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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埃莉诺毫不怀疑在执行沃勒死刑前一天的关键夜晚，哈里·霍普金斯遗弃了她。一天晚上，她对霍普金斯直接发泄了心中的不满和怨气。戴安娜·霍普金斯后来说：“那天晚上她一定说了一些过激的言辞，而父亲是个脾气耿直的家伙，也肯定对她回敬了几句态度颇为强硬的话。”埃莉诺把自己关在房里几天没有出来，白宫的工作人员猜想她是不是病了。汤米告诉埃丝特·雷普说：“我第一次看到她把脸冲着墙壁，我心里很不安。”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埃莉诺启程前往纽约时，她告诉雷普，“我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去我对那些口头上说关心我而实际上只关心富兰克林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了。可是有一个人，从前我以为他不属于那种人，以为他真的关心我，然而我发现我错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已经产生了动摇，那么这一次算是彻底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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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埃莉诺依然是那样镇定和气度不凡，她以这样的大家风范，策划了霍普金斯的婚礼。1942年7月30日，结婚仪式在总统书房的壁炉前举行。哈瑟特记述道：“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事情。”壁炉被绿叶所环绕，白色的鲜花铺满了总统的书桌，到处都摆满了插在花瓶里的玫瑰。富兰克林身着亚麻布的白西装，埃莉诺则穿着镶有蓝白相间圆点花纹的雪纺绸。哈瑟特注意到，“哈里在整个婚礼过程中像白杨叶子一样不停地颤动，只想着在合适的机会从裤袋里掏出结婚戒指。”接下来举行了有100名宾客参加的午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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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回忆说：“哈里娶了路易丝之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比以往更加孤独了。”尽管霍普金斯仍然住在白宫，可是两人的关系却不同以往。当然，玛莎公主还是能在谈话和社交场合中出现。从白宫的接待员日记中可以发现，1942年的春天和初夏几乎每一个周末，总统在他的大多数空闲时间里都与玛莎在一起，有时在她的普克山的别墅里，有时在白宫，有时则在海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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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对玛莎公主来说也是一个十分孤独的季节。尽管她整天忙于挪威的事务，如发表关于挪威为自由而奋斗的演讲，访问挪威驻守美国和加拿大的海上基地，招待挪威驻太平洋东海岸的海员，出席官方宴会，主持挪威驻美使馆的特别活动等等，她终究还是远离她的祖国，远离她的丈夫，以及她最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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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和玛莎公主都在找寻着陪伴，而两人都发现对方就是要找的伴侣。有人告诉戴安娜·霍普金斯，在这段日子里，总统会请露易丝·霍普金斯夫人陪他拜访玛莎。戴安娜回忆说，“露易丝刚刚从她在哥伦比亚医院的志愿护士岗位中脱身返回白宫，就有人捎口信说总统想请她立刻前往参加他和玛莎公主的茶话聚会。她仓促得几乎没时间换下护士制服，就跳上汽车和总统一起赶往玛莎的别墅……后来他们到了那里，玛莎公主会说：‘露易丝，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孩子们呢？’于是露易丝去看望孩子们，而总统就和玛莎一起喝茶。这是（她）一个极为糟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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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天，每个工厂、企业和家庭日常生活的节律都被配给制和物价监控规定所打乱。在4月份总统对全国的演讲中，他解释说：对稀有物资实行配给制，是解决由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的唯一公正途径。对于一部分不惜代价攫取任何可供给物资的人，迫使那些境遇较差的人们忍受物资匮乏之苦，配给制能够予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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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划并正式实施日用消费品供给制的同时，政府在生产水平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为确保足够数量的棉花和羊毛生产以供应军需的6400万件法兰绒衬衫、1.65亿件大衣和2.29亿条长裤，战时生产委员会为市民们定做了一种“胜利”牌西装，这种西装的裤脚没有反折部分，上装的翻领更加狭窄，缩减用料时还允许在衣服长度上做得更短，女裙不打褶，并在膝盖上端缩短几英寸，同时还发明了一种新的上下两段的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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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穿着用料缩减的褶子裙和单件的一步跨浴衣还能忍受，可是当橡胶短缺问题威胁着女式束腰的持续生产时，却爆发了强烈的抗议之声。尽管政府发布消息建议“妇女们可以通过锻炼来塑造天然的腰身”，她们还是争辩说，“不管是锻炼还是其他的补救手段”，都不能把年岁既长而逐渐发福的腰部赘肉重新恢复成年轻时的苗条身段。记者马里恩·狄克逊在一份当代健康杂志上辩解说，没有“裁剪得体的妇女胸衣加以巧妙衬托”腰身，过了30岁的妇女就没有办法保持身材挺拔，或者轻松地进行体育锻炼。“当然，”狄克逊总结说，“山姆大叔（美国人的外号——译者注）并不想让美国妇女穿着威胁人体健康或是有碍工作效率的衣服，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每一盎司的能量和努力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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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听从了妇女们的呼声。不久以后，在首次关于截短的女式束腰的大讨论进行后不久，战时生产委员会就宣布说妇女胸衣应当是女性衣柜里的必需品，照目前的情形如果可以继续生产女式束腰，就不必管它耗费多少珍贵的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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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配给制的第一步，是列出一个供应短缺的基本日用品清单，然后每一项商品都列出适当的点数，发给全国上下男女老少人手一本盖有图章的供应册，每份配给供应册上的图章每月可供应价值48点的商品，有效期为6个月。供应册可以用来购买任何配置的商品，从肉类、黄油、罐装蔬菜到蔗糖和鞋子。每购买一次商品，售货员就从配给供应册上采集点数，据此来补充货架。配给供应册属于无价证券。俄克拉荷马州的哈罗德·卡尔弗特太太发现她的两个孩子咬烂了她第一本供应册上所有的配给票证，于是她不得不在补发票证之前交出被咬坏的供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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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美国的家庭主妇们还是爽快地接受了配给供应制。当黄油短缺时，她们在人造奶油上染上黄色，使它们看上去像黄油；当蔗糖供应紧张时，她们改用玉米糖浆和糖精抹在糕饼之上；她们在后院种植“胜利花园”，她们省下食用油，拿到肉店里去换配给点数。在每座城市里都有黑市，那里出售正常配给渠道之外的短缺商品。只要多付些钱，几乎任何东西都能买到。尼龙长筒袜5美元一双，香烟30美分一包，去骨火腿则是配给供应最高价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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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轮胎和汽油的定量配给却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因为数百万的美国人已经知道所谓的“奇妙自主权”，它的意思正如查尔兹侯爵解释的那样，拥有一辆汽车所带来的，是“跑得更快、更远的自由权利，或者是在你的财力许可下尽可能快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最苦的是那些开车的人。12月底，当日本正在向盛产橡胶的马来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迅速推进时，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道严苛的命令，禁止国内任何地方销售轮胎，鉴于轮胎厂对橡胶原料的消费量占到全国年消费总量的75％，因此在实行策划配给体制的同时，冻结目前的市场供应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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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2年1月上旬，一项颁发轮胎准购证的方案出台了。如果个人符合某项执业资格的标准，并且能证明有特殊需要，就可以为他签发一张一次性证书，允许购买一套新轮胎。而轮胎准购资格的认证过程成了相当棘手的一件事。当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为准购新轮胎者设计登记名单时发现，他的第一张名单上面包括物理学家、军事工程人员、公共事务官员以及其他基本保障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不包括牧师们。这份名单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南方的农村地区反应尤为激烈。加尔布雷思回忆说：“罗斯福被惹恼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拿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和美国政治原则开涮。牧师们因而被立刻宣布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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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的配给制之后便是汽油的配给供应。1942年5月15日，汽油配给制首先在东海岸实行。尽管汽油供应并不匮乏，政府还是认为汽油配给制是节约橡胶的唯一办法。这项制度始于东部的17个州，然后向西部推广。汽油消费者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大部分司机领到A卡，他们每周可以加5加仑的汽油；B卡发给了军事工程人员、医生和其他需要增加行车距离的职业人员；X卡发给那些行车距离没有限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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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报人员身份的情况，在汽油配给委员会那里可以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然而在几个星期里，数千名汽车驾驶者以种种伎俩骗到了B卡或X卡，而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并不需要这些卡。那些老老实实领取A卡的人发现他们的邻居成了特权阶级时叫苦不迭。当得知国会议员也自动领取了X卡时，在人们中间引起了公愤。公众内心的积怨爆发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参议院不得不召开会议，要求议员们放弃他们对特权的要求。公然持对抗意见的参议员们以66票反对、2票赞成的投票结果，挫败了这项动议。群众的心情开始变得消沉起来。雷蒙德·克拉珀写道：“正是那些似乎是整个国家楷模的人，以及鼓励人民勇于放弃个人私利的人，其所作所为跟自己所讲的完全背道而驰。他们不是想着同舟共济，而是像被淋湿的母鸡一样咯咯地叫唤着，维护自己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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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斯福意识到汽油配给制被搞得一团糟时，便立即在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在6月中旬，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节约橡胶运动。他设想不仅要回收成吨的珍贵的废料，而且要在急需推广的国内汽油配给制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向国人心里灌输对橡胶短缺问题的体谅和理解意识。为了发起这场运动，他和民众进行了一次唠家常式的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橡胶的话题，”他说，“谈谈橡胶和战争——谈谈橡胶和美国人民。”然后他继续阐述橡胶紧缺的现状，以及建立合成橡胶产业的设想。“那需要假以时日，”他解释说，“因此眼下的需要十分迫切。”许多废旧轮胎要么丢弃在地下室或车库里，要么依然还挂在苹果树上给孩子们荡秋千，要么被做成了浇花用的软管、橡胶鞋和橡胶雨衣，如果美国的老百姓能回到自己的家庭或后院，收集这些废旧橡胶，就可以满足这种迫切的需要。从6月15日到6月30日的两个星期内，政府授权加油站的加油工以每磅1美分的价格收购废旧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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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响应极其踊跃。两周之内，全国的橡胶储备增加了400多吨，差不多平均每个男女老少捐赠了7磅。白宫自身也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废旧橡胶制品。加利福尼亚州圣坦那市的梅塔·科克兰夫人来信说：“今天我把自己用旧的橡皮束腰剪下来拧成绳子寄给你们，我希望能有权宣布自己是第一位为了正义事业而捐献个人穿戴服饰的捐献者。”纽约州的本·科恩寄来了一包橡皮球和几具橡胶骨架。“12月7日，日本人轰炸珍珠港那天，我真诚可信的朋友、小狗斯纳菲死了，”他在信中写道，“小狗是我们家的一切，当你们接受了我的小狗的玩具后，我相信你们不会认为我是个小气鬼，这些玩具是我的斯纳菲最后的纪念品。”从宾夕法尼亚州瑞丁市的民主党俱乐部第16选区送来了一只由10万个橡皮筋做成的大球，重量达70多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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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橡胶运动结束之后，总统立即邀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出任一个通盘研究橡胶问题的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各种必需的民间活动，以确保足够的橡胶军需供应。巴鲁克堪称大手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坚持不懈探寻事件真相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因此被授予“实事求是先生”的称号。《纽约时报》在8月中旬发表述评说：“这些天来，全国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关于橡胶问题的明确报告。这个报告也许意味着长期以来人们将无法驾车闲逛，这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剧变。但是此间人士相信，在街头开车的人们一旦面临这样的事实，会心甘情愿接受这种损失。这种信任是由于一位由总统提名领导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人，他的品格和声誉没有被人们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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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克的报告公布于1942年9月上旬，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上下实行新一轮的汽油配给制。报告总结说：“汽油定量供应是节约橡胶的唯一途径。此外的任何方法都已尝试过，而我们发现这种办法是唯一可行的。对汽油使用的限制并不是因为这一商品的短缺，而完全是一种节约橡胶的手段。任何有关汽油供应的土政策都是违法和无效的。”报告同时要求将国内的汽车行驶时速限制在35英里，并且必须任命一位“橡胶局长”。《新共和报》发表评论说：“巴鲁克的橡胶报告看上去可能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华府所做的第一件真正的好事。”《财富》杂志也同意这一观点。它的述评指出：由于最初发生的所有混乱状况以及公众的愤然呼声，使得配给制的第一次误入歧途得以纠正，因此“巴鲁克委员会的报告最权威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能力，也是一个政府通过自我批评而不断进步的一次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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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的汽油配给制施行之后，人们高高兴兴驾车闲逛的次数明显减少，每逢星期天，巨大的车流缩减成水滴，交通路口的红绿灯机械地闪烁着，但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或是启动。因为星期天开车的人们知道，他们随时可能被美国物价管理局的调查员拦下，盘问他们为什么必须开车外出。市民们更习惯于把车停在家里，再次开始学习步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汽车的囤积量成倍增加，送牛奶的车辆被缩减到隔日通行，车祸死亡率急剧减少，在家庭或是夜总会举行的晚会总是在午夜前就收场，以便让人们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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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人们的休闲活动变得更加简单和纯朴，大家用更多的时间或看电影，或在家里自娱自乐，打牌，做拼字游戏，和朋友闲聊，或者看书。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威廉·夏伊勒写的《柏林日记》高居畅销书榜首。第二年春天，埃利奥特·保尔的《巴黎最后一瞥》和约翰·斯坦贝克的《月落》取而代之成为最畅销书籍。接着在7月，马里恩·哈格罗夫在布莱格要塞训练营的自传《哈格罗夫秘史》就像“划过苍穹的流星”成了整个月份里销量最大的热门书。一位观察家评论说：美国人很喜欢阅读描写自己的儿子们在那个年代军旅生涯的书。当小伙子们投身战场时，关于战争本身的书，如威廉·怀特的《他们曾是牺牲品》成了畅销书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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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问题一旦纳入正轨之后，总统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费上涨问题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上。他在4月提出的稳定局势的七点方针还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由于担心在大选之年出现对抗选举的行动，国会很不情愿为农产品制订最高限价或是课以更重的赋税。到了夏末，稳定局势的通盘计划已岌岌可危。食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工资水平却原地不动，劳工们愤怒不已。“你不能指望所有的吃穿用品都在飞涨，而劳工的工资依然维持现状。”罗斯福在一次言辞犀利的演讲结尾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国会不在10月1日通过法案稳定农产品价格，他将以自己的方式去行事。他的战时特权允许他这样做，而他有意使用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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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利特宣称总统“已把枪抵在国会的脑袋上”，然而总统的最后通牒还是奏效了。国会在10月2日上午10点通过了必需的立法，离总统所说的最后期限只晚了一天。同一天，总统为最高法院助理大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委派了一个权力颇大的新职务，他被任命为稳定经济委员会主任。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国会还批准了关于增加个人和团体的所得税的议案。反通货膨胀的斗争终于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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