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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尽全力亲吻着你，至于我的那些不雅的胡思乱想的梦，我的小甜心啊：如果你知道我都梦到了些什么……（187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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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感觉到温泉的强大疗效，呼吸道症状比过去明显减轻了。[9] 但是，六个星期之后，昂贵的疗养费用彻底掏空了他的钱包。8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回程的火车。他本想绕路去趟巴黎，但因为身上的钱不够，他只好顺路去了日内瓦，给1868年夭折后葬在素园公墓的小女儿扫墓。他从索菲娅墓旁的柏树上剪下了几根枝条，带回了俄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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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旧鲁萨。他和家人原本只打算在这里待到9月，但安娜建议，这一年干脆把圣彼得堡的冬季公寓退掉，在旧鲁萨一直待到次年秋季，因为旧鲁萨的房租和生活成本比圣彼得堡低得多，特别是在过了暑期旺季之后。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可以在旧鲁萨安静的环境下专心写他的新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有些犹豫，但很快便让了步。按照与《祖国纪事》的约定，来年1月，他的新作便将在杂志上开始连载，而他却连一份像样的提纲还没有拿出来。虽然他早在2月便在纸上写下了小说的初步构思，但真正的酝酿过程却是在巴特埃姆斯才开始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过程从来都比写作本身更重要，往往也更耗时。在保存完好的《少年》（Jüngling ）草稿本上，不仅完整地记录了这部新作的诞生过程，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实践获得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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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大道眺望巴特埃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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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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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成长与失败史：《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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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想法是重拾《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构思，在它的基础之上创作一部全新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俄国人，“他在风华正茂时突然失去了信仰和上帝”，在当下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中随波逐流，从无神论到斯拉夫主义，从亲西方派、俄国邪教到天主教耶稣会，最终“找回基督和俄罗斯根基，重新皈依俄国基督教和俄国上帝”（1868年12月23日）。从形而上的层面讲，这部小说是一则关于浪子回头的寓言：一个儿子与父亲脱离关系，离家出走，最后满怀懊悔地回到了父亲身边。在《少年》的叙事中，父亲与儿子的角色被颠倒了过来。不是儿子（阿尔卡季）离开父亲（韦尔西洛夫），而是父亲遗弃了儿子。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放弃了书写一位伟大罪人生平的打算，改而写作一部“关于孩子，仅仅关于孩子和一位少年英雄”的小说。[11] 这个新计划的真实背景是1870年代俄国有关少年犯罪问题的公共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74年春恳求著名法学家阿纳托利·科尼（Anatolij Koni），安排自己去一家青少年拘留所实地考察。直到1875年12月，这个计划才终于兑现。伴随着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少年》一书的构思渐渐成型，并使得整个作品的主题与有关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融合在了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1874年身为《公民》杂志主编和撰稿人，也曾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不过，在早期酝酿阶段，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少年，而是他的父亲。在全篇叙事中，父亲都是以大写的“他”出现，就像首字母大写的上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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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温泉疗养临近结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决定，将“男孩”——儿子——作为年青一代的化身，放在叙述的核心位置。在做出调整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当时俄国公众关注的另一个政治话题融入了小说的情节。这个话题便是“多尔古申小组案件”。1870年代初，由亚历山大·多尔古申（Alexander Dolguschin）领导的一群年轻人，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当中进行动员，呼吁实行公平的土地分配，取消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出行限制（废除通行证），反对全民兵役制。为此，多尔古申小组建立了秘密印刷厂，印制和散发革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多尔古申撰写的传单《致知识分子》（An die Intellektuellen ）。1873年秋，这个秘密组织被当局破获。1874年夏，法院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从时间上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酝酿和构思《少年》恰好同步。俄国媒体对这起案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多尔古申之前便因卷入涅恰耶夫案件而一度受审，后因证据不足获释。警察在搜查多尔古申住处时，在他的房间墙壁上发现了一句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并把它当作煽动革命的证据：“Quae medicamenta non sanant，ferrum sanat；quae ferrum non sanat，ignis sanat！”（药物无法治疗的病，刀可以；刀无法治疗的病，火可以。）这段被多尔古申当作警句的名言，是他从席勒的剧作《强盗》中摘引的。在《少年》中，当主人公阿尔卡季第一次走进革命家杰尔加乔夫的寓所时，便听到屋里有人在高呼这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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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创作过程中不断做出的调整不谈，早在《少年》创作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将“破坏”确立为作品的主题。所谓“破坏”，即以现代之名打破俄国所有传统旧秩序，特别是金钱至上的制度。在上一部作品《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全面的无政府状态”称作“混乱时期”（smuta）模式，是俄国在挣脱“鞑靼枷锁”后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历史创伤。在《少年》中，作者在双重层面上对这种“混乱时期”模式做出了更进一步分析：在社会层面上，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在心理层面上，是俄国人当中资本主义“野兽型人格”的形成（和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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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核心人物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二十岁的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他以自传的形式记录下自己过去一年来“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经历”，以此树立对自我的意识。阿尔卡季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生父是受西方教育的破落地主安德烈·韦尔西洛夫，生母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婢女索菲娅（索妮娅）·多尔戈鲁卡娅。后者名义上是花匠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的妻子，但被韦尔西洛夫用三千卢布的价格赎了身。马卡尔是位受人尊敬的老人，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他长年在俄国各地四处朝圣，很少在家里露面。他之所以同意韦尔西洛夫的交易，并不是因为贪财，而是不愿意阻挠索妮娅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韦尔西洛夫是个性情无常的人，今后一旦索妮娅被其抛弃，他便可以拿这笔钱来照顾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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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季中学时被送进了莫斯科一家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和同学的欺负对象。特别是一个颇似狄更斯笔下人物、名叫兰伯特的学生，更是整天以捉弄他为乐。阿尔卡季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远远见过一次自己的生父。直到十九岁，也就是刚刚迈入成年时，他才开始与韦尔西洛夫有了近距离接触。接下来的父子关系从坦白和遮掩到彼此间的无话不谈，从激烈的争执到和解，再到新的摩擦，共同构成了整个叙事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之外，是盘根错节的次要情节，例如主人公性意识的萌生，与工程师杰尔加乔夫领导的革命团体的来往，在赌场的冒险经历，与法律上的父亲、感情上胜过血脉之亲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相遇，以及主人公社交圈之外、大多与金钱有关的各种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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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后，阿尔卡季放弃了读大学，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另有规划。他的目标是成为富豪，“不是一般的富豪，而是必须富得像罗斯柴尔德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苦行僧式的清规戒律，从修士般的清淡饮食，到走路姿势的讲究：“尽可能不踩歪或者少踩歪，用这个办法穿靴子，平均可以延长靴子三分之一的寿命。”除此之外，他还潜心研究市场规则。他的第一次自我“检验”是在一场拍卖会上，他用两个卢布的价格拍下了一本纪念册，一位迟到的顾客对这本纪念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阿尔卡季向对方索要十个卢布，对方觉得这个价格很不厚道。“哪里不厚道？”阿尔卡季反驳道，“这就是市场嘛！哪儿有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它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一个无名的驼背人。1716年，一个名叫约翰·劳的银行家在巴黎兜售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股票，在巴黎引发了一场疯狂的股票抢购热潮。因为股民众多，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填表。这时出现了一个驼子，他愿意用极低的价钱出借自己的驼背，供大家当桌子用。没过多久，约翰·劳宣告破产，股票变得一钱不值，唯一的赢家只有那个驼子。阿尔卡季也抱定了同样的想法，这便是避免冒险，靠稳赚薄利来积累财富。正如其所说：“发财上的锲而不舍和不屈不挠，主要应该体现在攒钱上，这比牟取暴利甚至百倍的暴利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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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季一心想成为罗斯柴尔德的愿望背后，是和普希金“吝啬的骑士”一样的权力欲。权力带给人的最大享受在于它所蕴含的无限潜力：权力意味着机会，享受则是对自身能力的意识。一个人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避开世俗，独善其身，不受外界的窥伺和干扰。正如阿尔卡季对一位朋友所言，他真正寻找的是“自由”和“宁静”，这句话同时显露出其宏伟计划浪漫的一面。莱蒙托夫在他的浪漫主义名作《我独自一人走到大路上》（Einsam tret ich auf den weg ，den leeren ，1841年）一诗中，也曾表达了厌倦尘世、满怀诗意的自我对“自由和宁静”的向往。[12] 自由与宁静，或者说“孤独与权力”，同时意味着“同全世界彻底决裂”。然而对阿尔卡季来说，他身上的俄罗斯性格太重，他不可能做到“在亲密的人面前也不说心里话”，并且不为此感到痛苦。他渴望倾诉、交流、友谊和爱情，对他来说，这是天性决定的。这种天性让他克服了对社交的排斥和抵触，并帮助他赢得了美女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的爱情。他初次遇到她时，便对她一见倾心。在遭遇了各种风波和变故之后，两人的感情最终以大团圆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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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上述情节更重要的是主人公与两位父亲的交往。他与生父韦尔西洛夫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阿尔卡季对其怀恨在心，因为是他让自己的母亲由妻子变成了情人，并因此受人鄙视。更令阿尔卡季痛苦的，是他作为贵族私生子的身份。他的姓氏“多尔戈鲁基”原本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古老尊贵的王侯世家，然而在这里，这个姓氏——出于象征的目的——却被赋予了一位低贱的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所以，阿尔卡季总是怒气冲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解释：“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而是个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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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最有趣的段落之一，是韦尔西洛夫有关贵族阶级的一番言论。年轻的谢尔盖·索科尔斯基公爵认为，贵族的本性便是挥霍。韦尔西洛夫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真正的贵族注重的是荣誉，而荣誉则意味着责任。由荣誉和责任构成的价值观仿佛是一条纽带，虽然它并不能消除主人（贵族）和奴隶（农奴）之间的差异，但在历史上却发挥了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随启蒙出现的权利平等观念从人道角度讲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它“导致了荣誉感的降低，因而也就导致了责任感的降低”。由此一来，“自私自利代替了原先团结一致的观念，于是一切都分崩离析，成了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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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西洛夫将自私自利的风气归咎于启蒙，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他在这里充当的角色似乎是作者的“代言人”。但有一点却难免让读者对这一判断产生疑虑，这就是，韦尔西洛夫所说的权利平等（社会主义）与荣誉感普遍丧失的关系，与尼采的基督教“奴隶道德说”如出一辙。众所周知，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赞赏，但是反过来，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有所了解的话，人们却很难想象，他会对尼采抱有同样的好感。另外，如果把韦尔西洛夫的这段话与父子最后一场冲突爆发前的长篇对话联系在一起，那么读者显然有理由怀疑，韦尔西洛夫关于启蒙的这番言论或许并非出于真心。在父子对话中，韦尔西洛夫大肆夸耀所谓俄国贵族精神，并明确表达了自己身为贵族一员的骄傲：“Je suis gentilhomme avant tout et je mourral gentilhomme！”（我首先是一个绅士，到死也是一个绅士。）在他眼里，贵族是“崇高的俄罗斯文化思想的载体”，这种“崇高的俄罗斯文化思想”便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矛盾的“全面和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段父子对话是对读者思辨能力的一种考验。关于俄国作为“和解者”以及西方文化集大成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说法，的确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观点，然而在韦尔西洛夫的话语间，人们不难找出各种蛛丝马迹，来印证其立场与陀氏之间的分歧。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这个人物理解为作者的传声筒。韦尔西洛夫的世界主义倾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反西方立场是明显背道而驰的。他之所以决定离家出走，到其精神上的故乡欧洲周游，是受“贵族的苦闷”所迫，因为他把“威尼斯、罗马、巴黎，它们的科学与艺术宝库，它们的整个历史”，看得比俄罗斯更亲。此外，韦尔西洛夫极力宣扬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他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人同属一个阵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坚定地认为，正是屠格涅夫之流为代表的“父辈”，对1860/1870年代左翼激进思潮在俄国的泛滥负有直接责任。另外，这段章节中不止一处提到，韦尔西洛夫讲话时非常“心不在焉”，注意力涣散，这一点也从侧面说明，他的话并不完全经得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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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韦尔西洛夫与小说《群魔》中的矛盾人物斯塔夫罗金做一番比较，就会发现，韦尔西洛夫可谓是斯塔夫罗金在陀氏文学作品中的又一次重生。当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共性有所了解，韦尔西洛夫这个角色就会变得不那么神秘。这两个男人都是精力充沛，智力超群；他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真理，都因为寻找无果而陷入沉沦；两人的文化自信心都是在俄国和欧洲之间不断地摇摆；他们都被德累斯顿美术馆中克劳德·洛伦（Claude Lorrain）的油画《阿喀斯与伽兰忒亚》（Küstenlandschaft mit Acis und Galatea ）震撼，并由此引发相同的对历史的臆想。在斯塔夫罗金眼中，这幅画是黄金时代的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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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希腊列岛的一角，碧波荡漾，岛屿星罗棋布，悬崖耸立，海滨繁花似锦，远处是一幅神奇的大海全景，夕阳西下，美丽而迷人——简直非言语所能表达。欧洲人认为这里是他们的摇篮，许多神话故事都渊源于此，这里是他们的人间乐园……这里生活过许多优秀的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绿荫下充满了他们快乐的歌声，他们把异常充沛的、无穷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到爱和纯朴的欢乐中。太阳把明媚的阳光洒遍岛屿和大海，为自己的优秀儿女感到高兴。奇妙的梦，崇高的想入非非！幻想，所有存在过的幻想中令人最难以置信的幻想，整个人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它，为了它，牺牲了一切，为了它，先知们壮烈地牺牲在十字架上，没有它人们活着也觉得没有意思，甚至死了也毫无价值。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梦中都体会到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梦见了什么，但是那悬崖峭壁，那大海，那夕阳西下时的夕照——这一切，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我还是生平第一次热泪盈眶），似乎还能看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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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洛伦的油画《阿喀斯与伽兰忒亚》，1657年，收藏于德累斯顿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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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是斯塔夫罗金和韦尔西洛夫共有的梦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对黄金时代的想象，一字不改地搬到了这部新小说之中。当年《群魔》连载时，《在吉洪修道室》一章被《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删节而未能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肯就这样轻易丢弃这段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文字，后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对欧洲的认识，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将这段文字顺利植入新的作品，是因为这两部作品中的两个人物在个性上属于同类。斯塔夫罗金原本应当像他的名字“背负十字架者”预示的一样，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度过一生。但实际上，他却变成了一个背弃上帝、十恶不赦的罪犯，最后只能通过自杀来获得解脱。面对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吉洪所谴责的并不是忏悔书的恐怖内容，而是它的“措辞”。韦尔西洛夫的慷慨陈词同样也是因为措辞，因为在很多地方过于夸张的语气，而显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在赞扬俄罗斯精神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声称，俄国人的特殊品质在于，他们把欧洲看得比欧洲人自己还要神圣，所以，欧洲人“在进入上帝的王国之前，注定要经受许多苦难”。听到这里，阿尔卡季的反应是：“不瞒你们说，我非常不安地听着他说话，甚至他说话的腔调也使我感到害怕……我非常害怕谎言。我语气严厉地打断了他：‘您刚才说上帝的王国……您这么执着地信仰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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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西洛夫用“喜不自胜的语调”东扯西扯，兜了一大圈，最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从克劳德·洛伦的油画说起，向阿尔卡季描绘了一幅人类末日的景象，并将夕阳称作历史终结的象征。如果说在古代神话世界中，人与神还是“契合无间的统一体”，[14] 那么随着世界逐渐走向黑暗与冰冷，人类也被诸神和上帝抛弃。这时候，孤寂无依的人类会怎么做呢？按照韦尔西洛夫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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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加亲密、更加充满爱意地偎依在一起……他们终于明白，现在只有他们才是彼此的一切，彼此的依靠。灵魂不死的伟大思想一旦消灭，那就不得不用别的思想来代替它；于是，人们将把过去投向永生（灵魂不死）的大爱，转而投向大自然，投向现世，投向世人，投向每一株小草。他们会不可遏制地热爱大地和生命，随着他们逐渐意识到人生苦短和生命有限，他们的爱也就会愈加强烈，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种爱，而不是过去的爱了。…… 他们睡醒之后就急着互相亲吻，急急忙忙地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眼下这些，便是他们仅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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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ács）在其力作《小说理论》（Theorie des Romans ，1916年）——他原本打算把它写成一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专著——中提到过一种说法，即“超自然的无家可归状态”（transzendentale Obdachlosigkeit）。[15] 如果用韦尔西洛夫的“梦境”来形容这种状态，简直再形象不过。韦尔西洛夫在这里用想象实践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类有能力而且必须要摆脱“对自我的异化”，[16] 这种自我异化是建立对上帝信仰的前提，而摆脱异化的途径是让自己相信，人类自身才是其赋予上帝之超能力的真正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