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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参议员洛奇肯定地说，“美国军队已今非昔比了。”因为如果这些部队是美国军队的精华，而这些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精锐部队尚且暴露出这样的问题，那么美军其他部队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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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演说时，总统就是在这样令人沮丧的背景下要求扩军备战的。“他的话中隐含着一个警告，”《时代》周刊评论说，“那就是，美国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武装备战，因为美国的周边环境对于民主制度的生存已经不再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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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国会演说非常成功，全国上下反应积极，这使他备受鼓舞。接下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把他的战备思想转化为现实。现代战争提出的要求相当复杂，因此必须制定一系列关键性的政策决策。它要求把现有的工厂从民用生产转化为军工生产，要求建立新的设施，要求迫使科学研究从和平目的向战争目的转化，要求工商企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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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主要领导能力在于他能够看到决策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为度过危机而采取的政府组织形式关系到产业之间的协作、人力资源的分配以及对短缺资源的有效控制。“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总统能够真正做到通盘考虑，”弗朗西斯·帕金斯的传记作者乔治·马丁写道，“人力、枪炮、舰船、食品、敌人和盟友无不纳入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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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任务就是动员工商界人士参与战备工作。国会可以提供资金，但是它一不能制造飞机，二不能设计坦克，更不能装配武器。罗斯福认为，如果没有私营企业的合作，国防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生产就永远无法启动。从那年春天的形势来看，罗斯福知道，最根本的挑战来自那些掌握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的企业老板。他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控制的钢铁厂、煤矿、工厂和汽车制造厂纳入国防建设，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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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多年来，罗斯福热情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并组织劳工运动从而背叛了自己所在的阶级，因此工商界对罗斯福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事实上，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对罗斯福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他们说话时甚至拒绝提总统的名字，而称他为“白宫里的那个家伙”。据说有这么一回事。豪兰德·斯宾塞是罗斯福的一个有钱的邻居，他对总统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背井离乡到了巴哈马群岛。30年代和40年代他一直自我流放在那里，直到罗斯福死后才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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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实施之初，工商界已经萌生敌意。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法令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这些法令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整治劳动条件，并且支持组织工会。这些积怨终于在1935年爆发。美国商会与总统正式决裂，并对新政进行了恶毒抨击。猛烈的攻击使罗斯福深受其害。当他回顾自己在第一个任期里的所作所为时，他深信，是他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恶劣的影响，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如果没有新政，美国的资本主义就会像欧洲的资本主义一样，迟早会被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击溃。但是，美国商会对此却毫不领情，而且痛斥他是本阶级的叛徒。罗斯福对此颇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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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以牙还牙。他对这些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尖刻抨击，指控他们是“经济上的保皇党人”，指责他们企图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阻挠普通民众机会均等的权利；声称这种行径与英国托利党控制殖民地人民的企图毫无二致。在这次冲突爆发后的几个月里，总统与工商界的分裂加剧了。事实上，罗斯福已经在阶级对立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源泉。“由金钱铸成的各种势力都无一例外地把我视为仇敌，”在193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对一群人声鼎沸的工人阶级听众说，“而我欢迎他们对我的仇恨。我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第一任期的是非时说，争权夺利的恶势力遇到了对手……我也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第二任期的功过时说，这些势力找到了驾驭它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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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局势日渐黑暗，战争给总统带来的权力有增无减。看到这种势头，工商界惊恐万状，他们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吼声。美国钢铁协会主席说，在我们“为粉碎国外的独裁势力”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有朝一日战争真的“像黑夜代替白天一样”必然降临，那么我们就要“把这场斗争在国内推行”。有些工商界人士竟然露骨地叫嚣，罗斯福正试图把国家推向战争，以达到他的马基雅维里阴谋，在美国建立永久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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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希特勒的魔掌之下。于是，罗斯福决定，他该结束与工商界之间的私人斗争了，他要改变自己的策略，给他们一个行动机会，来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有所作为。《国家》杂志驻华盛顿记者I.F.斯通当时写道：“战争前夕，倾向左翼的美国政府通过吸纳右翼代表来安抚右翼，这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样的转变也在英国发生，只不过这个转变是逆向的。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把贝文分子和莫里森分子吸纳为内阁成员而对工党加以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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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设计的计划匠心独运。他设立了一个七人委员会，称作国防顾问委员会（NCAC）。在这个委员会里，工商界和新政支持者按照同样比例组织起来。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使工商界人士增强右翼的信心，使新政支持者让自由派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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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防军工生产问题，罗斯福选中了百万富翁实业家威廉·努森，并委以重任，让他负责督导实际生产进程。威廉·努森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个白手起家、独立创业的成功典范。威廉·努森生于哥本哈根，20岁时来到美国，那时他几乎不会说一句英语。他的事业是从汽车工业开始的。起初，他只是汽车装配线上的一个装配工，然后晋升到管理阶层并成为亨利·福特的生产部经理。与福特之间的一场争执使他离开了福特公司，继而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他负责建造雪佛兰牌汽车，以期在销量上压倒福特公司生产的T型小汽车。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在1937年被任命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年薪超过3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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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新政和工商界之间的打闹已经感到厌倦，”《时代》周刊评论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努森象征着希望，他预示着工商界和新政支持者之间的合作。”就努森本人而言，有机会报效祖国使他感到十分激动，因为祖国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利益。“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任命后写信给总统说，“是您给了我机会来表达我对祖国的感激之情，因为是她赐予我美丽的家园、温馨的家庭和无限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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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努森，罗斯福吸纳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和芝加哥-伯林顿-昆西公司的董事长拉尔夫·巴德。前者督导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后者负责交通运输。华盛顿的观察家康斯坦斯·戈林写道，7年以来，这些人是抵制新政的核心力量，“在全国工业复兴署成立之初，休·约翰逊将军称这些工业巨头为‘殃国祸害’，现在这些人居然又在华盛顿粉墨登场。”到了夏末，已经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混进了政府的首要部门，而他们一旦参政，政府的监管职能在他们的心里就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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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总统抛出的橄榄枝，全国制造商协会在7月份刊载了一则整版广告，保证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资源为国防事业多作贡献，并号召全民族在危急时刻团结起来。“在国防领域，”消息灵通人士一直在告诫工商界，“罗斯福是个保守派。”现在，罗斯福强调的重点从高压统治转向了精诚合作，工商界就开始相信，情况没准儿还真是这样。兴许如果他们对政府不计前嫌，就可能会有“一些拯救世界、光复民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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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罗斯福从来都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要考虑如何重新取得右翼的支持而不招致左翼的愤怒和不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国防顾问委员会的7个名额中的4个划给了新政支持者。为了对付劳工组织，他吸纳了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西德尼·希尔曼个子矮小，身材瘦削，戴着双光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立陶宛口音。与努森一样，他也是在20岁时来到美国的。他首先来到芝加哥。服装工业的劳动条件一度非常恶劣，叫人无法忍受。身为男装裁剪工的希尔曼就领导一群裁剪工起来造反，并组织成立了美国服装工人统一工会。然后，以此为基础，他成了约翰·刘易斯建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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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左翼感到宽慰的是，总统让一个呼声很高的新政支持者利昂·汉德森负责控制物价。人们都说，这个肥胖的汉德森看起来就像《星期天》副刊漫画上的一个激进分子。他身上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头发卷曲，嘴角常常叼着五分钱一支的雪茄。利昂·汉德森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米尔维勒。他依靠运动员奖学金在斯瓦丝摩完成学业。随后，他就来到华盛顿，在工程兴办署工作，继而进入证券交易委员会，成为新政派对工商界的营私舞弊进行攻击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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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个奇特的混合委员会更趋圆满，罗斯福还吸收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的教务长哈丽特·爱略特，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切斯特·戴维斯。前者代表消费者，后者督导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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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几个月里，国防顾问委员会里的工商界代表和自由派代表之间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工商界代表主张，企业只有在利润机制下进行自主经营，才能为军工生产提供最佳的服务。而自由派则认为，战时的民主制度应该在政府、工商业和劳工之间塑造一种崭新的关系，应该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倾斜。“如果你要让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参与战争，”亨利·史汀生写道，“你就必须让企业从生产的过程中赢利，否则他们就不愿工作。”与此相反，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辩驳说，假设经营军工生产的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自由派官员，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备战情况，就会更直接地将权力和责任赋予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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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是旷日持久的，”据新政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回忆说，“战时的华盛顿在我的记忆中绝对不会抹掉来自希特勒和日本的威胁。但是，新政派与避战的工商界代言人之间的斗争几乎同样激烈……有时候，我们与工商界之间的斗争好像比欧亚大陆的战争更重要。在几个星期里，我们心里想的只是我们与工商界之间的斗争。与此相比，希特勒在我们心里几乎不占据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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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刚公布七人顾问委员会的名单，保守派控制的报纸就开始要求总统赋予该委员会真正的权力，要求任命努森为它的“沙皇”。“在日常生活中，”《肯尼邦克》杂志评论说，“即使是一个花生摊也得有一个老板。”他们完全是打着集中权力以提高效率这个幌子说这番话的。但是正如自由派评论家们指出的那样：“要求任命一个沙皇反映了大资本家企图完全控制国防军工生产从而达到自身目的的愿望。”《新共和国》不无揶揄地说，换句话说，“这等于让民主进程给大资本家的独裁让路。如果缺少主席真正是一个问题的话”，《新共和国》继续道，那么利昂·汉德森“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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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统不会把战备生产的领导权交给任何人，不管是工商界还是新政派，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让两派相互竞争，相互牵制，罗斯福手中就拥有不容争议的权威。国防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努森就问：“谁是我的老板？”总统立刻回答：“我是你的老板。”国防预算主管哈罗德·史密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回答比其他一切都更“有助于澄清当时的形势”。I．F．斯通评论说：“大资本家企图打着国防战备的幌子破坏新政派的社会改革立法，削弱劳工运动。但是，只要罗斯福把国防军工生产的最终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就永远是他们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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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罗斯福拒绝了工商界的要求从而使努森得不到与个人责任相匹配的权力时，1940年的战备动员就受到了束缚。罗斯福给国防顾问委员会布置的任务只不过是把和平时期的民用经济转变为战时的军工生产，但是努森从来没有得到过可以有效操作的工具。罗斯福说的话半真半假，让人捉摸不定。他一方面声称，只要美国人民完全理解工作的意义，那么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害怕对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尽管对战备的需求不断膨胀，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仍然认为人民不会甘心情愿地为加快战备动员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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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宣布国防顾问委员会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特别告慰公众说，消费品的生产不会受到限制。“我想人们应该会意识到，”他在回答多丽丝·弗里森的提问时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这位可爱的小姐还没有必要放弃化妆品、唇膏、冰淇淋苏打水……换句话说，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想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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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罗斯福处心积虑的撮合下，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维系，但罗斯福心中却非常清楚，它们这段露水姻缘“终难破镜重圆，因为双方同床异梦，各自都在做长远打算，准备有朝一日另觅新后”。做这样的红娘，罗斯福要冒两面不讨好的风险。但是，既然国家军工生产的整个基础都有赖工商界的通力合作，他也就甘心情愿承担这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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