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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贝尔塔·金斯基·冯·齐尼奇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奥地利贵族家庭。就在她出生之前，她的父亲突然离世，一家人苦苦挣扎，以图维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她在家乡维也纳长大，接受的是家庭教育。女家庭教师教授给她语言、钢琴、表达，还培养了她的独立精神。年轻的贝尔塔聪慧且有文才，尽管家里想的是通过包办婚姻借此提升家族的地位，但她志在游历，要为爱情而结婚。近30岁时，她在卡尔·冯·苏特纳男爵（Baron Karl von Suttner）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与他的儿子亚瑟坠入爱河。因为亚瑟一家不算富裕，贝尔塔的家人极力反对他们的爱情；亚瑟一家也是如此。贝尔塔伤心不已，却坚定地要走自己的路。随后，她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决定去巴黎工作。1875年，32岁的她乘火车去了巴黎，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担任秘书。那时诺贝尔42岁，因发明炸药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贝尔塔的聪慧和文化气息点燃了诺贝尔的热情；他对这位年轻女子顿生好感，甚至多少还有了些情愫。可惜她只为他工作了8天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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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人相处时间很短，但在手头的秘书工作之外，贝尔塔与诺贝尔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话题主要围绕艺术、人文与和平，尤其是如何制止战争。诺贝尔对她印象极佳，二人成了好友。此后，诺贝尔一直与她保持联系，也始终给予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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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塔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返回维也纳，与亚瑟·冯·苏特纳私奔了。二人在高加索地区游走生活了近10年时间，他们合著了6部小说，并且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呼号。其间她与诺贝尔一直保持通信，诺贝尔鼓励着她的文学与和平追求。19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二人共同的追求，贝尔塔与丈夫来到巴黎，与诺贝尔得以重聚。她劝诺贝尔将其财富用于和平事业，但诺贝尔的理念是—强大的武器会令人心生恐惧，不敢发动战争；贝尔塔则总是想说服他，让他放弃这个错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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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贝尔塔已全心投入和平事业，她加入了由霍奇森·普拉特创办、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和平与仲裁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and Arbitration Association）。不久之后，她与普拉特及其巴黎同事弗雷德里克·帕西一起，筹备1889年在巴黎世博会上举办的首届世界和平大会。此次大会上，将由朱尔·西蒙做主旨发言，而顾拜旦就在观众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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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贝尔塔的小说《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以其尖锐而残酷的战争描写轰动一时。这部小说，是对世界和平的号召，也有助于推广蒸蒸日上的和平运动。1891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她首次做了以和平为主题的公开发言，一跃成为和平运动中最强势、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同年，她的丈夫组织成立了“打击反犹主义协会”（Society to Combat Anti-Semitism），二人开始强烈抨击当时日见其盛的反犹主义现象。1893年，贝尔塔协助成立了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Bern）的“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并协助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组织了于1894年6月23日在索邦大学召开的奥林匹克大会，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现代奥运。她对顾拜旦的理念—通过体育运动推进世界友谊与和平—深信不疑。通过顾拜旦的努力以及贝尔塔的影响力，当晚共有78位社会名流参加了会议，其中就有弗雷德里克·帕西和霍奇森·普拉特。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贝尔塔的影响，诺贝尔在1896年去世时才会立下遗嘱，用其巨额财产设立“诺贝尔奖”，每年都对在文学、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和平5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进行表彰。贝尔塔夫妇二人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和平运动，先后帮助德国和奥地利成立了国家和平委员会。1914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她在奥地利去世，对不愿见到战争的她来说，也算幸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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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她的一生真是令人惊叹。”朱丽叶说道，她把书稿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在那个年代能如此独立，如此坦率敢言。”说着，她摇了摇头，“真奇怪，后人竟然很少知道她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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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很多伟大的人物都被遗忘了。”圣克莱尔说道，“我们来洛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遗憾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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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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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传 玛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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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盛夏，洛桑已是酷暑难耐。玛丽一直拒绝再次接受圣克莱尔的访谈。顾拜旦误以为回忆他的美丽的恋情会拉近二人的关系，所以才会与圣克莱尔叙述了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可玛丽却对此怀恨于心。圣克莱尔心想，这真是不可理喻。在顾拜旦打算讲讲他们一家初次到她家拜访的经历时，玛丽勃然大怒，继而再三拒绝接受圣克莱尔的访谈。这一天，在蒙里普斯的楼梯上，圣克莱尔碰到了玛丽，随即再次请她接受访谈，但她答道：“不，我对丈夫的事无话可说。”说完，就疾步离开了。圣克莱尔觉得已经没有机会再次采访玛丽，这时朱丽叶却出了个主意，说可以让蕾妮替他说说情。蕾妮的请求果然奏效，玛丽答应再跟圣克莱尔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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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圣克莱尔总结出一个经验：在采访对象难以相处或不情愿时，最好将访谈地点设在其熟悉的地方；于是他便请玛丽到和平酒店与他会面。圣克莱尔选的还是上次访谈时的那个窗边小隔间，他早到了一会儿，一边等着玛丽，一边翻看两个月前的访谈记录。考虑着玛丽喜怒无常的脾气，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当时没能趁热打铁。“真该死。”他暗自咒骂自己，他好不容易与玛丽建立了信任，随后却任由大把时间流逝，未有建树。也许她是因为圣克莱尔没有表现出关注和感激而灰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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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玛丽面无表情地从侧门走了进来，来到隔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她在长椅上坐下，看到圣克莱尔为她点好的卡布奇诺咖啡和蛋糕，也没有向他表达谢意。她头戴一顶饰有羽毛的蓝色大檐帽，像个小阳伞一样，尽管二人距离很近，她却并未摘下帽子。她抿着嘴唇，目光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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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原谅，男爵夫人。”圣克莱尔说道。他想去握玛丽的手，却知道时机未到。玛丽没有反应，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回应“为什么”，而只是注视着他。接着她端起咖啡，低头喝了一口，帽檐就把她整个脸都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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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忙于准备卡尔·蒂姆的来访、皮埃尔的周年发言，以及吕西安·朱萨德的访谈，还有传记所需的大量调查和写作任务……”她仍是没有反应，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结果把您—这位最有价值、最重要的采访对象，以及皮埃尔最亲密、最信任的伙伴—给疏忽了。”圣克莱尔如此说道，除了有点过火的奉承话，他说的大都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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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在这儿了，圣克莱尔先生。我还有别的事，所以有话请直说。还有，请你不要再让我女儿帮你传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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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男爵夫人。”圣克莱尔答道。他看着笔记本，打消了所有为蕾妮辩护的念头。“上次访谈时，咱们刚刚谈到您与皮埃尔合作创办现代奥运。我知道你们的恋情起于1890年，在您父亲的葬礼之后数月；可是我很奇怪，您竟然了解他此前十年里工作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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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知道，我们俩在工作中—在他的奥运事业里—是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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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的。可我说的，是你们第一段恋情结束和第二段恋情开始之间那段时期。当时您并未在他身边，可您对他所有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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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当时我并未参与。不过，自从我们投身于皮埃尔的奥林匹克事业，真正开始筹划奥运，我就想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1889年巴黎举办了世博会，一年之后我们就相爱了。所以，那些事情都还没忘，牵扯的人也都还在。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想从一开始就全程参与，所以我让他告诉我此前的所有经过，那些事，他给我反复讲过很多遍。他也认为我有必要了解整个事件和所有牵扯在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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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您知道很多事情的内幕和细节，比如说，他与朱萨德、西蒙、沃丁顿等人的交往？”玛丽听言，下巴一紧，紧闭双唇，定定地看着圣克莱尔，他一下子明白过来—玛丽把这个问题理解成了对她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