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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大得益于学者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的上乘研究的古代地区是巴克特里亚——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对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犹如阿富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先后落入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之手：《进入白骨之地》（Into the Land of Bones［Berkeley, 2005］；第 2 版于 2012 年出版），此书将古代历史和现代结合起来，透彻地说明了无比崎岖的地形、好战的部落和暧昧的忠诚，这些因素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前景，对亚历山大如此，对一心想要入侵此地的当代后继者亦是如此。五角大楼里的每一位乐观的指挥官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然后严肃地自问是否觉得自己比亚历山大更聪明，在后者远征亚洲期间从未有一个地方像巴克特里亚这样差点儿让他栽了跟头。《进入白骨之地》——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巴克特里亚》（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New York, E. J. Brill, 1988］）——对任何叙述亚历山大的巴克特里亚征战及其后果的著作、特别是本书来说，都是一部基本的指南。以更为轻快但同样深入的风格写就的，是霍尔特精巧的侦探性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与大象钱币之谜》（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Berkeley, 2003］）。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总是基于他的钱币学背景，在此他巧妙地揭示出，亚历山大之所以能用宣传手段引导他疲乏的军队，关键在于他自称的不可战胜的领导力。正如霍尔特所说，“他在钱币上夸耀的领导力确实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替代的”（第 164 页）——亚历山大死后的那些年就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然，那是另一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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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多年来读者们反复询问的话题，我不得不坦承有些失败。这个问题便是我在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中所处理的著名难题。人们会想起关于那场战役有两种不可调和的叙述。在阿里安所给的且得到普鲁塔克支持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在他抵达的当天下午强行渡河，并赢得了随后的战斗。而在狄奥多罗斯所用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等了一夜，未遇抵抗地渡过了河流，然后打了一场仗，在大部分细节上都和阿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载的一样。我的解决方案是假定当天下午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于是撤退，在河流下游未遇抵抗地渡河（可能是在晚上），次日赢得了像其他版本所记载的那样的战斗。我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这是非常巧妙的，但正如恩斯特马上指出而我当即紧张地记下的，“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尽管阿里安的版本在我所假定的情况中是可以理解的，但狄奥多罗斯的却完全讲不通，更糟的是我违背了在处理史学证据时所应遵循的准则，试图在重重困难中调和两种根本对立的文本。我也无法解释矛盾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必须说一下，恩斯特在其支持阿里安版本的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文章《格拉尼科斯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注释 15，见于他的《文集》第 224—243 页）中也忽视了这一问题，因而违背了他自己的史学准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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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不像 1991 年那样确信我的假说“绝对错了”，但是根据史料来看，我的假说依然站不住脚，而矛盾依然无解。在古代史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证据不足要求我们承认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情况比我们愿意承认得更多，而此处便是这样的状况。由于缺乏新的史料或更加有力的论据——未来几年也不会出现——正如戴维斯（E.W. Davis）所说，围绕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仍将是个谜团，而对此我们根本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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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林 爱荷华城，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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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1991 年重印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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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收拾好初步的笔记和基本的文本——阿里安、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福斯、查斯丁等的，然后退居到当时不为人知的希腊岛屿阿斯堤帕莱亚岛上去创作《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现在已经二十二年过去了。我沉浸在亚历山大的学术史中，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现代希腊的（作为爱国象征的亚历山大——不止是在上校军政府的统治下——值得另写一部专著），直到我觉得快要淹死了。我需要脱身一下，清理一下我的脑袋，找回透视感，清楚地看一看亚历山大，跳出那让人分心的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大合唱。当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宣传（有些是自发产生的）贯穿国王的一生，而且他一死就被人神话化了——其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种神话化就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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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最初进行叙述时的境遇还是在本书中留下了印记，正如类似的限制对琼斯（A. H. M. Jones）的出色且独树一帜的斯巴达研究（1967 年）所造成的情况一样。特别是，我不得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仔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存的史料，依靠他们现存的状态来做判断（即便最早的狄奥多罗斯也是生活在他所写事情的约三个世纪之后了），而不是去进行复杂的史源探究训练，这种史源探究是专门推断并评价现存史料所利用的更早的作家作品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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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步的研究方法，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也就是说，做出判断经常是基于常识而非学术论证或共识；但那时候我不认为，现在回顾的时候也不认为这必然是件坏事。我所沉浸于其中的学术史——尤其是当时恩斯特·巴迪安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极简主义论点——不可避免地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就像后来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而且住在希腊的时候，我比多数人都更清楚马其顿研究正在发生怎样激动人心的转变。但是，很大程度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然只是一部基于文本的史学尝试，另外还受惠于对希腊的地貌、气候和只有长年定居才会产生的对风俗习惯的熟悉。1971 至 1973 年间我在本版出版前做了大量的修订，但其中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修订是在大学院系里进行的，那里可以充分接触到学术文献。做此修订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以补充初稿中经常忽略的学术背景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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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形成了一部有趣的混杂之作。由于一些与文学或史学都无关的原因（版权纠纷、出版商之间的分歧），本书只作为一本厚厚的平装书在英国问世，此后——因为此版很快就脱销了——像一个学术幽灵一样存在了几年，之所以没有被人不公正地遗忘，只是因为有少数学者发现了我的研究的价值，引用并向他们的学生推荐了本书。不幸的是，要找到本书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在过去的十六年里，重印的念头一再出现，但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才最终有了结果，只是有人觉得实际上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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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研究自 1974 年以来也在不断发展，在过去一两年里，我的想法逐渐倾向于在第二版中做一次相对彻底的修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准备编写的这一文本。任务十分繁重，很可能——我还有其他事务——要花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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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域已经完成大量研究，我需要加以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其顿史，由于博尔扎、考克威尔（Cawkwell）、埃林顿（Errington）、格里菲斯（Griffith）、哈蒙德（Hammond）和沃尔班克（Walbank）等学者的工作，以及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kos）在维吉纳大墓（Great Tumulus of Vergina，现在已确认是古代的埃盖，正如哈蒙德早就预测过的）中所取得的著名考古发现，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海伦·桑启西-威尔登堡（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苏珊·舍温-怀特（Susan Sherwin-White）和阿梅莉·库特等学者对波斯和其他东方档案的最新研究，阐明了亚历山大的东方联系和帝国管理制度。铭文得到重新解读，钱币得到研究，地形图得到修订；军事后勤这一大块问题也因我从前的学生唐·恩格斯（Don Engels）的研究而有了全新的基础。任何修订都需要参考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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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修订和更新文本的过程中，我想我还找到了一个重新发行 1974 年版——实际上该版从未在美国发行过——以满足（迟做总比不做好）学院和大学持续增长的需求的有力理由。确实，我目前的著作还缺少额外的一个方面，即最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所能够且应当提供的东西（包括关于阿里安的第一种批判性注疏，虽然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通常很小但令人不快的各种印刷错误以及文学或事实方面的笔误仍然存在（例如，第 53 页“学园”［Academy］误作“吕刻昂”［Lyceum］，第 405 页“源头”［headwaters］误作“总部”［headquarters］），足够挑剔的评论者作靶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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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重读全文——再加上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生组成的研讨班提出的那种不仅尖锐而且有时还很激烈的意见——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我重获信心。的确，有好多地方我都需要再考虑考虑（例如在菲罗塔斯事件中，阴谋是实有的还是被人捏造来反对他的？）。有些难题（例如哈尔帕罗斯的第一次出逃）依旧令人困惑。而更为突出的例子便是本书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附录，最新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绝对错了。但是，总的来说我找不到理由说我 1968 年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天赋或动机的分析是错误的，却可以找到大量的论据来支持我通过仔细研究古代史料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并非乐事，他们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国际法的支持者，相信法治原则；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热衷冒险的浪漫理想主义者，依旧热切地固守着塔恩的博爱幻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事这项寂寞的任务时所在的希腊岛屿，恰好是上校军政府用来放逐保皇派军官和那些拥有独立想法的思想家的地方。当“不做我兄弟，便做刀下鬼”这句革命笑话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出现时，我正看着亚历山大把它运用到忒拜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提尔或奢羯罗的防御者身上。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的事件促进了我的判断的形成，正如塞姆对奥古斯都的论断——20 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驻罗马古典研究院中构思出来的——不可能不受墨索里尼派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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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中有一种贬低这种偶然的个人经历的倾向，认为这种经历会影响我们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历史书写。我不同意。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奥斯都非常清楚，要书写历史就得参与到历史当中去，无论其角色多么边缘。吉本（Gibbon）明白，担任汉普郡近卫步兵第一团上尉对他成为罗马帝国史专家不无裨益。正好，上校军政府把亚历山大宣传成伟大的希腊英雄——特别是对军队新兵：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人把亚历山大看作半马其顿半伊庇鲁斯血统的野蛮征服者，他们定会和我一样觉得这种变换太过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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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希腊化时代，特别是亚历山大继承者们（Diadochoi）——这些瓜分了战利品的坚忍不屈的元帅们——的帝王习性，这大大加强了我的信念，即亚历山大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且雄心勃勃）的战场统帅，而且与所有的管理才能和理想主义追求全然无涉，那些都是后人，特别是那些单纯觉得这位征服者对于他们的自由主义情感来说有点难以接受的人偷偷赋予他的。我非常肯定，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不会根本改变这一论断。毕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无论我们在细节方面如何计较，关于亚历山大一生的历史事实确实没什么争议。说到底，关键在于我们对它们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我很高兴看到当前的版本连同它所有的不足，竟能够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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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9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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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序言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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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缘起或许需要做一番解释。我对亚历山大一直很感兴趣，六年前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邀请我给他写一部简短的传记。我为承担这项任务而做的研究，使我对这一主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广泛，大大超出了我和出版商的预料。我的初稿最终写得太长了；于是我做了删减，去掉了文献资料，由此形成了第二个版本。之后又做了大规模的削减和编辑，最终在 1970 年出版，题为《亚历山大大帝》。至于当前的版本，我返回去以原始的第一稿为底本进行修订，最后的文本其篇幅是先前版本的三至四倍。最初的构想的内核仍然保留在基本的章节安排当中，但正文得到了彻底的修订和扩充，得要一位哲学家来判定这两本书到底是不是同一作品。实际上，我也不是简单地重新拿出初稿并把初稿的文献资料恢复。我在无数的地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有时是因为公开和私下的中肯的批评，有时是因为读到了 1968—1969 年以来的新书和新文章），最后通过整合此类修订而成当前呈现出来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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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受益于亚历山大研究领域的同行：这次我很高兴可以在注释和引证中以个人名义就我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益处逐一表示感谢，这些益处是我从同行的学术出版物中获取的。然而出于敬意，我禁不住要再次提及恩斯特·巴迪安教授的名字，他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公认的耆宿和在世的最杰出的古代史学者之一，无论我何时向他请教，他都不吝时间，慷慨地拿出他无可匹敌的知识。每当我发现我与他的观点存在分歧，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鲁莽之感。因而在此我不是出于纯粹的客套才强调，无论他还是这里所提及的任何学者，都毋须为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以及书中众多且不可避免的缺陷负责。献辞只是对诸多恩德和启迪的不成其为回报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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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终稿的研究和写作是 1971—1972 年间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古典学系客座教授期间进行的，那里的条件近乎完美，任何学者都会觉得那是个天堂。我衷心感谢古典学系的同仁，他们以各种方式做了许许多多，使我住得非常开心。1971 年秋，我开了一次亚历山大研究的研究生研讨班，可以肯定地说我从中学到的至少和我的学生学到的一样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提出众多极有见识的意见，其中有些在经过同意之后融入了我的文本。战役藏品室的管理员安妮·范德胡夫（Anne Vanderhoof）夫人给了我无尽的帮助——远远超出了职责的要求——不仅是在这项特定的项目上，而且在我研究工作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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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表达一下我对尤金·N·博尔扎教授的感谢，他不仅以超乎应有的友善态度评论了我最初的简本，而且邀请我到美国古代史年会上演讲，间接使我的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在出版前至少去掉了部分不足和错误。在此，我又一次深深地感激巴迪安教授，他对这篇文章的敏锐的批评（最初是在演讲时提的，后来通过讨论和通信做了补充），证明他是一位完美的批评家：既有同情心，又有想象力，但完全不能容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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