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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西克里托斯，如果我死后能活过来一小会儿，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诠释现在这些事情的，那么我会很开心的。如果现在他们赞美并欣然接受这些事情，不要惊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取得我的青睐的上好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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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大帝，引自卢奇安的文章《如何书写历史》第 4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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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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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发表在爱荷华古典协会的新闻通讯中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自传性访谈里，彼得·格林曾形容自己为“本质上我是一位作家”。他接着引用哈姆雷特对“您在研究什么，殿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哈姆雷特回答说：“言语，言语，言语。”就是言语！对格林来说，不仅是英语，还有拉丁语、古代和现代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他在著名的卡特豪斯公学接受古典学的训练，但是二战期间他在英国的远东军队中服役数年，这打断了他的正常教育。战争结束时，他成为了剑桥三一学院古典学系的研究生，在那里他于 1954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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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为古典学专业的僵化而感到幻灭，于是格林决定回到他最爱的文学世界（据说他六岁时就把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全部读完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位文学批评家、影评人、电视解说员以及古代和现代文学翻译家。由于早年对希腊的热爱，他携全家离开英国到累斯博斯岛定居，在那里他专心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著作，同时也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最终，他加入了雅典年岁学院，教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古代史，于是重新唤醒了对他先前放弃了的东西的热爱。1971 年，他移居美国，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得到了一个终身教职，此后他一直在该机构服务直到退休。在得克萨斯，他指导过许多研究生的学习，并且是一位成功的本科生任课教师。1997 年，他以杰出的荣休教授的身份从大学中退休，这时他迁到爱荷华大学去和他的妻子卡琳（Carin）团聚，当时他妻子是那里的古典学系的一员。自此以后，他成了爱荷华大学古典学系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担任爱荷华大学的古典学期刊《古典学集刊》（Syllecta Classica）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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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彼得·格林。一个是古典学者，在希腊史领域笔耕不辍，创作过针对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文学批评，并因其将几位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语而受到高度赞扬，其中包括尤维纳利斯、奥维德、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和卡图鲁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产的操英语的古典学者之一。另一个彼得·格林是评论家和记者。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他的艺术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不会陌生。他是《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定期评论员。他以其强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卓然于众，例如他惊人地给二十五本（!）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写过批评性书评，在 1979 年图坦卡蒙国王的展览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开幕时发表在《纽约书评》上。1981 年，在辛辣地评论国家美术馆的“探寻亚历山大”展览时，他也创作了规模稍小的关于马其顿的书籍的一系列书评。在这些评论中，他不仅奉献出针对相关对象的令人深思的叙述，而且对那些站在背后、促成古代财宝到外国展览的政治力量也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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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没有其他的古典学家——或许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和已故的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除外——能把文学与学术技艺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格林的天分更为广泛：在他的人生中，除了是古典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外，他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和诗人（“言语，言语，言语”）。他这部卓越的亚历山大传记展现了他的两大兴趣是如何相得益彰的：格林对描绘人类境况的文学艺术的深切热爱，丰富了对亚历山大之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刻画又是源于对古代史料的精细研读。这不仅仅是亚历山大的历史，还是一部全方位的传记（正如标题所示），意在阐释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性格和动机。格林完全理解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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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阐释美德或者邪恶；比起尸堆如山的战役、最为庞大的军阵和围城战，微不足道的行动、言辞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因而就像画家在刻画人物时，着重面容与眼神而较少关注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我将更专注于灵魂的种种表征，据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而把鸿业与战功留给他人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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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的亚历山大传记，其中多数是为了满足大学本科生市场的课程需求。这些著作主要是重述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功绩——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是历史但不是传记。有些批评者反驳说格林经常越出古代史料所允许的范围，对此他在本版的序言中有详细的回应。在其初版近四十年之后，彼得·格林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旧是对这位著名国王的最博学、最优美全面的现代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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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N·博尔扎 古代史荣休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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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2012 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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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被题献人去世，随后他的《论亚历山大大帝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Alexander the Great）最终出版，这两件事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契机，让我得以回顾自 1991 年以来本书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术洪流中幸存下来的。当我经过深思熟虑，故意模仿艾略特（T. S. Eliot）把il miglior fabbro（“更卓越的匠人”）附加到献辞上时，普遍的反应是我明显没有理解艾略特事实上有多么获益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为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做了全方位的编辑工作。相反，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也知道恩斯特·巴迪安多么耐心和全面地审阅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显然，要是我先前没有发现恩斯特的文章，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在那些文章中——正是这些文章驱使我首先跟他取得联系——恩斯特在方法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史学方面他比我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其他一般理论都更令人信服。最近在本传记初稿完成约四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看看本书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我不禁要惊讶于它们彻底的逻辑，对支配人性的霍布斯式“现实”的悲观承认，它们把每一条古代证据都放在语境中根据常识进行分析，在形成判断时，只有将古代或现代的偏见作为历史因素时，才会对其有所让步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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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传记中，被归到亚历山大身上的政治、家庭和个人的动机，就是全然基于恩斯特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非常谨慎地得出的诸多结论。恩斯特对史料审视得极为透彻，对人们在追逐权力时所能做出的事情有着冷峻的认识——这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获得的；今天我感觉无论怎样都很难反驳那些结论，这正是对以上两点的证明。（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当他听说暴徒在水晶之夜捣毁犹太会堂，叫嚣着要进行屠杀时，他还是个孩子；一直到 1938 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时他才和父母一块从维也纳逃到新西兰。）从一开始，对我著作的批评（据我所知，最近的是在沃辛顿的著作［Ian Worthington, Alexander the Great, Man and God, 2004］的第 329 页中），总是说我过于轻信古代可疑史料中的各种故事，一般认为这些故事乃恶俗、野蛮、血腥和拙劣的小说家言，并非真实历史。过去几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东和中东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使这些故事看起来相对温和了许多。古代的andrapodismós（变卖为奴）和现代的种族清洗几乎毫无区别；跟已灭亡或尚存的阿拉伯各王朝相比，马其顿的宫廷阴谋并没有更加残忍、贪婪或下流，更不用说跟第三帝国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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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有益成果，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本传记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是一个在军事方面才华横溢的着魔之人，痴迷于征服事业；随着一个个无与伦比的胜利接踵而来，他迷信般的自恋很容易就滑入妄自尊大和升格为神的幻想之中；为了获得至尊地位，他在内部与马其顿的权势贵族不断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的亚洲远征，其残酷不亚于希特勒；他洗劫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财宝，然后用这些财宝来大规模地讨好疲乏的军队，由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他对反对他的阴谋的猜疑日渐增长，验证了那句古老的箴言，即猜疑之人总有可猜疑之事；到了他短暂一生的末年，他的目标与他所领导者的目标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以致他一死他所制定的每一个计划，无论军事的还是其他的，统统被取消掉，可以说就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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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想把这种冷峻的形象修饰一番。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所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的作品醒目地题作《亚历山大大帝——对一种新的过去的探寻》（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2004］）。此书明显理智而稳健，在书中卡特利奇反对所谓的巴迪安式的“冷嘲热讽”，而支持塔恩（W.W. Tarn）的“相信人类团结的空想家”的说法；他强调事实很明显，亚历山大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在一种永久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把希腊人与东方人的合作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人”（第 338—339 页）。但是，事实上这种举动是迫在眉睫的，正如其动机是非常实际的：征服者需要军队，而对马其顿人的持续疏远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往其他地方去征募新兵。有些姿态，譬如苏萨的集体婚礼（不幸的是，这让我想起了文鲜明［Sun Myung Moon］牧师为统一教而举行的类似的公共婚礼），就意在为未来的远征军提供有意愿的军人，目的在于把亚历山大所期望的波斯—马其顿混合体，打造成一个一直处在运动之中的军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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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恩斯特革命最杰出的继承者布赖恩·博斯沃思（Brian Bosworth），就其整体而言亦是当前最好的亚历山大历史学家，他则强调亚历山大对屠杀的纯粹喜好；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Alexander and the East: The Tragedy of Triumph ［1996］）中，他把相关记载与中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杀做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杀戮和指导杀戮，大概杀戮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第 v 页）。这一次我要站在分歧的另一边。这种激进的简化论其实跟塔恩的理想主义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只需稍微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亚历山大的情况要比科尔特斯（Cortés）复杂得多。在遥远的东方，他梦想着到达大洋和世界的尽头，然而却受挫于雨季的暴雨、热带的潮湿、地理方面的致命错误、强悍的印度战士、前线的大象以及最后不堪重负的军队的抗命，于是，亚历山大心中生发一种充满愤恨和受挫的狂暴，不仅指向敌人，还指向他自己的过分膨胀的远征军（因此故意利用格德罗西亚沙漠中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来清洗商贩和其他随从人员）。自那以后，猜疑支配了他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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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一向残酷无情，特别是对那些曾挫败他意志的人（他对加沙当地指挥官的处置就是明证：就像阿基琉斯对待赫克托尔那样，他把此人拖在战车的后面，但与赫克托尔不同，此人当时还活着），但其波及的范围从来没有这么广，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失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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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传记的主要事实方面，我可以说（当然，我可能遗漏了一些，但我不这么认为）最近的学术发展并没有表明，它们跟当前的研究相比已经完全过时了，或者急需重写一遍——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我去努力出一个新版。另一方面，这些内容总的来说并没有为新颖的研究模式所触动，无论性别研究还是叙述学，抑或后殖民主义，这些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与如何看待旧事实而非与发现新事实相关。再者，由于它们多数还处于发展阶段，当需要对证据进行评判时，它们仍然不够可靠（或者说至少容易为短期的变革所影响）。不管任何时候，要做出长久的历史判断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我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自其在英国初版近四十年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这方面还不至于太糟；我不想把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只是一时之风尚的东西，运用于对本书主角的人生的评价，由此削弱它如今已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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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今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它们可以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更好更容易地理解亚历山大及其世界，这篇序言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此类读者去了解对补充本书内容特别有价值的书目。例如，在往日唯一可用的（但是对英美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获得）亚历山大世界的人物志指南是两卷本的贝尔佛的《基于人物志的亚历山大王国》（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Munich, 1926］），但现在我们有了沃尔德马·赫克尔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各色人等——亚历山大帝国人物志》（Waldemar Heckel, Who’s Who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rosopography of Alexander’s Empire［Malden, 2006］），这本人物汇编兼具完全的学术性与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可以查阅数百个吸引人人物的资料，甚至比最啰唆的传记作家都更详细得多。最近新出的三部指南为了解过去数十年关于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参考文献，提供了便利的一般性入门指引：罗伊斯曼（J. Roisman）主编的《博睿亚历山大大帝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lexander the Great［Leiden, 2003］）；罗伊斯曼和沃辛顿（I. Worthington）主编的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古代马其顿指南》（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Blackwell, Oxford, 2010］）；和福克斯（R. Lane Fox）主编的以考古学为主的《博睿古代马其顿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Leid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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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远征实际过程，阿里安的叙述是我们的主要史料；现在远征的经过可以比之前更有深度地探讨下去，这得益于两部杰出的作品：卓越的牛津古代史学者布伦特（P. A. Brunt）修订的两卷本的洛布版阿里安（Loeb Arrian ［1976, 1983］），和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编的《路标版阿里安——亚历山大征远征记》（The Landmark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New York, 2010］）。前者提供了可靠的希腊文本，并带有经过修订的对照译文；后者则是全新的译文，并带有路标版惯有的精良的地图和照片；二者都提供了关于重要话题的极好的附录，从“拜访西瓦”到“亚历山大之死：毒杀的谣言”，全部基于顶级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也大大发展了我最初关于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和建设的观点：详情可参见我的文章《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s Alexandria”），最方便获得的是在《从伊卡里亚到星星》（From Ikaria to the Stars［Austin, 2004］）的第 172—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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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时段和地区会研究得比其他的更好一些。现在关于古代波斯和阿契美尼德帝国，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半个世纪之前多得多。即使这些知识很少可以直接运用于这场因马其顿入侵而引起的最后冲突，进一步认识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享有的广大权力和声望，也会大大提升我们对亚历山大在推倒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尊敬。有两部概括了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著作有着特别的重要性。皮埃尔·布里昂（Pierre Briant）的《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波斯帝国史》（From Cyrus to 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Winona Lake, Indiana, 2002］），由彼得·T·丹尼尔斯（Peter T. Daniels）翻译，既更新了布里昂原始的法文版，又订正其中的许多错误。阿梅莉·库特（Amélie Kuhrt）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时期史料集》（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提供了所有现代史学阐释所依赖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库特本人还写过对该时期的阐述：参见她所写的《古代近东：约公元前 3000—330 年》（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London and New York, 1995］）的第二卷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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