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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入巴比伦并在灾难降临之前很快再次离开，国王觉得他已经否证了迦勒底祭司的预言。但是，随着船队深入那片恶臭无比、杂草丛生且疟疾肆虐的沼泽地，一个突发事件引起了他与占卜师们的极大不安。当他坐在船头时，一阵大风吹落了他所戴的太阳帽，包括帽子带着的御用的蓝白绶带。绶带飞走了，挂在一座古代王陵边上的芦苇上：据说所有的亚述国王死后都葬在这片沼泽里。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不祥的凶兆。但是，游过去把太阳帽拾回来的水手怕把它弄湿，不经意地把它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糟了。亚历山大赐给 1 塔兰特作为对他好意的奖赏，接着因为他的大不敬而将他一顿好打。某些版本还说，他听从预言竟把那个可怜的人斩首，因为“该预言警告他不要让戴过王冠的头颅安然无恙”。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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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回到巴比伦时，佩乌凯斯塔斯正在那儿等着他，他从波斯带了 20000 人的伊朗军队过来。菲罗克塞诺斯也到了，统率着一支卡里亚部队。米南德也到了，他是从吕底亚过来的。入侵阿拉伯的军队开始成形。亚历山大现在进一步推行他的融合政策。他重新整编了方阵步兵兵团，以四个马其顿人——作为班长和队长——带十二个波斯人。马其顿人仍旧装备萨里萨长枪，而波斯人则配备弓箭或标枪。或许幸运的是，这支非比寻常的混合军队从未被用于实战：要使它具有哪怕最微弱的战斗力，那也必定需要最严格的训练和纪律（更不要说交流时的语言问题了）。另一方面，这样的军队无疑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现抗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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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亚历山大组织士兵们重新整编为新部队，中间他离开阅兵场主席台一会儿，在侍从的陪同下去喝几杯。当他不在时，有个潜逃在外的巴比伦囚犯爬上主席台，戴上国王的御用披风和王冠，并坐到王位上去。当别人对他严刑拷打，审问他动机何在时，他只说是神教他这么做。亚历山大怀疑这是民族主义者的某种阴谋；这事也非常蹊跷，非常像巴比伦的阿基图（新年）庆典上的假国王仪式⑪ ，而当时正是巴比伦新年，所以他也许是对的。81不管怎样，古代史家都一致记述了亚历山大死前的许多不祥朕兆。这些现象虽然一般不大受重视，但是它们理应得到更多的仔细考虑。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事后的宣传，是在事情发生后编造出来的。但是，在这里这些事情同样可能是在事前就已经被编造出来的，是那些最希望亚历山大死的人编造出来的。这些事情无疑暗示说国王的死是由于神意或自然原因，而不是因为人力。最好的预言家（不妨改编一下欧里庇得斯的话）是那种能预先知道所要发生之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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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更多的代表团到达巴比伦，这回是来自希腊的，他们的代表在亚历山大面前表现得“好像他们来此是为了敬拜神明”（Arrian 7.23.2）：从国王的角度看当然是这样，而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就像在尤维纳利斯（Juvenal）⑫ 的时代一样——也赶忙配合国王的异想天开。“你命他上天，他就上天。”⑬ 阿里安又以一种讽刺的后视之明说道：“他的目的还远不止如此。”与这些使团一同前来的还有卡山德，他为乃父之事向亚历山大陈情，同时很可能（如果亚历山大的头脑毫无理智，或者表现出精神不稳定的危险迹象）还会与佩狄卡斯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串通，准备将国王除掉（参看上文第 460 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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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帕特之子在巴比伦最初的表现不能再糟糕了，因为当他看见波斯人对国王行匍匐礼时竟神经质般地大笑。亚历山大见此勃然大怒，双手抓着卡山德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墙上砸。稍后，当卡山德试图反驳对他父亲的各种指控时，国王说他是在做哲学式的胡搅蛮缠，还威胁说如果那些指控被证实了的话，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这么做，大概就等于给自己签了份处决令。亚历山大那位年轻的陈情人几乎吓傻了。多年以后，当卡山德自己也成为马其顿国王时，哪怕只是看见亚历山大的肖像，他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和战栗，而且到巴比伦觐见所引起的憎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那一天。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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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的训练正全面展开，三层桨战船和五层桨战船在河流中来回比赛，优胜的水手将获得金冠。但是，亚历山大尽管想要发动新的征战，却一直非常倦怠，而且他酗酒无度，使得希腊医生非常担忧。有一次，他坦承他“完全不知道今后的人生应该干些什么”（Plut. Moral. 207D 8）。对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本人也是帝国创建者）曾有过评论，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共鸣。他说他感到非常震惊，“亚历山大竟然没有觉得，让他赢得的帝国井井有条，要比赢得这个帝国本身更艰巨。”但是对亚历山大来说，征服和areté就是一切。枯燥但必不可少的日常行政管理对他毫无吸引力。他在东方所留下的混乱，甚至内战的威胁都也不能让他从阿拉伯的诱惑上分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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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回梦想却无法实现。5 月 29 日晚上，85亚历山大为海军司令涅阿尔科斯举行宴会，喝得酩酊大醉是少不了的。过后国王想要去睡觉——这有点反常，加上近来的倦怠，这些都暗示着（无论什么原因）他这一两周以来一直觉得身体有点不适。然而，他的塞利萨朋友美狄奥斯（Medius）86正在举行午夜聚会，劝说他也一块来参加。那些持下毒论（参见下文第 476 页）的史家认为美狄奥斯也是同谋之一。87在又一番狂饮之后——这是在纪念赫拉克勒斯之死——国王接过一大杯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一饮而尽，接着立即“发出一声大声的尖叫，好似受到沉重的一击”。88于是他立即被抬回到自己住所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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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亚历山大发了高烧。尽管如此，他依然可以起床、沐浴和午休，接着又和美狄奥斯饮酒进餐。当晚，他高烧非常严重，以致为了退烧不得不睡在浴池里。次日早晨（5 月 31 日）他回到卧室，玩了一天的骰子。6 月 1 日晚上，他又睡到了浴池里，第二天早上他就在这里与涅阿尔科斯及其他高级将领商讨计划中的阿拉伯航程。这时他正发着持续不断且日益严重的高烧。6 月 3 日晚上，他已经明显病得很重了。尽管如此，他第二天早上还是起来做了日常的献祭，并给将领们做了简要的指示。6 月 5 日，他终于不得不承认病情的严重性，命令所有高级将领守在床边听候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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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6 月 6 日晚上，他几乎无法开口说话，于是他把戒指交给佩狄卡斯，让他担任高级元帅，这样日常行政工作可以继续有效运转下去。听到这事，军营里开始盛传他实际上已经死了。马其顿士兵聚集在宫殿周围，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进去见他就要破门而入。最后，他的卧室墙敲出了第二道门，老兵们排成一个看不到头的队伍，依次进来与他道别。有时他会痛苦地稍微抬起头来，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转一转眼睛以示招呼和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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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和 10 日相接的晚上，一群军官在附近的“萨拉匹斯”神庙（可能就是马尔杜克神庙）为他守夜。但是当他们问神灵把亚历山大弄到圣所里有没有用时，神谕回答说让他待在他所在的地方会更好。听到此事，国王的朋友们聚在他床边，询问他要把王位传给谁——毕竟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亚历山大用微弱的声音说：“传给最强者。”他最后且非常具有预言色彩的话是：“我预见到了自己的盛大的葬礼赛会。”公元前 323 年 6 月 10 日清晨，他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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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有一位侍友是安菲波利斯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Amphipolis），此人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在巴比伦和埃克巴塔那服役，他曾讲过一个极为详尽的故事。国王从印度回来后，阿波罗多洛斯就被随后发生的对高级将领的无情清算吓坏了，害怕自己也可能被清算掉。于是，他就个人的前程询问他的兄弟、著名的占卜师佩塔戈拉斯（Peithagoras），还说他尤为害怕的是亚历山大和赫淮斯提翁。佩塔戈拉斯回信告诉他不用担心，因为在他的人生之路上这两人很快就会被清除掉。常识告诉我们，无论这位占卜师根据献祭用的没有肝叶的肝脏说了什么（这是他解释自己的先见之明的方式），真相其实是他得到了某种内部消息，或许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也被人怂恿去编造一些相关的预言（参见上文第 472 页）。在阿波罗多洛斯得到佩塔戈拉斯的秘密消息后一两天，赫淮斯提翁就死了，他的死亡方式跟亚历山大的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大醉之后出现怪异的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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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家们都记载一种传统说法，即亚历山大事实上是被毒死的：亚里士多德准备了毒药，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把它带到巴比伦，国王的斟酒人、安提帕特的另一儿子伊奥拉奥斯（Iolaus）把它放进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中，然后让国王喝下去。89直到最近，这种传统说法一直被斥为荒谬的宣传。很明显，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同样明显的是，当克拉特洛斯、安提帕特和佩狄卡斯等几位元帅后来闹翻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诋毁对方：最近有人颇有说服力地提出，这种传统说法反映了佩狄卡斯抹黑安提帕特的企图。90但我们不能就此推论出谋杀一事并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可能是一场有众多同谋者参与、执行得非常漂亮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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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安正确地说道，下毒的控告“如果是真的，那一定会遭到否认或无视，如果是假的，那一定会被反复申说。”91但我们至少应承认此事有很强的可能性；尽管把责任全部归于安提帕特听起来有点像事后的宣传，但别的不说，单从谁受益的原则来看这事本身仍然是有可能的。毕竟安提帕特被解职而且被召到巴比伦。而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已经被处决，他自己也可能有生命危险。两人都被他们眼中的国王的东方化的奢华震惊到了，更不用说他自命为神的举动了。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制的、不可捉摸的暴君；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写道（Pol. 1295a）：“没有一个自由人愿意忍受这样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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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传记作家 R. D. 米尔恩斯（R. D. Milns）也指出，92亚历山大最后的症状，特别是疲乏和高烧，与马钱子碱慢性中毒很相符。马钱子碱很容易提取，而且可以保存在骡子蹄中或其他不那么奇异的容器中很长时间（某些古代史家说是前者）。亚里士多德的朋友特奥弗拉斯托斯描述过它的用法和剂量，93而且特别指出掩盖它的苦味的最好办法是把它掺在没有调过的葡萄酒中。有许多旁证（和一些直接的证言）暗示我们，无论亚历山大还是赫淮斯提翁都不是死于自然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真相可能是两人是被由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人集团干掉的（参与者当中重要的有克拉特洛斯、佩狄卡斯和安提帕特），这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做得干净利落”。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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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王不是被毒死的，那么很可能是死于急性胸膜炎，或者别的，比如更可能的疟疾（可能是在那次沼泽之行中感染的）。不管是哪一种，加上重度的酗酒和他在印度所受的重伤，最终使他那钢铁般的抵抗力降低到了他再也无望存活的程度。无论围绕他最后时日的真相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未被广泛注意到），即那时候为亚历山大的过世而哀悼的男人很少，女人则更少。在希腊和在亚洲一样，终其一生及其死后的几个世纪，他一直被当作暴虐的侵略者、外来的独裁者，只会用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头上。当他死在巴比伦的消息传到雅典时，演说家德玛德斯鲜明体现了公众的反应。“亚历山大死了？”他大声喊道，“不可能。要是那样整个大地就会散发出他尸体的臭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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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亚历山大一路劫掠、屠杀且征服了 25000 英里。他所获得的持久性价值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在近东地区的开创性活动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昙花一现的特质。他前脚刚走，身后的叛乱就此起彼伏；他一死，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其缔造的帝国立刻四分五裂，陷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而之后的 40 年更是见证了几位尚存的元帅之间野蛮而血腥的争斗。在这些“葬礼竞技会”的早期阶段（公元前 310 年），卡山德杀死了罗克姗娜及其 13 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国王的直系血脉就此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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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生前一直渴望神化，但很讽刺的是，他死后却被神话化了。他的遗体在尚完好时被托勒密顺利地劫持到亚历山大里亚，放在玻璃棺材里供人瞻仰，并成为当地防腐技术的明证；与此同时，他的传奇故事开始生根、繁荣。阿里斯托布罗斯（参见上文第 417 页）尚且可以就最近发生、人所共知的事情进行纯粹的虚构，并当着当事人的面公开朗诵，那么一旦人们不再担心亚历山大会把他们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扔进河里，也不再担心他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待他们，有什么是传奇作家们不敢写的呢？96亚历山大一死，他的性格、声望和征战生涯就立即被无数的宣传人员、自立为王的君主、历史学家和许许多多别有用心的利益相关者拿去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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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化时代他并不受欢迎（不过在艺术领域他的肖像——特别是吕西波斯所画的——却开启了一次广泛流行的肖像画风潮，同时各国统治者很喜欢把他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作为一种政治认同），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存跟他相关的主要史料都是在他死亡近三百年后写就的。等到又有人开始征服世界时，亦即奥古斯都的时代，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一起，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巨人、一个半神、一个超乎凡人的传奇人物，在中世纪时他被刻画成带双角的伊斯坎德尔（这种类型源自表现他头戴宙斯·阿蒙神的公羊角的钱币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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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进程助力最多的是所谓的“亚历山大传奇”。或许在公元 2 世纪，又或许更早些时候——某些细节内容表明，传奇出现的时间就在国王死后不久97——有位托名卡利斯特涅斯的佚名作家，就亚历山大的征战生涯写了一部耸人听闻、半神话半现实的作品，此书一出，其他更加严肃的版本尽废。它迅速火遍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甚至传到了东方。譬如在这部著作中，亚历山大据说是埃及法老涅克塔尼布变成巫师的模样与奥林匹娅斯交媾生下的。到了公元 5 世纪这个奇异的大杂烩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版本开始流传。阿拉伯和波斯诗人也利用这部著作，结果是德干高原的塞坎得拉巴等城市还保留着亚历山大的名字，尽管他从来没有去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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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实让人不舒服，即亚历山大传奇偶尔也包含着明显真实但在别处看不到的材料，而反过来，所谓更可靠的来源却经常充斥着偏见、宣传话语、修辞诡辩或显而易见的歪曲和隐瞒证据。阿里安主要依据的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的著作，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他们也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两个人都有很强的动机保存各有偏袒的版本。目前还没有人对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所依据的折衷版本做过令人满意的分析。98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尽管有许多烦人的修辞学式的夸张，但也包含了别处不可见的珍贵史料，不可一概将其斥为克雷塔科斯（Cleitarchus）或“漫步学派”所恶意捏造的东西，就像塔恩想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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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关于亚历山大从来就没有“好”或“坏”的史料传统，只有受到不同程度掺杂的testimonia（证引），永远都需要我们利用可能性这种外部标准进行甄别。无论是现存的完整记载还是其中所引用的早期的支离破碎的证据，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对于前者尤甚。在校勘学中，豪斯曼（A. E. Housman）曾批评这样的倾向，即“当前盛行的方式，依靠单一抄本的方式，寄希望于此，指望老天这个抄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而这种批评原则上也适用于亚历山大研究，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直到最近都是以那样的方式来对待阿里安的著作的。博尔扎曾敏锐地注意到，100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形成了刻板的印象，进而“以证据是否与他们的人物描述相一致为依据来选择接受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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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循环论证也使得他们的判断严重受到当时风尚和偏见的左右，从结果上来看，亚历山大研究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解释者的情感与理智参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把他当作他们的私人真理、他们的梦想和抱负、恐惧和权力幻想的一种投射。每个国家、每个世代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每个传记作家，包括我自己，都不可避免会把个人、自身的背景和信念融入到这个多变的形象中，其中的自我形象几乎和从史料中抽离出的历史真相一样多。亚历山大性格的力量和魅力是无可否认的，它们对现代学者的影响就如当年对马其顿老兵的影响一样强烈。国王的个性如此之强，如此迥然不群，任何的宣传手段无法掩盖，不论正面抑或负面：诋毁者有之，颂扬者有之，追星式神化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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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仔细分析，有时确实可以从宣传和传奇中找出一些真相。⑭ 但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因为每位学者不可避免会根据自身社会、伦理或政治的无意识的预设来选择和设立标准。就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每个人所受的道德规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大多数人——特别是历史学家——所意识到的更大得多。而时代的风尚起到的作用也很大。对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来说，亚历山大就是当时盛行的世界征服者的原型；他们把他唤作“大帝”，这没有丝毫自卑之意，因为他们元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延续性上。在稍后写作的尤维纳利斯的年代里，帝国夸耀已经成为了某种老生常谈的东西，他把亚历山大视作人类虚荣心最突出的例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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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欣赏尤维纳利斯对财富和野心的辛辣讽刺的人们对该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个征服了一切的亚历山大在哪里？”利德盖特⑮ 这样问道；许多诗人也效仿这种修辞学式的质问。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亚历山大又反转成了一种奥古斯都式的形象。正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流行所表明的那样，伟大统帅的形象又一次占了上风。当时所盛行的风气可以用马洛⑯ 的令人神往的诗句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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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国王并胜利地走进波斯波利斯，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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