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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西洋会议使后人铭记难忘的，不是制订的一系列战略协议，而是一份拥护世界和平、寻求“最终推翻纳粹暴政”的激动人心的原则性宣言——《大西洋宪章》。一段时期以来，罗斯福始终渴望制订一套概括性的准则，以指导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盟国政策。对此，丘吉尔欣然表示同意。他热切期待着采用种种措施使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两国的大政方针步调一致。最后定稿的宣言呼吁两国绝不寻求领土扩张，绝不从事违背民众意愿的领土变更行为，尊重全体人民选择领导自己政府的权利，保护人民的自由贸易，并为实现两国裁军和永久性的综合安全体系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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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而言，这次会议感人的高潮出现在星期天的上午。当时罗斯福在儿子埃利奥特的陪同下登上“威尔士亲王”号做祷告，并唱完了12首《赞美诗》。罗斯福穿过狭窄的舷梯，从“奥古斯塔”号步行走上“威尔士亲王”号，在船上绕行一圈后，来到后甲板丘吉尔身旁的指定地点。“威尔士亲王”号舰长W．M．约尔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人们感受到这一场面的高贵精神和力量。大家显然觉得他在付出巨大的努力，他决意沿着甲板步行，哪怕倒下也在所不辞。”两位领导人手捧《赞美诗》，加入到合唱行列。数百名英军和美军水兵肩并肩排成队，拿着同样的《赞美诗》，和他们一起引吭高歌。当天傍晚，丘吉尔若有所思地说：“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赞美诗》，或多或少怀着同样的信念。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正在发生的事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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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那时没有别的事情发生，”罗斯福后来说道，那么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举行的联合祷告仪式“便会使我们一直沉浸其中”。在那个短暂的时刻，天下一心的意志势不可当，整个船上闪耀着明朗与欢乐的缤纷色彩，两位巨人可谓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句句话语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丘吉尔发自肺腑地说，“在场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伟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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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最后一天，从华盛顿传来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大西洋上的欢乐气氛暂时被驱散了。大部分观察家们原来以为可以轻松过关的《义务兵役法案》扩充草案，在众议院仅以203票对202票之差艰难通过。1940年的《义务兵役法案》只需应征入伍者服役12个月，而扩充法案则要求服役期限延长18个月。假如当时有一票倒向另外一方，那么新的兵役制便会被扼杀，过去一年的辛苦就将统统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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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们谴责这份扩充草案破坏了原先与应征者达成的只需服役一年的协议。马歇尔将军承认原先的法案在文字上有所疏漏，但是他争辩说，现在遣散兵员“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在过去两年中，美国陆军人数达到了原先的8倍，目前的数目正好“足够应付国防之需”。完全遣散士兵将摧毁“几乎所有美军师团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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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辩论达到高潮时，分散在全国各地军营中的100万应征入伍者搞不清他们究竟可以在几个星期内获准复员，还是被迫留在军队里继续服役18个月。《生活周刊》委派了一名记者前往亚拉巴马州的迈克利兰军事要塞，收集士兵们的情绪反应。在与5个团中的大约400名士兵进行交谈之后，《生活周刊》的记者得出结论说，军营里的士气极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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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低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感到前途未卜。“就目前大家看到的而言，陆军根本没有目标。部队不知道是否会进行战斗，也不知道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装备的匮乏也是牢骚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由于应征入伍的士兵以往几个月来一直采用假的步枪和纸板坦克进行军训，缺少真刀真枪使他们越来越不耐烦。“我们到这里来是学习闪电战的，而现在，我们得到的却是小儿科般的训练和炊事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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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评述说，在厕所的墙上，在卡车中，在炮兵场的角落里，人们随处可以看到“OHIO”的符号，它表示“十月逃离”（Over the Hill in October），这个暗码意味着原定这一年服役期满的10月将有大量士兵准备开小差。大多数城市兵过去不会做出如此过火的事，但是他们写信将心中难以抑制的怨愤告诉了自己的父母，而父母们又把儿子们的不满情绪转达给了国会议员。史汀生也承认士气低落，他在8月中旬向总统解释说：“缺乏具体的战争目标，加上武器运送受到拖延，各地的军事教官们无精打采，缺乏创造力，使士兵的精神面貌受到影响。我正在读有关这方面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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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军营里的纷纷怨言毫无疑问使国会的差额投票变成势均力敌的较量。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波格评论说：“一些来自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范围的国会议员们满脑子都是明年的大选，一方面他们想支持军方，另一方面又想重新入主华盛顿，两者之间权衡利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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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天漫长艰苦的辩论之后，8月12日进行投票。当天头顶上的楼座挤满了人。投票一开始就很清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投弃权票。第一轮计票之后，得克萨斯州议员塞姆·雷朋宣布，国会的规则允许那些想改变主意的投票人走近讲坛下面的围栏边，通过喇叭进行确认。这样反复了几次，直到看到投票结果为203票赞成，202票反对的那一瞬间，雷朋立即宣布胜利。他喊道：“在本次投票中，203名议员投了‘是’，202名议员投了‘否’，本法案通过！”宣称这次投票尚未结束的共和党人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说有人还想变更投票，票数还没有相加。但是雷朋说这为时已晚，投票总数已经宣布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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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回忆道，如履薄冰的投票结果一经传出，对在大西洋上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明确无疑的震撼效果”，特别是对英国人触动颇深。英国人习惯于议会思维模式，他们认为民主党内部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意味着“缺乏信任”，这种情况在他们国家中将导致内阁垮台。“美国人是个奇怪的民族，”一个英国人这样评价说，“我搞不懂他们的想法。有朝一日他们将宣布捍卫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权利，而第二天他们又决定，由于一票之差，他们将继续拥有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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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胜利赢得并不干净利落，然而这意味着他可以将服役期延长18个月，罗斯福并不泄气。一场近乎灾难的事件得以避免，军队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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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第11章 “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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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对日本的关系在1941年秋季处于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罗斯福一家失去了两位亲人。9月份的3个星期当中，总统的母亲萨拉、埃莉诺的哥哥霍尔相继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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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夏天，在坎坡贝洛，埃莉诺就发现婆婆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萨拉曾在6月患过中风，除了在午餐时露几次面之外，整个夏天她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埃莉诺在给安娜的信中说：“如果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开始更受限制，那么我不会对此感到惊奇。”看着萨拉一天天衰弱下去，埃莉诺恳求她雇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萨拉固执地拒绝了，直到富兰克林打来电报，请求母亲可否为了他的“心神安宁”而聘请一位护士，她很快答复说：“当然，你有权利聘用一名护士，我很抱歉让你受到惊扰，真希望从窗外望出去就能看到你在这里。我会在屋里休息两天的，请放心，我唯一钟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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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出现使萨拉打起了精神，她的健康状况也似乎有所好转。当别墅因为她的原因而关闭时，萨拉便坚持独自沿着前门的台阶步行，她不得不在半路上停下来，靠在栏杆上气喘吁吁。可是她走完全程后就倒在汽车后座上，体力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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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从坎坡贝洛回家之后，埃莉诺9月上旬飞往纽约去见萨拉，帮她在海德公园里安顿下来。两个女人在一同吃早餐时，埃莉诺注意到萨拉脸色苍白，呼吸吃力。她突然预感到一种猝死的征兆，便打电话给正在白宫的富兰克林，让他赶回海德公园。埃莉诺小时候就曾因没有人告诉她父亲生病，直到父亲去世，她才恍然大悟，悲痛欲绝。有好几年，她都一直无法接受父亲已真的死去这一事实，现在她不想让富兰克林也品尝这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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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被埃莉诺电话中的语调所打动，他决定连夜乘火车赶往海德公园。萨拉安静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她的哥哥弗雷德和姐姐凯西坐在身旁，当时她已获悉自己的儿子正在返回的路上。男管家宣布说：“总统刚刚发来一份电报，他将在明天早上9点半到达这里。”萨拉的心情明显好转，她说：“我会下楼到门廊那里去见他。”可是当晨曦来临时，萨拉却变得十分虚弱，根本无法冒险下楼。然而，她执意要为自己的爱子盛装打扮——她穿上了一件优雅的带花边的睡衣外套，把头发梳成辫子，并打上深蓝色的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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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的卧室位于一幢两层的翼楼，这幢建筑曾于1916年扩建，当时这座房子扩大为35个房间，从窗口望出去，她能俯瞰到自己钟爱的树木，并能看到前来造访这座屋子的客人。多年以来，当她向专程前来海德公园拜访自己儿子的名流淑女致意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欢畅！的确，当萨拉毫不倦怠的眼睛有几次发现在玫瑰园里乱扔的烟蒂，或者看到东方风格的小地毯上有几个小洞时，她十分恼火，但是她长久以来一直信奉“儿子的朋友就是妈妈的朋友”，即使这些人中有些是脑满肠肥、不修边幅、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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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得知这幢老屋在儿孙们的眼中依然颇具魅力，这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觉得这比最近收到的任何生日礼物都要好，在庆祝八十大寿时，她曾经很喜欢孙子、孙女们献上的一卷卷礼物：“尽管我们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海德公园一直是，而且会永远是我们真正的家。海德公园就象征着您，以及您在那里带给我们的所有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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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萨拉已开始行走不便，她就通过想儿子，回忆母子两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使自己愉快。她告诉富兰克林，“我躺在床上，或是整天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但是“你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中，并且永远埋藏在我心底”。她坐在阳光灿烂的窗前，给朋友和家人写着短信。萨拉坦率地说：“我日日夜夜惦念着你。”实际上，儿子在萨拉脑海里的影像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即使母子分处两地，她也能想象出儿子在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在一起。比如说，当她第一次听说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在大西洋的某个地方会晤的传闻不久，便能在脑海里看到两人在她的草坪上漫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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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总统如事先答应的那样，走进了碎石小径。萨拉躺在用柳条支撑的躺椅上，这时儿子出现在门口，他急匆匆踏着碎步向母亲走去，吻了吻她的面颊，用那双他在一生中一直带给她同样温暖的手触摸她。差不多在40年前萨拉就曾在信中写道：“既然他现在已经回来，一切都已变了样。”当时富兰克林从一次欧洲之旅中返回，“这种天伦之乐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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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到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富兰克林把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举行的首脑会晤详详细细地讲给母亲听，并告诉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母子俩还畅叙了一番旧事。在晚上举行的家庭晚宴上，大家都认为萨拉的身体已有所好转，希望病情早日缓解。不料在晚上9点30分，萨拉的病情恶化为深度昏迷，医生无法唤醒她。一个凝固的血块潴留在她的肺部，血液循环系统功能完全丧失，富兰克林回到萨拉的房间，大半夜都守在她身旁。埃莉诺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母亲大限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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