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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背诵一下埃米尔·德鲁特的原话而已，”顾拜旦此时也跟在圣克莱尔身后走了上来，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这么多年了，他对你总是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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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跟着施耐德夫人，沿着山坡来到木屋。小屋所用的木材，与施耐德旅馆应是同种木料，有着相同的暗纹。木屋的前阳台上有一排花盆，花盆里红色的凤仙花朵朵盛开，满目灿烂。阳台上，堆着一些木柴。木屋正面是一间大屋，内有厨房、餐桌和椅子，一个很大的石头壁炉，还有一对绵软的沙发。从阳台的门窗向内看去，一目了然。桌子上铺着一张蓝白格子的桌布——顾拜旦认出来了，那其实是巴伐利亚的州旗，放着一盘子肉片、腌黄瓜、一块奶酪，还有一篮子面包。篮子边上斜搭着一个信封，上面写有“皮埃尔&雅克”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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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夫人拿起两个酒杯，问道：“你们二位喝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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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顾拜旦答道，“你家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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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夫人打开一瓶酒，说：“卧室在后面，从侧门出去就是厕所。”顾拜旦和圣克莱尔去卧室和侧门看了看，又回到桌旁。施耐德夫人倒了三杯酒，举杯向二人敬酒，二人也举杯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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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顾拜旦看着酒瓶上的标签，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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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的酒窖里存了不少好酒。来，我带你们去看个好地方。”说罢，施耐德夫人打开了阳台门。三人走上阳台，这里铺着粗糙的木地板，房檐延展遮在上面；远处，是一片盛开的紫藤，再远处，视野的正中央，马特洪峰巍峨独立。“在这里，待多久都不会够，”施耐德夫人说道，“当初，我丈夫就是为了欣赏这风景才造了这个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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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你留下了一个好地方啊。”圣克莱尔赞道。他看到阳台上有两把木椅，其做工与屋内的桌子相同。“他爬过马特洪峰吗？”他望着灰色的高峰，暗想一定要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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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过赫恩里营地（Hörnli Hut）几次，”施耐德夫人答道，一边抬臂指着马特洪峰，目光沿着胳膊望去，仿佛是举着步枪射击，“不过，他不是个爱冒险的人，所以没有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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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莱尔记得曾写过一篇报道，说的是巴黎拉丁区一位怀揣登山梦的面包师攀登马特洪峰的事。报道中就提到过赫恩里营地。“那是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了，是吧？从这儿能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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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边，”施耐德夫人回答。说着，她在圣克莱尔眼前伸出胳膊，指给他看。“山巅下面，沿着山脊线，拐弯的地方就是。看到山肩那边了吗？地面上有个白色的小点……那块黑色的，就是营地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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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圣克莱尔说道，“皮埃尔，咱们可以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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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没有登顶的雄心壮志了，雅克。但不管怎么说，你该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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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烛光下，圣克莱尔将顾拜旦在雅典奥运会后的经历整理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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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回到巴黎之后，又过了两周，顾拜旦和玛丽就逃离了炎热的巴黎，到诺曼底的莫维尔庄园避暑。这是夫妻二人首次外出度假，然而事与愿违，本应轻松的休闲时光被第二届奥林匹克大会搅乱了。大会将于1897年夏季在勒阿弗尔召开。顾拜旦每周都在莫维尔庄园和勒阿弗尔之间奔走。雅典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的权威曾受到希腊人的威胁，此后法国的皮卡尔又给他带来诸多麻烦，甚至连他在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的盟友都对他虚与委蛇。经历过这些风雨挫折之后，顾拜旦决定利用此次大会巩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控制权，推动其根据设想按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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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壮大，顾拜旦制订了一系列紧急计划。他意识到，在两届奥运会之间，两个不同的奥林匹克会议各有其潜在意义。一是国际奥委会的年度会议，参会人员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体育联合会的领导，其本质是计划会议，主要内容是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挑选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研究奥运会组委会的进展报告；二是奥林匹克大会，是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民间团体相结合，群策群力，解决与体育的价值和影响有关的更广阔的社会问题。而后者正是他的机会所在，他将利用这次会议阐述奥林匹克主义哲学，通过讨论将其修改完善，最终将其发展成为理想的现代哲学。奥林匹克大会上，还将处理一系列技术问题，如业余主义，各项体育项目的规则，以及奥运会中艺术、音乐、文学的作用。这个问题顾拜旦时时牵挂于心，与奥运会的未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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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早已铭记，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的首届奥林匹克大会，其主题是现代奥运会的复兴。而顾拜旦决定即将在勒阿弗尔举行的第二届奥林匹克大会的主题应是体育与教育。在法国校园内推广体育运动—他的这股劲头还未停歇，而且他的国际奥委会同事均对此报以积极响应。威廉·格布哈特甚至主动要求在柏林举行此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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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勒阿弗尔才是顾拜旦的“主场”。他执意要在巴黎举办第二届奥运会，故而迅速行动以寻求支持。数周之内，他在勒阿弗尔的盟友—市长、市议会的数位议员、弗拉斯卡蒂海滨度假酒店（Hotel Frascati）的经理—都响应了他的号召。顾拜旦曾在莫维尔、埃特勒塔海岸经营多年，在勒阿弗尔市可谓尽人皆知，很快，市政厅的大礼堂也听其调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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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他收到维凯拉斯写给国际奥委会所有委员的一封信，从信中内容来看，维凯拉斯已经背叛了他。他的紧迫感一下子提了起来。不过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维凯拉斯是希腊的杰出儿女，在将奥运会永远留在希腊这件事上，他跟希腊王室当然是站在一边的。可是，他在信中要求国际奥委会的同事前去参加一个会议，企图迎合圣意，通过决议—将雅典设为奥运会的永久举办地，这就欺人太甚了。当初在离开雅典时，顾拜旦就考虑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现在，他要采取有力措施打破希腊对奥运会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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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勒阿弗尔奥林匹克大会开幕，希腊未派人参会。但顾拜旦的新旧盟友一一坐上了主席台。法国总统菲利·福尔亲自担任本届大会的名誉主席。亨利·迪东做重要讲话，主题是“体育与教育”。在讲话中，他总结了体育对下一代成长的积极影响，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口号，以及首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表示了祝贺。顾拜旦跨过英吉利海峡，从英国请来了罗伯特·S.德·库尔西·拉芬（Robert S. de Courcy Laffan）。拉芬是一位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牧师，也是一位校长。他认为体育是上帝赐予人类最伟大的礼物。他口才超绝，用流利的法语向参会者阐述了体育的巨大影响力，将会议气氛调动了起来。拉芬后来成了顾拜旦最得力的盟友和拥护者，以及随后数年里所倚重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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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阿弗尔市政厅举行的奥林匹克大会落下帷幕，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由谁来主导，以及下一届奥运会在何处举行，这两个问题已再无异议。悬而未决的是—尽管福尔总统对顾拜旦的设想表示支持—如果由国际奥委会主管1900年巴黎奥运会，其职权范围应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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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时间里，顾拜旦和圣克莱尔二人保持着同一个生活模式：上午访谈，下午散步。他们步速不快，但总是沿山谷两侧的山坡而上。一天下午散步时，顾拜旦半途停下来歇口气，他沉思道：在策马特，除了上行别无他路。圣克莱尔看着远处山肩与树林间时隐时现的马特洪峰，满心渴望，希望能爬得更高一些。可他知道顾拜旦爬不了，年龄不饶人，顾拜旦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在策马特的山村里穿行时，顾拜旦的步速与在洛桑时一样快，他早已对上下坡习以为常，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上下蒙里普斯。但他的体力无法应付阿尔卑斯山顶峰的考验。下坡时，顾拜旦的步速慢了下来，呼吸也沉重了很多。他走走停停，或者50英尺一停，或者100英尺一停，不敢多走，时不时地停下来缓缓心肺。圣克莱尔看着高耸的马特洪峰，尽管很想登顶，却心知顾拜旦已近极限，每每话到嘴边又咽下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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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二人在晚霞中回到山村，在教堂后的小墓地处稍作停留。墓碑上的碑文阐述着马特洪峰可怕的传奇。一位19岁的德国小伙初次攀登马特洪峰就命丧途中，与许多前来一试身手却留命于此的登山者葬在一处。看到有如此多的年轻人不远千里而来，却魂归异乡，顾拜旦和圣克莱尔惊惋不已。1865年，7个人首次登顶，但下山时只剩3人。他们由一位英国画家带队。其中4位英国人在下山时死了：1位英国人失足坠下，因为大家身上绳子相连，另外3个也被他带了下去。倘若不是绳子半截而断，恐怕7个人都要命丧黄泉。画家和当地的两名导游紧抓山岩才得以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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