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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在2月23日晚上10点开始发表讲话，6100多万成年人（差不多占到整个成年听众群的80％）守在收音机旁，许多人面前还铺着地图。罗斯福以清晰、自信的语调，在讲话中把目前的斗争形势比作早期的独立战争，当时乔治·华盛顿和他的美洲大陆军正面临敌我双方的众寡悬殊，屡战屡败，几近于山穷水尽。“自私的人们，嫉妒的人们，恐惧的人们，都宣称大势已去。”但是华盛顿“坚持既定方针”，于是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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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用类似的语调说，美国人民必须在“局势发生逆转”之前，准备忍受更多失败的痛苦，后头的几个月将不会很轻松。但是“你们的政府明确无误地相信，你们能在听到最坏的消息时不至于畏首畏尾，丧失勇气”。他阐释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式战争”，它爆发于“世界上的每一个洲，每一块岛屿，每一片海洋和每一条空中航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你们铺开整张世界地图，跟我一起浏览我将提到的这场战争的环球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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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展示了自己过人的地理学知识，这些知识大多来源于他所钟爱的邮票。他耐心细致地描述了盟国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所处的形势。他阐释说，在这场新的战争中，“广阔的海洋过去曾一度被称作是我们免遭攻击的保护伞，如今已成了无尽的战场。”他说，接下来的路将会困难重重，但他确信，美国的巨大生产力将被完全激发起来，有能力“为盟军的最终胜利提供军用物资方面的绝对优势”，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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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罗马和东京，我们被描绘成一个羸弱无能、只会享乐的民族。”他总结说，“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部下吧……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飞行堡垒上的小伙子们吧，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海军将士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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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塞姆·罗森曼评价说：“它甚至比1933年金融危机期间总统发表的首次炉边讲话还要鼓舞人心。”《纽约时报》也有同感，它欢欣鼓舞地称这次演讲为“罗斯福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之一”，成功吊起了人们的胃口。J.P.摩根家的一位老朋友和伙伴拉塞尔·莱芬韦尔向罗斯福建议说，对他而言，唤起民众的唯一途径，就是更加频繁地在电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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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回答显示了自己对领导艺术的精妙理解。他说：“有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但愿自己能够实现您所说的更多地去电台演讲的想法，但是我所担心的是，我的话说得太多以至于失去了应有的效用……每次我在电台发表讲话，就意味着用4到5天漫长的超时工作，来准备我所要讲的内容。实际上，我没法从更重要的事务中抽出空来准备演讲。我想我们应当避免过多的个人崇拜——我的好朋友温斯顿·丘吉尔就有点儿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这种习气不该发展得那么快——永远记住，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只有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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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一以贯之的那样，罗斯福最大的心愿是要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历史学家埃瑞克·拉腊比曾经写道：“没有人比他更懂得美国人民内在的力量，包括如何驱动这种力量，利用这种力量，如何估量这种力量的限度。一旦这种力量被激发起来，它所需要的就不再是驱使，而只是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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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斯福对美国民主政体的力量明察秋毫，那么他就不会不非常用心地防范民主政体的缺点——一个被激怒的公众舆论的暴政。当西海岸民众对日裔美国人的态度变得非常敌视时，罗斯福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残忍的决定：把数千名日本侨民从他们的家中全部清除出去，将他们赶进位于内地的监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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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这个灾难性决策的出台颇费曲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这是“对本民族历史上美国公民人权的最恶劣的一次大规模侵犯”。这项决策始于美国军方的一个错误判断。军方认为日本侨民对国家安全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尽管从来没有确切证据证实日本侨民从事过阴谋破坏活动，但仍有谣言满天飞，说日本侨民大搞里应外合的特务暗号和“第五纵队”式的叛变行为，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这种传闻。有一则报道题为《两名携带地图和外文印刷品的日本人被捕》，另一篇消息的标题则是《日本人帽子上的红点指向空军基地》。虽然军方驻西海岸部队司令约翰·德·威特将军承认目前还没有一件传闻得到证实，但他接着以一种转弯抹角的荒唐逻辑争辩说：“正是因为没有阴谋破坏活动发生才是令人不安和确切无疑的怪事，它说明这种类似的行动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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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势力为“军事必要性”的幌子打足了气。50年来，西海岸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反日情绪已根深蒂固，针对外国侨民制定了排外性的法律和种种限制。由于珍珠港遭到的突袭以及羞辱的战败使太平洋地区的盟军饱受痛苦，这种针对日本侨民的敌视情绪开始爆发出来。报纸上日复一日地以大幅标题刊登对日本人的毁谤之词，把他们称作“疯狗、黄祸和日本佬”。充满敌意的氛围给极端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金色西部原住民子女联盟”主席宣称：“加利福尼亚是上帝赐予一位白人的宝地，依靠上帝的力量，我们希望能将这块土地保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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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过，”埃莉诺多年以后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写道，“但是人们的感情已开始失控，太多的人想要对长着东方面孔的人发泄怒火，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查他们的家庭背景，或是一贯严格依据美国人的章程行事，那就是一个人在没有证明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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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贪婪在其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原先，”埃莉诺写道，日本侨民“在牧场、重型货车运输、果园等行业颇为吃香，但是当他们越来越多地涌入这些领域时，人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容易满足的工人，而且是劳动力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加州人心里开始发慌了。”尽管日本人拥有的农场面积只占加利福尼亚耕地的1％，但是产出却占到将近全州农业总产量的四成。一个颇能施加压力的团体——全美种植者与托运者协会毫不羞耻地承认说，他们希望出于自私的想法开除日本人。“我们或许也是胸怀坦荡的，”他们这样说，公然对日本人富有的农场土地表示出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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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美籍日本侨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话，他们也许能对这些压力集团还以颜色，但是由于这些日本侨民的父母是第一代移居北美的日本人，被法律禁止享有选举权或成为美国公民，而大部分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裔侨民当时还在学校念书，他们无法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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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受到方方面面的重重压力，人们希望他能提出一个反美籍日本侨民的法案。在加州，所有的政界当权派，包括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司法部部长厄尔·华伦都旗帜鲜明地主张驱逐日本侨民。在军方，所有的高级将领——德·威特将军、宪兵司令艾伦·格利恩将军、亨利·史汀生以及陆军部长官约翰·麦考伊，都在为日本侨民的收容问题争论不休。到了2月中旬就此事进行表决时，曾于上年9月取代罗伯特·杰克逊出任首席检察官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是唯一坚持原则的要人，而由于他是新任的内阁成员，因此他的意见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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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反面说服意见，罗斯福表面上接受了“军事必要性”的意见，他指示史汀生和麦考伊随心所欲地去做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事，只要是合乎情理，并且尽可能符合人道。陆军部回去组织了一个一揽子计划——总统行政令第9066号——要求所有居住地被指定为军事区域的日裔移民进行强制性搬迁。由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西部的一半地区、俄勒冈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南部都被划为军事区，因此这份搬迁令影响到10多万市民和日裔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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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事后承认他对“以‘军事必要性’的名义对这些人施以疏散和扣留的重负”颇为后悔，但无论如何，他在2月19日签署这份命令时还是没有表现出一丝疑虑。“我想他并不很关心这一步骤所包含的严肃性或有关牵连。”弗朗西斯·比德尔评论说，“他从来不对事情做理论上的分析，为保卫国家应当做的事才是真正需要去做的。”他确信，既然一切都为了保证赢得战争，那么任何对此形成威胁的东西都应进行大胆、严厉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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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者们被告之只能携带可以扛得动的随身物品，他们被集中赶进16个草率搭建的集散中心，它们位于西海岸沿线的赛马场和体育场内。当时军方的工程师正在更远的内陆地区建造永久性的集散中心。“我们正在认真盘算着要带哪些东西的问题。”26岁的查尔斯·菊地在日记里写道，“周围还有很多废旧物品，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怀旧的。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玩意儿更多地储藏起来，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携带仅有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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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散中心，伯克利的居民米尼·大久保写道：“这里到处都没有隐私可言，小货摊以及临时性的木板房里支离破碎的隔墙内外，分别上演着一出出你和你的邻居发出的爱、恨与欢乐的交响曲。人必须习惯于鼾声、婴儿的哭声以及家庭琐事的吵闹声。”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没法支撑着排队上公共澡堂，只能在火药桶做成的浴缸里洗澡，尽量随处找些窗帘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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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就是几个星期前我们所离开的同样一个美国吗？”一位名叫泰德·中岛的年轻建筑绘图员仰天长叹。“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徒劳无功，在这个毫无价值的集体生活中，只是为了活命而苦苦挣扎。”中岛出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父母自1901年从日本来到美国定居。父亲是一位编辑，大哥是建筑师，二哥当医生，尽管如此，三个兄弟和父母一起还是被迫抛弃他们颇有前途的职业，在一间只有18英尺宽、21英尺长、充满着令人窒息的马粪味的狭小马厩里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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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闲置的劳动力都显得毫无意义，”年轻的中岛说，“电工、管道工、绘图员、机械师、木工、漆匠、农民——每一个行当——所有能干活、愿意竭尽全力为打败轴心国而工作的人……非常奇怪，我对军方关于改善生活待遇的承诺，以及罗斯福夫人关于优秀美国公民应该拥有未来美好生活的保证，仍然心怀希望……真正使人感到痛苦的是，一般的证明文件中把我们这些迁移居民称作‘日本人’。‘日本人’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我们站在这一边，而且我们需要帮助。为什么美国不让我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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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决定驱逐日本侨民的消息传到埃莉诺的耳朵里，她感到十分震惊。埃莉诺曾亲眼目睹过几周以来这种疯狂的排外现象，并一直担心有朝一日会发生这类事件。但是总统的命令是如此偏激，简直让她大吃一惊。在她看来，《保障权利法案》必须永不妥协，即使面临民族危难也应如此。然而，当她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时，罗斯福反应冷淡，并说他不想再听她提及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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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埃莉诺会不顾总统的反应，毫不留情地与他争论，但是在几个星期以来围绕着决定疏散日本侨民的是是非非中，她发现自己也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民防局正在遭到无可挽回的猛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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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来临，民防局的事务已变成公众关心的焦点，埃莉诺与拉瓜蒂亚之间的政见分歧也日益公开化。“我不禁意识到，”埃莉诺承认说，“市长更感兴趣的是民防工作中引人注目的部分，比如说城市里是否拥有良好的灭火设施，等等，而不是关心如何激励士气这类的事。”在埃莉诺看来，战争带来的压力和错位——诸如移民、失业、住房以及健康等问题积聚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问题即便尚未引起关注，也能预料到将是一触即发的。但是，她纵然竭尽全力，也无法使拉瓜蒂亚的注意力从防护工作转移出来。埃莉诺发现，他身为纽约市长已“无法把全部精力用于组织民防工作上。我们很少召开集体会议，我感到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觉得已做出的决定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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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总统而言，他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区索然无味的文牍报告，妻子与市长的争论更令他心烦意乱。他向安娜·罗森伯格坦言道：“我无法忍受埃莉诺和拉瓜蒂亚，两个人都振振有词，两个人都各执己见，两个人都跑到我面前来评理，我受不了这个，我希望你去说服他俩不要来烦我，同时也去调解一下两人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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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埃莉诺有话要说的时候，任何人想阻止她接近富兰克林都是枉然。到了1941年9月，她已确信拉瓜蒂亚既无法胜任市长工作，也不能履行好民防局的职责。她对丈夫说：为了有利于拉瓜蒂亚的专职行政工作，现在该到让他从民防局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时候了，总统对埃莉诺的看法表示赞同。“我不得不面对战争带来的现实，”他以一种外交口吻写信给拉瓜蒂亚说，“即由于我本人的所作所为，我已使您陷入了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局面。”罗斯福继续写道，在战前的日子里，对拉瓜蒂亚来说身兼二职也许行得通，但是由于战争爆发后，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付出更大的精力和耐心，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要求好朋友去完成精力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民防局任命一位有能力专职管理这个机构的继任者。当这封信的大意提交给拉瓜蒂亚后，拉瓜蒂亚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将民防局局长的位子让贤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詹姆斯·兰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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