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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西和布利特的关系更为重要。布利特生于费城一个富有而传统的家庭。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已经非常出色，成为《耶鲁每日新闻》的编辑。后来，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成为新闻记者和外交官。1933年，罗斯福任命他为驻苏联大使；3年后，他成为驻法国大使。布利特为人爽直但却固执己见。他有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和费城的社交名人厄内斯塔·德林卡，一次和作家约翰·里德的遗孀露易丝·布赖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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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米西关系密切的人都相信布利特非常爱她。米西的家乡有闲话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突然间，这个年轻的女秘书开始大量购买美丽的珠宝，都是为了布利特。“他常常从俄罗斯打电话过来。当他来华盛顿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出去，”米西的朋友芭芭拉·科蒂斯回忆说。“事实上，他曾一度要和她结婚，但是总统对她的吸引力太大了。”吉米·罗斯福证实说，这是米西一生中“一次真正的罗曼史”。“父亲鼓励这桩婚事。我想，他感到米西把自己一生的许多都奉献给了他，也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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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对于布利特对米西的兴趣则冷言冷语。“我认为布利特利用米西作为接近总统的一种办法，”摩根索的儿子亨利三世说。“他是个精明圆滑的人。他从来无意和米西结婚却让她相信他要和她结婚。”小亨利·摩根索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和总统的一次会面。他和总统讨论预算主管的各个人选。“莱汉德小姐一本正经地向总统推荐比尔·布利特，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总统唐突地回答说：‘不，不行，他整日忙于外交事务，对这个一无所知。’莱汉德小姐回答：‘但是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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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西·罗森曼回忆说，当布利特在俄国的时候，米西到莫斯科去看他。她到那里的时候竟发现他和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断的，”吉米·罗斯福写道，“但我相信比尔对她不好……”从那时起，“米西就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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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第二个星期，米西为庆祝自己的42岁生日在白宫宴请了6个朋友和同事，其中包括总统、哈里·霍普金斯、格蕾丝·塔利和罗伯塔·巴洛斯。“我记得那天晚上米西一反常态，言语不多，”罗伯塔·巴洛斯回忆说，“她显得神情忧郁而孤独，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也许米西在步入人生的第42个年头的时候，她对自己的一生仔细思索后不得不承认，她结婚生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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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米西和罗斯福的孩子们保持着亲密的友情。“比起父亲来，她与我们的年纪更接近，”吉米·罗斯福说，“米西是一个绝好的中间人。在一些微妙的问题上，我经常依赖她的判断寻找最佳的时机向父亲提出要求。”在罗斯福图书馆里保存的米西的文稿中有几十封她和罗斯福的女儿安娜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她们之间几乎是一种姊妹关系。但是尽管米西和罗斯福的孩子们关系亲密，并不等于说她有了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后来，安娜承认，她不愿同父亲和米西一道开车外出，因为米西不自觉地就会坐到他身边她最喜欢的位置上，使她不得不去随便找个位置将就。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承认说，他小的时候也非常憎恶米西。他曾一度大发脾气。“难道你总是这么好相处吗？”他问她。“难道你不会发疯发狂吗？”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回忆说，她当时看起来“好像都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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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在国会休会前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税收立法。虽然在6月国会为筹集国防需要的部分资金已经增加了新的税收，但是还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税收计划。尽管政府已承诺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但是私人企业在新的税收机制生效之前仍然不愿转向国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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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罗斯福说出了工商界喜欢听的话。他要求通过立法允许公司建立新的工厂和添置新设备时可以在5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分期偿还资本费用。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在获得完税净收之前可以削减20％的资本费用。同时，他建议废止《文森—特拉梅尔法案》。这个法案要求飞机和船舶制造商不得有超过8％到12％的利润率。取而代之，他建议分级递增“剩余利润税”。这种税收适用于一切公司，而不只是飞机和船舶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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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感到震惊，他们认为罗斯福在向资本家的罢工而不是工人的罢工妥协。资方故意拒绝签署任何国防合同，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税收立法才肯罢休。这些说法有些道理。8月2日的内阁会议深入讨论了驱逐舰交易事宜。在会上，史汀生警告罗斯福说：“推迟制定有关分期偿还问题的立法拖延了许多合同。”《国家》杂志提出，那年夏天，在基尔尼船厂、伍尔蒂飞机制造厂和波音公司的零零散散的工人罢工中，工人提出增加10美分工资的要求就在国会山招致了“叛逆”的声讨，“而对航空公司就没有这样尖刻的指控，虽然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导致价值8500万美元的飞机订单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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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倾向于工商界的立法从众议院赋税委员会出台，自由派的反对呼声不断高涨。摩根索告诉罗斯福，这是一个“糟糕的法案”。这个法案由美国商会的一个律师起草，它支持“总统和财政部多年来所反对的那些歧视”。摩根索警告说，首先，剩余利润税的措词会“严重抑制正在成长中的工商业，会给地位稳固的公司在工业中一个近乎垄断的地位”。其次，分期偿还计划的最终形式显得太慷慨大方。事实上，政府用自己的钱对建立工厂和购买设备完全负责，而允许公司事实上不冒任何风险就可获取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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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进一步放弃新政的阵地，”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让私人利用公共资本为他们自己赢得有保证的利润是不可容忍的……如果私人不能以合理的利润提供军需品，在税收问题上和其他公民取得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工厂并征招必要的经理进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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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完全赞同摩根索和伊克斯的意见。几个月来，乔·拉什一直在告诉埃莉诺，政府的国防计划没有激起人民多大热情，“因为他们不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制造商们力争把8％的利润率提高，这使拉什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维持着旧有的秩序”。拉什催促埃莉诺说，但愿总统愿意开展一场反垄断的斗争，承诺战后形势会有所不同，那么年轻人才会满怀热情地投入战斗。拉什说，年轻人需要“战斗口号”，“有了战斗口号，他们就可以欢欣鼓舞地走向死神——他们需要一种值得为之死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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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也和拉什一样希望战后会出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使生产力受到所有人的支配。她在她的专栏里建议，政府在征募人力的同时也应当“征用闲散资本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国防建设必不可缺的东西”。她说，这个国家最有才智的人应该考虑“如何同等地确保像征募人力一样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征用资本为国家利用”。在两周后写的下一个专栏里，埃莉诺支持颇有争议的9月义务兵役制的罗素—欧文顿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允许总统接管不合作的企业。威尔基指控说，这个条款是要“苏化”美国工业。对此，埃莉诺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看到我们考虑征募人力和征用企业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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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对经济的思考导致工商界代表作者拉尔夫·罗贝在《新闻周刊》上给予激烈反驳。罗贝声称她的思想已经误入歧途。罗贝警告说，如果照她的想法做，“也就是，如果政府开始接管我们积累起来的财富”，那么，“我们的私有企业制度势必走入死胡同，就没有私人储蓄用于发展——没有私人财富用于投资来产生就业机会——一切东西从头至尾都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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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不需要担心，因为在收入问题上总统听史汀生、国防部以及国会里的保守派的，而不是摩根索、伊克斯或他的妻子。史汀生从来就不是新政的支持者，他根本不会像摩根索那样去怀疑大企业，他也不会急于保护税收改革的原则。形势在史汀生和国防部看来，生产的需求是非常紧迫的，什么也不能阻止生产的启动。国防部的工作不是进行社会改革，它的目标不是改变国家的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尽快获得军火。“国会里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对工商业无限制地征税而仍然让他们勤奋高效地工作，”史汀生写道，“这不符合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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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斯福不像史汀生那样对工商界表现出无限的热情，但他也认为，目前最基本的任务是把和平生产转化为军工生产。为了这个目的，他愿意对工商界有求必应，即使这意味着在《税收法案》上妥协让步。“我很遗憾地说，”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愿意接受国会给他的一切，而国会只会代表工商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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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公园总统的后门廊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对立法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摩根索说，罗斯福坐在摇椅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需要一个《税收法案》，我急切地需要它，它的内容如何我不管，我不想知道……合同被搁置起来了，我需要一个《税收法案》。”当埃莉诺顽强地要继续争执下去时，摩根索建议她放弃。“不要打扰总统，”他警告说，“他没有这个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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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埃莉诺生来不会对这个问题弃而不管。9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当她邀请罗斯福的一个经济顾问查尔斯·陶西格就餐的时候，她又开始反对《税收法案》。她谴责说，制造商们把利润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总统同情地听着，像平时一样不住地点头。但他还是坚决相信，为了鼓励国防计划必须接受一个不完美的法律条款。他估计说，一旦此项立法获得通过，战备计划就可以得到实施。罗斯福的估计没有错，因为那年秋天当税收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后，资方的罢工宣告结束，军工合同开始加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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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史学家认为，分期偿还法的通过是备战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这个快速制定的条款把高税率从“可能性转化成了资产”，引导企业“将其赢利用于扩大工厂和设备”。历史学家们争论说，将税率提到最高点，分期偿还特权的成功“粉碎了认为高税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枯竭的传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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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派也有其正确的一面。他们认为税收立法的组织方式会使小企业受到伤害。随着国防计划的实施，军火采购部门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大企业。第二年夏天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战备的第一个年头，56家大公司占去了所有主要合同的3/4。“我们对工业化的美国听之任之，”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解释说，“要钢铁，我们就要去钢铁厂。要汽车，我们就要去底特律。”大公司有生产大订单的设备和经验。“忽视大型生产设施这方面的考虑，把我们的生意交给一些没有生产能力的公司，这样做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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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国会山上开始听到小商人的叫苦声。他们要求制定新的立法来增加小企业在军火采购中的相应份额。但是当时，大企业和军事机构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关系将一直延伸到战后，使未来的总统对“军事—工业联合体”提出警告。自由派认为，总统太急于行动。他把战时生产当成了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他只能一次打一场战争。如果这种优先考虑会对小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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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届国会混乱不堪。观察家说，形势非常令人难堪，众议院刚对征兵法案进行过最后表决，发言人威廉．B．班克海德就死于中风（他的职位由得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接替）。但是最后，尽管大错不断，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国会还是通过了立法使总统能够启动战备进程。随后，在10年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开始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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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国会休会的当天晚上，总统习惯于在他的书房里玩扑克牌游戏。游戏在晚上早早就开始，然后，当发言人打电话来宣布国会正式休会时，谁领先谁就是胜者。这天晚上，当发言人打电话过来时，摩根索远远领先，但是罗斯福假装说电话是其他人打过来的。然后，游戏继续进行到半夜，罗斯福终于领先了。这时，罗斯福向一个助手耳语一番。助手走进另一个办公室往书房里打电话。当电话铃响时，他假装是发言人打的电话，于是他成了赢家。每个人都很高兴。直到第二天早上，摩根索从报上得知国会正式休会是在晚上9点钟。他非常生气，向总统递交辞呈。当总统打电话过去说服他一切都是开玩笑时，摩根索才同意留下来。摩根索早应该认识到，只要有助于他在打赌中取胜，罗斯福是不屑于玩小花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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