首都圣彼得堡。具体地点是莫斯科最主要街道特韦尔大街的一端，与苦行修道院隔街相望。在雕像设计竞标中，雕塑家亚历山大·奥佩库申（Alexander Opekuschin）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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