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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里普斯，天色已晚。圣克莱尔与顾拜旦当天的访谈行将结束。顾拜旦站起身，系着马甲扣子，准备离开。圣克莱尔这时开口问道，他是否目睹过暴行、战斗，或知道一些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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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停下系扣子的动作，头垂了下去。“在巴黎围城期间，仅在一天时间里，我就看到太多的流血，从此不愿再离战争那么近。”他答道，又坐下了。“不过确实，我见过很多英雄事迹。我们家里就有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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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顾拜旦又讲述了一个小时之久，中间未有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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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围城期间，在巴黎公社暴乱尚未逼得家人深居简出之前，母亲就感觉到有责任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父母对我呵护有加，尽管如此，她到市里去救助伤病员时，还是会把我带在身边。出门前，母亲会为自己，也为我在胳膊上缠上红十字袖标。她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时刻戴着袖标，一定不能丢。她称我是她的‘勤务兵’，她在诊所忙碌时，总指挥着我给她打下手，拿这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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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穿行时，我们总是走得很快。街上运送伤病的队伍、马车络绎不绝，我们唯恐碍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处可见的红十字旗帜；有的是挂在阳台上，有的是挑在凑合做成的旗杆上，从四面八方指向大街。城外战事正酣，而城里的每一栋开放式建筑似乎都变成了流动医院；稍有点医疗设备，就是一个小医院。我记得奥德昂酒店（Odéon）、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çaise）、荣军院都挂上了红十字旗，还有学校、面包店、餐馆……到处都是。即便是在战后，我和父亲在城里散步时，还曾在杜伊勒里宫77的碎石堆里找到被烧了半截的红十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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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两次，母亲带我去了同一个地方，位于圣日耳曼区（Saint-Germain）龙街（rue du Dragon）的一个小药房。一位名叫安托万（Antoine）的医生跟几个护士在这里工作，主要是救治那些自己回家的伤病人员，为他们清洗爆炸伤口，还医治男女平民及因各种疾病而发烧的孩子。药房里的医疗用品很齐全，母亲也受过一些医疗培训，所以她知道很多药品的使用方法。她擅长安抚伤病号，还能熟练使用针剂、药膏和药液。她能缝合伤口，我则是负责提供干净的热水，还帮她从后面的架子上拿绷带和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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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直反对母亲的工作，他们常常在晚饭时为此争吵不休。但母亲往往会拿上帝当挡箭牌，她总说，救助人民、为祖国出力是她的宗教义务，上帝赐予我们一家福气，我们需要以善行当作回报。父亲常常无言以对。母亲是无畏的，认为上帝会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而连我都知道那只是一秉虔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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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在药房里，两个人用担架抬着一位军官进来。他的老母亲在一边哭泣，恳求安托万医生救救他的儿子。那人身上红蓝色的军装已经浸透了血迹。前厅中间有个桌子，就在窗户下面——医生就是在这个桌子上救治伤员，而窗外总是聚集了很多好奇的民众。大家把这位军官抬到桌子上，安托万医生安慰着那位老母亲，将她带出门去。母亲为伤员脱去上衣，发现他的胸前口袋里露出一角纸片。她把他的上衣脱下，开始为他清洗肩部伤口；安托万医生则是寻找伤口里面的子弹。那人痛苦地醒了过来，面带恐惧，喃喃地说什么美国什么的。安托万轻声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让他嗅了嗅沾有乙醚的布条，使他昏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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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处理完毕，母亲从那人的上衣口袋里抽出纸条，将其拿给安托万医生看。上写‘要是我受伤了，请把我送到美国流动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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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流动医院在哪里？’母亲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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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帝国大道（avenue de l’Impératrice）上，是个很棒的医院。将士们都愿到那里治疗，因为美国人在内战期间学会了如何高效救治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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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哪些救治知识是我们不会的？’母亲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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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玛莉。’安托万医生答道，‘要是你想去那里工作，我可以安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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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医生敬佩母亲的医护技巧，也很感激母亲为他的诊所所做的贡献，但他知道她想帮助更多人，所以就将母亲推荐给他的朋友托马斯·埃文斯医生（Dr. Thomas Evans），也就是美国流动医院的创办人。在美国的流动医院，仅仅在漫长而震惊的一天时间里，我就见识到母亲身上无比的勇气，我不知道一个女人竟然能那么勇敢。那天过后，母亲在我心中就像圣女贞德78一样，她满身是血地救治战场上倒下的人，以此来保卫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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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对母亲在美国流动医院工作情景的悲伤回忆，令圣克莱尔为之感动不已。他随即将其整理成稿，呈给梅斯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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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黎被围，查尔斯·德·顾拜旦还是设法出城，与儿子们一起去谢夫勒斯看望自己垂危的父亲。那是一个周间上午，皮埃尔正在客厅里玩，这时母亲叫他和玛利亚到走廊里去。母亲当时头戴护士帽，胳膊上戴着红十字袖标，身边站着家里的车夫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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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到美国流动医院去工作，我不想把你们俩留在家里。穿上外套，戴上这个。”说着，她递给他们两个红十字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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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去哪儿？咱们要坐马车吗？”玛利亚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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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塞纳河，到帝国大道，不，咱们不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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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远了。”玛利亚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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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母亲说道，轻抚着女儿的脸颊，“不算太远。亨利会陪咱们一起去，不过咱们不能坐车。那样马会有危险。外面有很多饿肚子的人，咱们不是听过那些传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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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个月的围城期间，巴黎市内食物供给日渐拮据，20万市民越发绝望。首先被抓进炉灶的，是家里的宠物和街上的动物；随后，在城市里的某些地方，饥饿而贪婪的暴民开始从骑马人那里抢夺马匹。马车也未能幸免，马被拉走屠宰，马车则被掀翻扔在大街上。酒店和会馆的马厩被抢，甚至连动物园里的动物—所有动物，连大象都包括在内—最后都被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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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一行四人步行2英里79前往美国流动医院。玛莉·德·顾拜旦男爵夫人走在前面，她昂首挺胸，带着医务重任的威严。亨利带着玛利亚和皮埃尔紧随其后。他们从耶拿桥（Pont d’Iéna）上越过塞纳河。男爵夫人在前带路，她阻挡着街上的商贩和乞丐，用其紧迫的面容和坚定的步伐驱开人群。经过夏乐宫（Place du Trocadéro），走到马拉科夫大道（avenue de Malakoff），接着转到帝国大道上。这条大道位于凯旋门和布洛涅森林公园（Bois de Boulogne）之间，是巴黎最宽敞的马路之一，其两侧矗立着诸多私人官邸、外国使馆。皮埃尔看到，大道南面美国公馆那宽阔的草坪上，林立着许多帐篷，那就是美国的流动医院了。一个个灰色或褐色的帆布大帐篷，都浸过油以防雨；它们一个个首尾相接，呈矩形排列，就像展览会的一个个大厅似的。林荫大道上，一队马车在士兵护卫下来回奔波，最后都挤进营地前面拥堵的通道里。皮埃尔注意到有些炉子上连着管子，通到帐篷里去以供暖，可他并不觉得天气有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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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带着他们穿过乱糟糟的马车、手推车、开水沸腾的露天炉灶，朝最大的那个帐篷走去。地上车辙纵横，被车轮碾轧得泥泞不堪。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急匆匆来回忙碌着。走近一些之后，皮埃尔看到很多伤兵躺在地上，有些安静却心神恍惚，有些因伤痛而呻吟或喊叫。一些男人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放在担架上，或是抬进帐篷，或是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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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一家来到大帐篷门前。母亲示意他们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埃文斯医生，”她轻声说道，以安慰受到惊吓的两个孩子。“他要教我怎么鉴别分类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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