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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可凭他的功绩，足以称得上是一位巨人。他出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而那时法国的贵族阶级已好景不再。少年时，他目睹了普法战争的国耻；青年时，他见证了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及其平等主义理想；成年后，他从巴黎转变为现代大都市的过程中得到启迪。26岁时，适逢1889年巴黎世博会，看着埃菲尔铁塔在战神广场拔地而起，他发现了国际活动的象征潜力。世博会这一历史盛会成了顾拜旦一生的试金石，他组织主办的首届体育教育大会也是其参展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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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会学校求学期间，顾拜旦对古希腊和古罗马产生了浓厚兴趣，继而违背家庭意愿，未在教会、军队或政界谋求发展，而是基于一个设想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让体育具有全球影响力。1892年，他首次公开提出复兴沉寂了1500年的奥运会的提议，他说：“我们将赛艇运动员、跑步运动员、击剑运动员派到别国的土地，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和平的使者。这是未来的、真正的自由交易。将其引进欧洲大陆，和平大业就有了新的、强大的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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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参会人员并不认同他的设想，但他并不气馁。在复兴奥运的道路上，他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他的动力从未衰竭，他的决心从未动摇。他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可谓意志力、勇气、忍耐力的典范，值得万千运动员学习。他们在他的引领下踏上了奥林匹克的竞技场，站上了他开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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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之后，1894年6月23日，在索邦大学的大礼堂里，顾拜旦再次召开会议；到场的两千多人均支持他复兴奥运的提议。那次大会，还有1896年雅典首届奥运会，以及随后在巴黎、圣路易斯、伦敦举行的三届奥运会……在通往这些里程碑的道路上，有障碍，有敌人，有失败，有个人的悲剧，但都没有令他停下脚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因循守旧的体育组织、觊觎权力的体育界领袖，以及不愿支持其“年轻人的节日”设想的政客和政府，都曾反对过他，而他通过再三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他设想的核心，是一个坚定的信念：体育运动能够为每个人带来“奋斗的快乐”，能使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他曾如此说道：“导致今日世界各国彼此分离的偏见一日不除，和平就无法实现。为根除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期把各国的年轻人聚集起来，在身体力量和敏捷方面进行友好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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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的奥林匹克运动在随后数十年时间里繁荣昌盛，成了国际体育界的一件盛事。然而，他的家庭境况却与日俱下。1937年，在他离世之前，他生活在瑞士洛桑，住在市政府慷慨赞助的一套公寓中。将体育变成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将奥运会变成四年一届的人类盛会，这是一场浩大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他耗尽了家财—不仅是自己的家财，还有妻子的。为此，他的妻子心有怨念，整日恶语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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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关注却未到场的奥运会，是1936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爪牙控制下的柏林奥运会。此届奥运会盛况空前，开幕式上播放了顾拜旦录制好的致辞，他如此说道：“奥运会重在参与，不在输赢；人生也是如此，重在奋斗，不在得失。”尽管如此，此届奥运会期间纳粹的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言行，都与顾拜旦终生维护的奥林匹克理想背道而驰，也令本届奥运会面目全非。第二年，顾拜旦已是风烛残年，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悲惨的前景：他通过体育运动推动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即将落入一个引发世界战争的疯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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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里读着这篇祭文，顾拜旦的人生经历历历在目。虽然篇幅只有短短一万字，但梅斯里对圣克莱尔重拾信心，相信在他笔下，顾拜旦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痴迷能跃然纸上。除了开篇部分，文章中并无新事，梅斯里早已烂熟于心，但其文字表述令人眼前一亮：顾拜旦的家族渊源、童年经历、求学经历、世博会上乳莺初啼、在第三共和国统治下崭露头角、国内外结交同志、索邦大会、首届奥运会、雅典、巴黎、圣路易斯的种种冲突……这不是一部翔实的传记，但它压缩的这则人生故事，恰恰就是梅斯里想向世人讲述的。想到这里，梅斯里继续往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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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不如人意，顾拜旦希望能在意大利有所转机。他一直盼着能在罗马举办奥运会，在圣路易斯奥运会之前就已选中“不朽之城”90主办1908年奥运会。他受的是古典教育，此时业已看到“让奥运会披上古代神秘色彩”的可能性。可是，他的美梦很快就被火山的烟尘所埋没—1906年4月7日，维苏威火山91爆发，其灾难性后果令意大利早已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罗马不得已放弃了此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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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顾拜旦早已在英国体育界结交了诸多实力派盟友，他们立刻挺身而出，接过了下一届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救1908年奥运会于水火之中。顾拜旦也高兴地看到这一形势变化：将奥运会与他的偶像托马斯·阿诺德的体育遗志合而为一。伦敦奥运会组委会从政界、文化界、商界、工业界、体育界招募了大量人才从事奥林匹克运动，响应奥林匹克理想的不仅有杰出的运动员，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此时顾拜旦已经预见到，有了这么多人才的加入，久负体育传统的伦敦定将为此后的诸届奥运会设立新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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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高雅、口才出众的库尔西·拉芬神父曾在勒阿弗尔大会上发言。这次，他又发表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布道似的讲话，阐述了国际体育运动在增强国家间友谊方面的潜力，从而使1908年奥运会有了一层道德意义。伦敦抓住这次奥运会的契机，上到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纷纷行动起来，筹备工作既具专业性，又满载道德信念。大家仿佛是响应阿诺德的遗愿，保证本届奥运会最终的结果可信可敬。尽管如此，英美两国的爱国热情和陈年旧怨还是导致斗殴事件频发，两国互相指责对方在比赛中作弊。美国体育界领袖詹姆斯·苏利文好勇斗狠，其国家队也沾染了这种习气，一些比赛项目变成了全武行。顾拜旦知道，由于民族主义泛滥而导致的仇恨情绪是奥运会的大敌。但他相信，奥林匹克体育价值观中根深蒂固的和平哲学以及各国文化普遍存在的对卓越表现的景仰，一定会压倒一切，或者，至少能在最终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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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本届伦敦奥运会仍可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里程碑。自从1896年首届雅典奥运会以来，1908年伦敦奥运会首次将奥林匹克运动推向前进，此外，它还证明了这种四年一届的“年轻人的盛会”能成为国际体育竞技的巅峰。如果说1908年伦敦奥运会展现了奥运会的真正影响力，那么，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下一届奥运会展现的就是其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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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奥林匹克庆典具有一些艺术色彩，1906年顾拜旦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召开了一次会议，主题是体育与文化。杰出的作家、演员、雕刻家、艺术家、建筑师、创意专家会聚一堂，意在筹办一届多学科的奥林匹克文化大赛。它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姊妹形式，旨在强化奥林匹克运动的声望。届时，将对建筑、绘画、雕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伟大作品颁发奥林匹克奖牌，从而调动彼时仍对体育兴趣索然的文化界的兴致。这一设想成型时已为时太晚，赶不上1908年伦敦奥运会了。顾拜旦旋即得到瑞典的维克托·巴尔克将军及其瑞典同事的支持，将奥林匹克文化大赛纳入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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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领导下，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成了顾拜旦心中充满魅力的盛会。在其一生的事业历程中，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可谓组织工作的楷模，是他梦寐以求的完美表现；其体育与文化的和谐平衡，达成了他久盼的社会关联；其体育竞技，也是现代体育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美国印第安人吉姆·索普在赛场上表现出了自己的巅峰状态。他的身体天赋无与伦比，他获胜的喜悦无可比拟。顾拜旦看着吉姆·索普在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个项目上所向披靡，心知他就是“奋斗的快乐”的纯粹体现。吉姆·索普是横亘古今的英雄，这个运动员从体育运动中发现了快乐的本质，其对各个体育项目的精通，令古人都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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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林匹克文化大赛上，顾拜旦赢得了诗歌比赛的冠军。这首散文诗名为《体育颂》，顾拜旦署了两个笔名，一是乔治·霍罗德（George Hohrod），一是M.艾歇巴赫（M. Eschbach）。在诗中，顾拜旦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他对体育影响力的信念。他赞美体育：“啊，体育，你是如此美丽！……”继而排比下来，依次赞美了体育的公平以及带来的荣耀、快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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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为铺垫，顾拜旦对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更加自信了。他打算让奥运会接受一次“终极检测”。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相信，他的奥林匹克运动能缓解国家间的敌意。于是，他将1916年奥运会的主办地选在了德国柏林，将此次奥运会的筹备大任交给了卡尔·蒂姆领导的团队。蒂姆当时还很年轻，是位精力充沛的体育行政官员兼作家。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他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位得力干将，但随后却做了第三帝国的爪牙，以致晚节不保。接着，世界大战爆发了，1916年柏林奥运会因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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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心切的顾拜旦参了军，时年51岁。为了保护奥林匹克运动，为奥运会寻找一个中立的“家”，免受战祸， 1915年，他把国际奥委会总部从巴黎迁到洛桑。战后，比利时人亨利·德·巴耶-拉图尔站了出来，提议由安特卫普承办1920年奥运会。巴耶-拉图尔是位马术运动员，对体育的影响力深信不疑。7年后，他从顾拜旦手里接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奥运会又一次在濒临流产之际被一座城市拯救。此时距奥运会召开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巴耶-拉图尔及其团队向世人证明：他们能胜任此项工作。安特卫普奥运会朴素而盛大，令世人记住了奥林匹克理想的经久不衰及主办城市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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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五环旗是顾拜旦亲自设计的，于1913年巴黎大会上获国际奥委会通过，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旗帜。它首次正式亮相是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也标志着一系列改变奥林匹克历史的创新举措的开始。安特卫普奥运会刚过，国际奥委会就成立了执委会92，这也是自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结束以来顾拜旦首次与人分担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权。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在主会场建了一个火炬台，并在开幕式上首次点燃，开创了奥运圣火的传统；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德国人又锦上添花，仿照古代宗教仪式开创了火炬传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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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从战后迅速复原，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顾拜旦意识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了。他领导着奥林匹克运动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在战前站稳了脚跟，战后迅速复兴，并于1924年巴黎奥运会时真正登上了国际舞台。1925年，他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宣布退休，尽管担任终身名誉主席一职，却再未出席此后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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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者也有盲点，顾拜旦也是如此。他强烈反对女性参加竞技体育，尤其是田径项目，对此他可谓顽固迂腐。女性选手可以参加射箭、网球、游泳项目的比赛，在雅典奥运会之后，还可以参加跳水项目。顾拜旦鼓励全民体育锻炼，包括女性，尽管如此，他就像一个坚强的堡垒，阻挡着女性踏上田径赛场。若有一天，要书写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有人会认为，正是因为对女性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的价值视若不见，才导致了顾拜旦的垮台。一些女性运动员，因为国际奥委会拒绝向她们开放田径赛场及其他几个比赛项目，愤而举行了自己的比赛—1923年在巴黎举行的女性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别无他法，只能顺应时代潮流，调整顾拜旦的顽固立场。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大范围设立了女性参赛项目。这一举措清楚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宣告了顾拜旦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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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论，顾拜旦的基本价值观都班班可考。退居二线之后，他继续通过体育来推动平等—至少是在男性之中。1923年，顾拜旦号召非洲殖民地向当地土著打开竞技体育的大门，并为每一位非洲人开创一个洲级锦标赛，即真正的泛非洲运动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依然在推广奥林匹克理想，信念从未动摇—不论在何处，体育运动都是人类解放的一股力量。终其一生，他一直都致力于劳动人民的福祉。63岁时，他与好友弗朗西斯·梅斯里博士携手创建了洛桑体育学院。这是洛桑奥林匹克学院及世界教育联合会（Universal Pedagogical Union）的一个分支机构，旨在为劳动阶层—壮工、水管工、技工、面包师、裁缝等—激发学习动力，创造更多学习机会，使其在公共体育馆内享受体育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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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他相信自己能在如此年轻就取得如此成就？就顾拜旦而言，或许是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心知阶级压迫的不公，由此产生了使命感，要用其一生来纠正这一悲剧。从理论上来说，他的才华和远见可谓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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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感异常强烈。对他来说，遥远的古代和刚刚过去的年代就像此时此刻一样真实。他将古典的希腊精神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体育传统相结合，融合成符合现代情况的体育道德规范。他的天才表现之一，即是在古代奥林匹亚的哲学灵感和兴起于拉格比的强身派基督教93之间找到平衡，各取其精华，打造了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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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奥林匹克主义将奥运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这是今日我们所参与的其他体育活动、体育联盟所不能企及的。这一意识形态，是国际奥委会的瑰宝。从本质上来说，它是顾拜旦人生功绩的核心，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壮大、价值传播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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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拜旦不仅给了世界一个体育盛事，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套旨在创造美好世界的人生哲学。除了为当代文化所做的其他贡献，顾拜旦还为我们打造了现代体育的道德规范。他使体育有了社会意义，使体育在世界层面为全人类谋福祉。在顾拜旦看来，体育始终有着无上潜力，是教育、道德价值、个性培养、个人卓越、相互尊重、友谊以及最终实现世界和平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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