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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灵柩在河边陆地从火车上抬了下来，放到一个双轮弹药车上，然后用6匹披着黑纱的马拉上陡峭的小山。在它后面则是一匹戴着眼罩的马，马鞍上没坐人，马镫则反了过来——这是领导人去世的传统象征。当送葬队伍经过一个结冰的池塘和一块空旷地时，音乐声开始越来越高，大炮在轰鸣直至双轮弹药车在树篱外面停下来，里面有一大群人在等候：杜鲁门总统以及内阁成员，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詹姆斯·法利和爱德华·弗林，国会成员和参议员，以及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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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统的遗体放进坟墓时，长方形花园的四个树篱四周站满了身披猩红色披肩的西点军校学员。“葬礼很美，”特鲁德·拉什写信对乔说道，“那天非常冷，阳光却很明媚，天空一片蔚蓝，白色的丁香花在盛开，鸟儿也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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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78岁高龄的牧师大人朗诵人们耳熟能详的颂词：“我们把他的身体托付给土地，把他的躯壳托付给大地，把尸骨托付给尘土。”西点军校的学员抬起步枪三次齐射。每一次齐射之后，特鲁德注意到，法拉都要吠叫，有一个小孩子在抽泣，然后葬礼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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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群都离开后，埃莉诺仍然留在花园之中。她静静地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工人们用铁锹把泥土盖在她丈夫的坟墓上。然后她一个人静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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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莉诺离开后，摩西斯·史密斯，这片庄园上的一个老佃农，拿起一个桶走过去给一排小枫树浇水。“是他要我种的这些树，”他说道，“我是为他而种这些树的。现在他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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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第25章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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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在葬礼结束后马上就回到白宫开始工作，整理自己的家具以及12年间积累起来的所有的个人物品。她答应过杜鲁门夫妇星期五晚上之前就搬出去，而且她要守信。星期一上午，亨利埃塔·内斯比特来到罗斯福夫人的卧室。“她从衣橱里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拿了出来放在椅子上，正在整理，”内斯比特回忆道，“我在想她从来没整理过，把一切都留待以后去整理，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她会去整理。”第二天上午，吉米·贝尔纳斯发现她在总统的卧室，把书籍和个人物品打包。她把总统的书房留到最后一刻再整理，里面摆满了照片、轮船模型、柯里尔和艾夫斯的石版组画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纪念品。“我的丈夫是一个对历史极感兴趣的收藏家，”她对她的读者解释道，“所以有许多东西要去仔细察看。”最后，有1000个箱子要贴上封条，装满了20辆军用卡车。她“有点神经紧张”，她对乔·拉什坦言道，“因为有这么多的事要去做，要去考虑。”她的眼睛很疲倦，一个记者注意到，而且她脸色苍白，但是她不停地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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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包的过程中，埃莉诺带贝斯和玛格丽特游览了一下白宫。“在我住在这里的这些年中，我带很多人进来过，”埃莉诺在那天的专栏中写道，“对这些房间的美丽，它们的协调，里面的木制品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令人感兴趣的室内陈设我总是感到很自豪，无论谁住在这里都将保持不变。我发现杜鲁门夫人也很欣赏我曾喜欢的东西，这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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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底下，贝斯和玛格丽特·杜鲁门对她们看到的景象大为惊讶：墙上残留着灰尘，在刚被取下的画的画框四周，墙的颜色已经褪去，破烂不堪的家具迫切需要大修，绒毛已磨光的地毯多年未洗，厚厚的布帘实际上都已破烂。埃莉诺一直很忙以至于她不会去注意大厦的物质条件，国会5万美元的保养与维修拨款分文未动。“罗斯福夫人更加关心的是那些由于不公正而蒙尘的人，她不会关心有人会在白宫的小地毯下面找到灰尘，”白宫的司膳总管阿朗索·菲尔兹说道。“白宫的楼上是乱七八糟，”玛格丽特·杜鲁门写道，“我非常沮丧。”白宫的礼宾官J．B．威斯特证实了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印象。“它简直像一个鬼屋，”他回忆道，“留在白宫的那一点点东西让人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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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与杜鲁门夫人交谈时，她建议杜鲁门夫人在那个星期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埃莉诺答应留在她身边，把她介绍给女记者们。“你认为我应该那样做吗？”非常担心的贝斯·杜鲁门问弗朗西斯·帕金斯。“这样的事情我很害怕，我甚至想都没想过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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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杜鲁门夫人，”帕金斯回答道，“我认为你应该觉得你丝毫没有这样做的义务。罗斯福夫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喜欢这样。当然也没什么东西让记者们有权可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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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不仅仅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是独一无二的。她抓住了与第一夫人这个位置生来就有的权力，用一个当代记者的话来说，结果成了“一个没有部长职位的内阁部长”，一个有影响的社会改革倡导者。在她尽力与大量观众接触的过程中，她成了第一个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撰写辛迪加每日专栏、发表有赞助的电台讲话、进行巡回演说的总统夫人。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先例——在1940年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到海外旅行看望在英国和南太平洋的美国军队，并且两次到国会山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移民工人们的困难处境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生活条件作证。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第一夫人成了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她的活动涉及各个方面，让人们对她的继任者们产生新的期待，总是拿她们与她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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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在白宫度过了充实的最后一天，她邀请了妇女联合报道组的所有成员参加在国宴厅举办的一个告别茶会。当57名女记者鱼贯而入时，她站在门边热情地与她们一一握手。“悲伤的痕迹”刻在她苍白的脸上，一个记者注意到，“她黑色的丧服由于配上了一根珍珠项链和一朵小小的鸢尾花而不显得那么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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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们都带来了她们的记事本，她抬起手，手却在不停地颤抖而无法控制。“这是一个社交场合，”她说，“不是新闻发布会。如果你想说罗斯福夫人在谈话中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那么，那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不希望直接引用我的话。”她轻声说道，不停地转动手中的玳瑁眼镜，告诉记者们说她这么多年来多么喜欢这些新闻发布会。她认为，20年前开始的尝试成了一件好事情。她坚持只让女记者出席她的新闻发布会使得报社雇用女性，从而促进了许多女记者们的事业。她现在告诉她们，在纽约的公寓和海德公园的小屋是她想好好照顾的一切。她希望：如果孩子们同意，大房子将转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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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那天晚些时候埃莉诺在给希克的信中写道，“楼上看上去一片凄凉，我很高兴明天就搬出去。这里空荡荡的，而且现在也没有理由再住这里了。”营造一个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去了，她写信对拉什说道，她迫不急待地要搬家，“我从来就不喜欢留在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很累，然而我却不能休息。你说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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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白宫入睡之前，埃莉诺透过卧室窗户朝外看了最后一眼。“每晚的最后一件事我总是朝外看看华盛顿纪念碑，”她向她的读者吐露道，“而纪念碑顶端的小红灯总是很友好地朝我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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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埃莉诺在阳光走廊用完早餐，然后与办公室人员和仆人告别。“我们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内斯比特夫人回忆道。“任何事情到了最后时刻总会使你产生一种感情，”埃莉诺在她的专栏中写道，“当你在一幢房子里住了12年，即使你始终明白它是属于国家的，但你还是会喜欢上这幢房子的，而且会更加喜欢与你在那幢房子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人们。”那天早上，她乘坐老式笼式电梯下楼来，她承认，“下来时有一丝伤感，而且我认为是某种令人难以预料的东西，因为我就要向一个难忘的时代说再见了，”而且，从那天起，“我就要全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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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走出大门时，埃莉诺向站在一旁观看的新闻记者们挥手致意，然后用《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话说，“头也不回”地径直前往联合车站，一列火车正在那里等着把她送往纽约。“她的离去，”《波士顿美国人晚报》说道，“意味着有一代人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总统、除了罗斯福夫人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第一夫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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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莉诺到达她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时，她已是精疲力竭。一大群记者正等候在门口，她对他们什么也没说，只简单地说道：“故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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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并没结束。确实，埃莉诺的意志力和1945年春天时一样坚强，对她来说，一个新的篇章正在开始。她已度过了困难的日子——不仅经受住了丈夫去世的打击，而且经受住了发现丈夫去世时露西·拉瑟福德与他在一起带来的打击。然而，随着她坚持不懈地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她的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开始回复总统去世后寄往白宫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她逐渐地对她丈夫的回忆感到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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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她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他争辩，以至于她看不到她的丈夫对国家所蕴含的全部意义，而她却给他施加压力，哪怕她的压力既多余又是不受欢迎的时候。但是现在，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车站的搬运工、出租车司机、门卫、电梯工人、巴士上的乘客、地铁的乘客——都告诉她，他们觉得都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他们多么的爱他，他们多么怀念他。“我一天天地意识到，”她在专栏中写道，“我丈夫对华盛顿的年轻人、军队医院中的退伍老兵、男人和女人们都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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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她的读者们说道：“发现有这么多的人会停下来与我说话，我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他们下巴士时，经常只轻声说一句：我们爱你的丈夫。”在纽约的地铁上，一个男士很明显地控制住了他的情绪，朝她走来说道：“‘他就像一个不时来与我们聊天的朋友。’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普通人都自然而然地表露出对我丈夫的真切情感，说的话是如此真诚以致我经常希望，要是我的丈夫能亲耳听到这些话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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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信对姨妈莫德·格雷说道，当联合国大会于4月下旬在旧金山开幕时，这么多的人对他表达“奔涌而出的爱”，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他，对这一切她震惊不已。“在旧金山的会议上大家都觉得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她继续说道，“我很难过他没能看到他长期以来进行得如此辉煌的事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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