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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昆西号”驶入马耳他的瓦莱塔大港口时，丘吉尔上了船。总统坐在甲板上等他的老朋友。莎拉·丘吉尔从德黑兰后就再没有见过罗斯福，她对“他身上可怕的变化”感到震惊不已，丘吉尔一行中的大多数人也同样如此。但是丘吉尔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一切——微笑、时髦的烟斗和布帽子。那天晚上他写信给克莱米说：“我的朋友身体非常好，精神饱满，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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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来，莎拉对罗斯福的感觉越来越好了，她的注意力已从他的身体状况转向他内在的精神面貌，转向他“才华横溢的魅力”，以及他“勇敢开朗的性格”。丘吉尔同样对总统饱满的精神和友好的态度感到震惊。“当我们在白宫时他一定注意到了我床边的蜡烛，”丘吉尔对莫兰说道，“因为在午餐桌上我的位置旁边有一支小小的点燃的蜡烛好让我点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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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昆西”号上共进晚餐。10点30分，安娜很礼貌但很坚决地中止了晚会，以便她父亲在半夜飞往俄罗斯之前可以休息一下。几分钟后，当安娜紧张忙乱地收拾东西时，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来到她的房间。“哈里想喝一杯，”安娜在日记中写道，“所以我把我的一瓶酒给了他。他们离开几分钟之后，我去拿酒瓶，但酒瓶不见了。斯特廷斯在早些时候告诉过我霍普金斯腹泻复发，他喝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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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斯福到达马耳他的卢加机场时，大约有20架运输机已等着把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共近700人送往克里米亚。这次飞行漫长又寒冷。当总统从他的飞机上出来时，丘吉尔已站在萨基的停机坪上了。他们一起检阅了仪仗队，总统坐在一辆敞篷式吉普车上，莫兰说道，而首相则走在他的旁边，“就像一名印度侍从伴行在年事已高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四轮敞篷轻便马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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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基停机坪到雅尔塔的车程为80英里。安娜亲自坐在总统身边“以便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而且，用不着与别人进行交谈”。在行车途中，哈里曼在总统的汽车旁停了下来，告诉安娜大约45分钟后他们将抵达路边的一栋房子。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已准备好伏特加、葡萄酒、鱼子酱、鱼、面包以及黄油在那里等候。经过罗斯福的同意，决定不在那里停留。到雅尔塔的行车道路确实很长，又很艰苦。安娜注意到，莫洛托夫向丘吉尔发出了同样的邀请，而且那个“精明的老头欣然同意了”。尽管丘吉尔已在车上吃过午餐，但他意识到苏联人对美国人没有在那里停留非常失望，因此他大快朵颐，通过他极好的食欲表明他对莫洛托夫准备的精美点心的谢意。休息一下，酒足饭饱后，他又回到他的车上，在去雅尔塔剩余的途中，继续背诵拜伦的诗《哈罗德少爷》给莎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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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利维迪亚宫举行，这是沙皇尼古拉斯以前的避暑胜地。这座宫殿坐落在高于黑海150英尺的地方，有50个房间，包括一栋带有两翼的主楼，每一翼都各自建在一个独立的庭院周围，还有一个拱顶为摩尔风格的有角楼的塔楼。罗斯福被安顿在左翼的沙皇卧室，安娜被安顿在“相隔一个半街区远”的另一翼内。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安排在二楼的套房内，这是沙皇皇后和她的5个孩子住过的地方，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霍普金斯、李海、沃森、贝尔纳斯以及哈里曼都分散住在皇宫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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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于2月4日在大厅召开，这是一个有拱顶窗和巨大壁炉的长方形房间。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坐在紧靠壁炉的主人位置上，而他和丘吉尔坐在圆桌对面两边的座位上。与罗斯福坐在一起的有霍普金斯、李海、斯特廷斯以及勃伦；与丘吉尔坐在一起的是安东尼·艾登、外交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内阁大臣爱德华·布利奇爵士以及英国大使阿齐伯德·克拉克·科尔爵士。与斯大林坐在一起的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以及苏联外交官伊万·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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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开始回顾了当前的军事局势。斯特廷斯注意到，苏联将军们第一次就着地图进行讨论，确切地指出他们部队目前的位置，并完全透露了他们将来的计划。在东部战场，苏联军队已包围了布达佩斯，占领了华沙，把纳粹分子从南斯拉夫驱逐了出去，已渗透到奥地利和捷克，并且占领了东普鲁士，现在驻扎在离柏林不到50英里的奥德河。在西部战场，马歇尔将军汇报盟军已从巴尔奇战役中完全恢复过来，并把所有的德军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现在已进入德国圣维恩的东部。在1939年和1940年被德军占领的6个首都城市现在已经全部解放，这6个城市就是：巴黎、布鲁塞尔、华沙、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以及雅典。在欧洲的战争正慢慢接近尾声。当将军们的汇报结束时，三位首脑同意在将来所有的军事行动中全面合作。“这是这样的事情第一次解决得如此之快，”斯特廷斯惊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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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进行期间，安娜“如坐针毡”。那天晚上她父亲要主持一个晚宴，但没有定好明确的被邀请者名单。哈里曼不断安慰她说“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安娜担心某些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当布鲁恩医生告诉她吉米·贝尔纳斯正在发脾气，她最好马上去他的房间时，她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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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气得两眼冒火，”安娜在那天晚上记日记时写道。他暴跳如雷，因为他没有被邀请参加正式会议：“哈里·霍普金斯出席了会议——为什么他不能出席？”而现在，安娜写道：“他一辈子只求过我帮一个忙：去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不出席晚宴。”安娜知道她父亲会很难过，安娜连哄带劝说了20分钟。很多次她都禁不住想说：“好吧，谁管你去还是不去参加晚宴呢。”但是她知道，如果贝尔纳斯不去的话，出席晚宴的将只有13个人，“我知道这会使迷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发雷霆的，愚蠢的迷信终于帮我说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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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取得了巨大成功。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心情都很好，而且谈话很轻松，谈的都是些私事。直到最后的半小时才谈及一个重要的话题，那时讨论转到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的问题。“斯大林非常坦率，”波伦写道，“他觉得这三个大国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当然应该毫无疑义地拥有维护和平的权利。他说，认为阿尔巴尼亚将和赢取战争胜利的三个大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的观点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他绝不会同意让大国的任何行动受制于小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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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意识到斯大林的想法流露出对联合国这个构想抱有潜在的敌对情绪，但是此时他们也没多说什么，晚宴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看上去对会议和晚宴都很高兴，”安娜写道。“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吉米［·拜恩斯］发表了精彩的祝酒词，这把我给逗乐了，因为吉米态度坚决地告诉过我，即使他看在我的面子上去参加晚宴，他也不会开口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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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很快又呈现出固定的模式，”安娜说道。上午，在总统吃早饭、处理他的邮件、口述他对国内问题的答复时，安娜正挨个上门拜访哈里、斯蒂芬·厄尔利以及她遇到的其他人，“去搜集当天计划的信息，重要会议之外安排了什么会议，以及会上的小道消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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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逐一拜访结束之后，她就去父亲的房间“听听他对事情的见解”，并把她偶然听到的他可能“觉得有趣或感兴趣的小道消息讲给他听让他消磨时间”。比如说，从她与哈里的谈话中得知哈里曼的女儿卡恩琳与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年前有过一段炽热的恋情，而且霍普金斯常常给他们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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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在午饭后召开，会议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当罗斯福回到他的房间时，他通常先让人很快为他按摩一下，然后穿好衣服吃饭，有时每隔10分钟就有人走进他的书房。在正式的晚宴上，人们用高加索语交谈，喝大量的香槟酒，站起来祝酒的次数达到了30至40次，这些通常是非常乏味的事情，这使睡觉变成了一件非常珍贵难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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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你我私下说说而已，”安娜对约翰说道，“我们不得不从身体的角度密切关注老头子。他一直很激动兴奋。似乎玩得很开心，他简直是想让大家都聚集在他周围，人太多了，然后他无法足够早地上床休息。结果他睡不好。罗斯和布鲁恩因为他心脏的老毛病都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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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因泰尔医生几个月来一直告诉她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只要她的父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以后的几年中他都能过着积极的生活。但是现在，在雅尔塔，安娜有机会与布鲁恩医生进行详谈，“他不让我告诉罗斯福说我知道，”安娜向约翰吐露道，“总统心脏的状况远比我知道的要严重得多。而且在这里处理这种情况的最大难处在于我们肯定不能把心脏有毛病的事告诉任何人（最好把这一页撕掉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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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运用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手段尽力分清好坏，”她继续说道，“不让闲杂人员进入老头子的房间，在他的精神最佳时才让有必要见的人进来。这就要求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可能及时了解会议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这样我就知道谁应该谁不应该来见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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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很快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居于了解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的最佳位置。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很重以至于在大部分会议时间他都是在卧室度过，冒险出去的话也只是出席全体会议，他的房间是一个活动的中心，三方的代表们都会顺便来征求他的建议。“我希望哈里身体状况更好一些就好了，”莫兰勋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就像善于观察家庭气氛的妻子一样了解总统的情绪。他会耐心地坐上几个小时，像猫一样眼开眼闭，等待在恰当的时刻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如果没有等到恰当的时候……他会很满足地留到下一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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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法国在占领德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上，正是霍普金斯说服了罗斯福站在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一边。尽管法国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斯大林的观点），丘吉尔考虑到的是将来，那时美国军队已回国，而且英国就将受到苏联的遏制。在那个时候，一个强大的法国对整个欧洲的稳定将是至关重要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就是重要的第一步。一旦罗斯福被说服同意丘吉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斯大林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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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尔塔，三方首脑的每一方都有不同的要优先考虑的事情。罗斯福主要关心的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方面达成一致，并说服苏联尽快加入到对日本的战争中去。参谋长们告诉罗斯福，为了在远东得到苏联红军的军事援助，不管花费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在远东据预测日本的侵略将对美国造成100万人员伤亡。对丘吉尔最重要的是维护英帝国的地位，不让欧洲受制于某一个大国（他对法国问题的态度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对这样的一些设想没有兴趣，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波兰的边界问题、德国的赔款问题以及在远东的一块块地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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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年9月，美国与英国、苏联在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了会议讨论过战后安全组织的框架：一个大型的联合国机构以及一个小型的由7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其中4个是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在涉及派遣联合国部队到不安定地区或调停国际争端的情况下，4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方都有行使否决的权力。然而，如果这种情况涉及4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方，该国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不能对它行使投票表决权。当敦巴顿橡树国际会议结束时，还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苏联拒不同意安理会的投票程序，而且坚持要为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留出16个联合国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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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尔塔，斯大林戏剧般地改变了主意。他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安理会投票提案，并且说道，为战争期间损失最严重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留出两三个额外的席位他已感到非常满意。丘吉尔也很满意。只要英联邦的每一个成员国都享有独立的否决权，对于同意斯大林为他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要求得到几个额外的投票权，他觉得不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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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斯福来说问题没这么简单，他坚决赞同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拥有一个投票权的原则，所以他觉得增加额外投票权的想法非常可恶。然而，苏联领导人已做了如此让步，如果他再不同意向斯大林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整个联合国机构将会处于危险之中。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罗斯福同意斯大林的提案，条件是如果美国可以增加两个额外的投票权以使国会满意的话，那么就可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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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尔塔，在波兰问题上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多，而且引起更多激烈的争论，尽管在很多方面，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说的那样，“事情的结果已一目了然”，而且波兰的命运在提及这个话题之前就已经决定。由于斯大林的军队占领了波兰全境，而且共产主义的政体已在华沙稳固地扎下了根，为了完全改变这样的形势，哈里曼认为，“这将需要采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实际拥有的或可以恰当运用的更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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