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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画室在房子的最上一层，在五楼上。它占据了整个一层楼的阴面，在面北的阳台上是一面大窗户。房子北面，近处的风景完全被荣军院的圆顶教堂占据。由于我父亲认为路易十四是文明的巅峰，所以，他的作品大都与帝王有关。他常常将画架正对窗户摆放，说画作沐浴在太阳王那金屋顶的光辉中，却选择性地忽视了，那光辉也可能是来自下面拿破仑地窖里的魂灵。在我成年之后，我常常用这个说法来驳斥他对帝王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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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从我家屋顶上就能一览巴黎的历史。那时周围的高楼大厦还未拔地而起，从屋顶上就能看到巴黎圣母院66的尖顶，以及先贤祠 67的圆屋顶。在塞纳河对岸，能看到凯旋门、新巴黎歌剧院、市政厅68，还有蒙马特区圣心堂69的地基。当然，后来也能看到埃菲尔铁塔平地而起，耸立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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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醉心于工作和在巴黎沙龙里创下名头，在他工作时，不准我的两个哥哥保罗和阿尔伯特到他的画室里去。但我的姐姐玛利亚就没有这个限制，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能让他感到温馨；还有我，我是任何时候都能陪在他身边的。他甚至还给我准备了绘图板和小画架。我和玛利亚成了父亲最喜欢的模特，还一起被画进了他的名作《传教士的离开》（The Departure of the Missionaries），这幅画后来在1869年的巴黎沙龙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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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喜欢到画室去看他工作。墙上到处都是油画、习作、素描。画室东墙那边，在他的工作台和橱子上面的墙壁，是专门挂他精选出来的最好的作品的。从地面到天花板共有12英尺高，完全是按照沙龙的展览标准。十来岁时，我的绘画水平有了一点提高，我很喜欢把他的样子画下来。我们的交谈很顺畅，尽管我的世界观与他相反，但我们的关系一直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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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认为，父亲是赞同共和党的；但我觉得他会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是个资深的保皇派。1847年或是1848年左右，他曾到阿尔及尔70、埃及、耶路撒冷旅行，去体验不同层次的生活。他作品的主题是街上、市场里的普通民众，或是金字塔的向导。回到巴黎之后，他的首幅大作，也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在餐馆中》。那是一幅洋溢着个人情感的作品，画的是5个工人在桌旁打牌，脖子上都围着领巾。它捕捉到的是真实的生活场景，仿佛父亲听到了波德莱尔71的呼吁—去画真实的、而非想象中的生活。后来，因为母亲的影响，这种题材从他的作品里消失了。但我认为，早期的他对劳动人民的艰辛抱有同情。《在餐馆中》尤其打动人心的，是阳光穿过铅条镶嵌的玻璃，照在桌子后面目视前方的那个男人的脸庞和红色的贝雷帽上。红色的贝雷帽，自由的红帽子，当时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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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当时的景象更早跳出脑海的，是松节油的气味。上午，气味还很淡，但到了下午，父亲打开橱子清洗画笔，气味就大了，画室里、走廊里全是。甚至连颜料都有诱人的香气，有罂粟子味，有胡桃木味，有亚麻子油味，都太好闻了，几乎都能吃了。他有酊剂、画粉，还有玻璃管装的颜料。他甚至偶尔会自己配颜色。父亲很喜欢去圣奥诺雷路（rue Saint-Honoré）上的布洛的绘画用品商店，在那里，他能跟人聊上好几个小时，谈的都是天蓝或朱砂红的优点什么的。而我则在一边等着，跟布洛先生的两条狗玩耍。他一共有两条狗，一条是卷毛狮子狗，另一条是艾尔谷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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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保留着夏天在莫维尔时他在户外使用的那个木画架。他去世之后，我把画架带到了巴黎当作纪念。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它，就是好像总舍不得它。1919年世界大战结束，我卖掉了巴黎乌迪诺大街20号的家宅，把这个画架海运到了洛桑。那是多么美的一栋房子啊，是一切的中心。卖掉房子伤透了我的心，可我当时在洛桑工作，又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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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很伤感。”朱丽叶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去吃饭。她等了一会儿，看着圣克莱尔对着洗手池上的小镜子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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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他离开巴黎之后的生活似乎都笼罩着伤感。”圣克莱尔说道。他想起一个心酸的时刻，那时顾拜旦谈到他放弃了光明之城72的生活。在说到卖掉巴黎的老房子时，他突然变得脆弱而犹疑，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边是首次回顾无忧无虑的童年经历，令他心中充满愉悦；一边是想起失去珍爱的老房子之后所受的艰难困苦。在后者面前，那些愉悦是如此不堪一击，刹那间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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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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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普法战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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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圣克莱尔早早来到办公室，花了两三个小时将顾拜旦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回忆打成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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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时候，我的童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情况所迫，我成了一个小大人。战争给我的家庭、给巴黎、给法国都带来了变动。战争产生的某种层面的破坏，就像丧钟一样，封杀了我此前生活中的安逸和幻想。普法战争是我成年期教育的开端。家里的恐慌，大街小巷里的混乱—我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坚定了我的决心，并促使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暴力、武装冲突的替代品。是的，在被德国打败之后，我对祖国心怀愤恨；年轻的时候，我也的确想通过辉煌的战果振兴祖国的荣耀。然而，后来我领悟到了在和平社会的生活里知识和道德的潜力，从此就打消了好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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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1年我就8岁了。此前，巴黎被普军包围了105天，城里20万市民食不果腹。前一年夏天由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个灾难。当年9月，拿破仑三世及8万法军将士在色当投降；我们都知道，德国人打到巴黎只是个时间问题。9月18日，普军包围巴黎，封锁了物资和人员的进出。第二年1月6日，普军炮轰巴黎城。有些炮弹打到了拉丁区，击中了先贤祠和索邦大学，把塞纳河左岸的我们吓得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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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哥哥—保罗和阿尔伯特—当时在国民军（National Army）服役；他们当时就驻扎在巴黎市内。他们俩都是军官，所以，能给我们的父母带来战事消息，并提供一些保护。我们家就在巴黎军校旁边，不管怎么说，军队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尽量保持家里生活的常态，他们让莫德（Maude）—我们的住家女仆—每天都照常准备晚餐，我和姐姐玛利亚都要坐在桌旁用餐。父亲把家里的仆人都留用了，甚至连车夫亨利（Henri）也留下了—虽然我们不坐马车或骑马去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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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日那天晚上，家里照常热热闹闹地给我庆生，还送了我一个新马鞍、一双新马靴；我也假装高兴，但我知道，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可能骑着西拉诺（Cyrano）—我最喜欢的马—出去了。当晚，蛋糕端上来时，哥哥保罗回来了。他头戴插着羽毛的军帽，脸被军帽上的扣带勒得很紧；身上穿着金扣蓝色军装，胸前一条红色饰带；脚穿长筒靴，腰里挂着一把银色的指挥刀。他大步走进门来，刀鞘随着步伐来回摆动。他抱了抱我，祝我生日快乐，又迫不及待地转向父母，低声向他们通告最新的战况。我听见他们谈论着蒙马特区那边闹起了革命，还有跟普军作战时的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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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叫我回房间睡觉，但我跟以前一样爬到楼梯口，听见了他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哥哥说，很多富人家的房子都被砸抢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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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巴黎公社掌控了巴黎，并设起了街垒路障。梯也尔指挥官74意识到，国民自卫队（the National Guard）早已背叛誓言，与巴黎公社携手掀起暴乱；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在巴黎展开巷战没什么胜算，于是就把国民军撤到了凡尔赛。保罗和阿尔伯特跟随部队撤离巴黎；母亲整日担惊受怕。两个哥哥在身边，她才会有安全感。话虽如此，但我们身边还是有军队保护的，我想，他们在那段时间里保住了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巴黎军校里驻扎了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军队的财产。有一次，叛军在通往蒙帕纳斯75的荣军院大道上—就在我们居住的乌迪诺大街南面几个街区处—设立了街垒，接着就迅速被政府军的骑兵和几个陆战排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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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战争的创伤渐渐使我们所有人产生了对社会秩序的深切渴望。巴黎公社的暴乱，街头的路障战垒，国人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市民被莫须有地扣上罪名，因为地位，或仅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而受到迫害，对某种颜色的盲目的狂热76，弱者得势之后的残虐无情……一切都是那么疯狂。那段时期的耳闻目睹，以及家人的惶恐不可终日，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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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变成了一个狂乱的国度，充满了民众的暴行和偏执的报复，巴黎变成了恶行的地狱，落入一无同情心二无道德感的暴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