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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石丛生的海滩上，到处都躺着懒洋洋的海象，很容易根据体长将其分辨出来。它们长约10英尺，双蹼紧挨着鱼雷似的脑袋，用于保持身体平衡的宽大尾巴慵懒地拍打着沙滩。海象上岸后很少到处走动，就躺在海边打哈欠或伸懒腰。生活在海峡附近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北极狐和挤满海滩的企鹅。体型巨大的黑白色秃鹫在天空盘旋，翼展可达10英尺。它们沿着山脊飞翔，那里有上升的热气流。它们偶尔还会成双成对地筑巢，在鹰巢附近逛荡、休息时根本不像秃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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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年的积雪期会持续8个月，但海峡两侧的植被由于受到瀑布灌溉，长得郁郁葱葱。距离海岸线几英尺远的地方隐藏着数十种蕨类植物，还有被风吹倒、发育不良的树木，光滑的苔藓，以及像海绵一样的冻土层。岸上还有很多一簇簇又小又硬的浆果，果实外苦内甜，非常美味可口，其外表包裹着一层微小的气垫，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大雪冻伤（吃这种浆果的时候，船员们要非常小心，虽然它们没有毒，但却有着强烈的通便效果）。两岸的泥浆中甚至还会长一种白色的小兰花。阳光几乎无法穿透厚厚的树叶，茂盛的树林因而显得格外安静阴凉。1834年，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乘坐英国皇家海军“比格尔号”造访这条海峡时，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树林实在太茂密了，我们要经常使用指南针才不会迷路。在峡谷深处，死寂般的荒凉无法用语言描述。峡谷外面狂风大作，里面却听不到一丝风声，甚至在最高的那棵树上，叶子也纹丝不动。树林里到处都阴冷潮湿，就连霉菌、地衣或蕨类植物也不容易生长。”达尔文最终走出了这座如同被施了魔法的森林，他登顶远眺，看到了一幅麦哲伦的船员倍感熟悉的风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脉，间或夹杂着皑皑白雪和黄绿色的山谷，内海从多个方向贯穿陆地，山顶上的大风冰冷刺骨，到处都是一副薄雾蒙蒙的景象，所以我们不敢在山顶逗留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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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茂盛的植被使空气弥漫着令人陶醉的香气和活力；清风拂来，人们还可以闻到潮湿苔藓的气味和野花香，中间夹杂着冰川的寒冷气息和些许海腥味。与该地区的其他事物一样，这里的空气也充满了神秘和希望的气息。这条海峡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天然寺院，船员们到这里寻求庇护，静思大自然那些足以令人敬畏的矛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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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舰“圣安东尼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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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离开圣胡利安之后，麦哲伦就再也没见过印第安人，但他的船员一直在留意路上是否存在印第安部落，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为了与他们交换食物。麦哲伦派10名船员乘坐一艘小划艇上岸寻找人类活动的迹象，但他们只找到一处树立着200座坟墓的原始建筑物。很明显，天气温暖的时候，有一个火地岛印第安（Fuegian Indian）部落曾在这里埋葬去世的部族成员，然后销声匿迹，躲进弥漫芳香气味的树林里。当今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印第安人数千年前便从亚洲迁徙至南美洲。在争夺土地的战争中落败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离开家园，直至来到南美大陆的最南端，在这片其他部落不想要的土地上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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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的侦察队没有见到印第安人。这个结果令人失望，但也许也不失为一件好事。30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偶遇一艘载着印第安人的独木舟，那些土著的生活在这几百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太大改变。达尔文感觉自己正透过极漫长的时间窥视人类社会的起源，认为这些印第安人是他“见过的最可怜、最悲惨的生物……坐在独木舟里的印第安人全身赤裸，甚至连船上一名发育完全的女人也是如此。那天正下着倾盆大雨，雨水和浪花顺着她的身体流下来。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港口，有一名正处于哺乳期的印第安女人。有一天，她来到我们船边，一直站在那里。天上下起雨夹雪，雪融化在她裸露的乳房上。她怀中的小孩也赤身裸体，雨雪同样落在孩子的皮肤上。这些可怜虫发育不良，他们丑陋的脸上涂着白色颜料，皮肤肮脏油腻，头发杂乱，嗓音刺耳，动作粗鲁，毫无高贵可言。看到这些人，人们很难把他们当作同类”。达尔文对火地岛印第安人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他们一直无法摆脱饥饿问题，所以他们同类相食，甚至吃自己的父母。”他认为，这些印第安人是“这片穷山恶水的不幸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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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舰队沿着峡湾航行时，夜间时长只有3个小时，长达21个小时的白天正好用来弥补在圣胡利安港失去的时间。至少在麦哲伦看来，成功通过这条海峡的可能性似乎大幅增加。但是，当他召集所有高级船员讨论舰队接下来的航行路线时，才发现自己的坚定信念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拥护。会议上，麦哲伦了解到舰队的粮食可以维持三个月，对此他很高兴。根据他的计算，这些粮食足以支撑他们穿越海峡并抵达摩鹿加群岛。受此鼓舞的船长和领航员们纷纷赞同继续前进，但有一个人当场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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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任命为“圣安东尼奥号”领航员的埃斯特万·戈麦斯强烈反对继续前行。他认为，鉴于舰队已经找到了海峡，大家应该马上返回西班牙，重新组织一支装备更好的舰队前来探险。他提醒麦哲伦，如果继续往前走，他们还得穿越太平洋，而当时没人知道这片海洋到底有多大。戈麦斯觉得太平洋是一个巨大的海湾，他们可能会在那里遭遇可怕的暴风雨。麦哲伦坚称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航行，即使以桅杆的皮套为食也在所不惜。麦哲伦充满了激情和决心，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买他的账。戈麦斯的航海技术得到了船员的普遍认可，他也因此受到许多人的拥戴。这种局面激怒了麦哲伦。他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做集体决策，而是想以讨论会的形式把所有人集结在自己身后，让他们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他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将战胜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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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反调的戈麦斯再度为叛乱奠定了基调。与前面几次不同的是，这次叛乱不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冲突，而是以一场暗中进行的争论开始的。这场争论发生在世界的尽头，发生在两位受人尊重的对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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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斯是葡萄牙人，所以这次的争端不是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较量。早在1517年，戈麦斯就与麦哲伦一起脱离了葡萄牙。他似乎是麦哲伦核心圈子的忠实拥护者之一，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而且善于利用他与麦哲伦的私人关系实现个人目的。在离开葡萄牙到达塞维利亚几个月后，他就获得了国王颁发的领航员委任状，随后便开始游说王室组建属于他的摩鹿加舰队。就在戈麦斯快要得偿所愿的时候，麦哲伦横空出世。显而易见，后者的经验远比前者丰富，人脉关系也更广，再加上他娶了彼脱利兹·巴尔波查，优势就更加明显。有了麦哲伦，查理一世国王立刻把戈麦斯抛诸脑后。1519年4月19日，戈麦斯接受国王任命，担任麦哲伦的领航长。这一任命只是刺激了他的胃口，让他越发渴望获得更高的权力同时更加怨恨麦哲伦。两人之间的不和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连一向小心谨慎的皮加费塔也提到过这段令人不快的经历：“戈麦斯……非常恨舰队总指挥，因为在舰队成立之前，查理一世国王曾下令给戈麦斯几艘小吨位快帆船去探索新大陆。但是因为舰队总指挥的到来，国王陛下最终没有把船队交给戈麦斯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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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麦哲伦已经感觉到戈麦斯想取代自己，在平定圣胡利安港叛乱后，他拒绝任命戈麦斯为“圣安东尼奥号”船长，而是任命他做航海经验不足、但与麦哲伦关系融洽的阿尔瓦罗·德·梅斯基塔的领航员，这让戈麦斯再次遭受打击。这个职位是一种耻辱，它甚至比舰队领航长的职位还低。戈麦斯更加经验丰富、更有资格担任船长，却不受重视，为此他内心翻腾着怒火，并将愤怒传递给“圣安东尼奥号”上同情他的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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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麦哲伦派“圣安东尼奥号”执行侦察任务时，作为领航员的戈麦斯就更加担忧航行的风险。由于梅斯基塔缺乏航海经验，戈麦斯便承担起探索未知海域的责任，因此他比包括麦哲伦在内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这条海峡，同时也为自己看到的东西无比担忧。在加耶戈看来，戈麦斯和他手下的船员“对此次漫长而前途不甚明朗的航行厌恶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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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斯与麦哲伦之间的争端代表着舰队船员对待此次探险活动的两种敌对观点。麦哲伦对查理一世国王的忠诚度甚至要高于对自己祖国的国王，因此他将这次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进行的新大陆探险航行视为上天的旨意。如果麦哲伦成功发现了新世界，那他就实现了上帝的召唤。这既是地理探索之旅，也是领悟上帝启示和预言之旅，更是上帝与他所钟爱的国家西班牙之间的一次高风险合作之旅。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哲伦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执行上帝的命令。但对戈麦斯这个桀骜不驯的理性主义者来说，麦哲伦诉诸信仰的劝勉之语在他听起来就像一个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麦哲伦要以国王和国家的名义把他们所有人卷入死亡的深渊。按照戈麦斯的分析，返回西班牙才是唯一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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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斯没有让事情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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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哲伦的指挥下，“特立尼达号”继续向西探索海峡。阿尔沃的航海日志显示，1520年10月28日，也就是发现海峡一周之后，舰队停泊在一座岛屿附近。这个小岛位于另一个海湾入口，它既不是伊丽莎白岛（Elizabeth Island），也不是道森岛（Dawson Island）。海峡在此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福洛沃水道（Froward Reach），另一个方向则是马格德琳河段（Magdalen Sound）。为了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麦哲伦派两艘船前去勘察。塞拉诺指挥的“康塞普西翁号”(4)向西驶入福洛沃水道并到达沙丁河（Sardine River）。鉴于皮加费塔的日记和阿尔沃的航海日志中很少提及航海细节，我们很难确定探险队所说的沙丁河具体是指哪一条河，有可能它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安德鲁斯湾（Andrews Bay）。与此同时，“圣安东尼奥号”进入马格德琳湾。麦哲伦命令这两艘船四天后回来向他汇报，但六天过去了，它们还是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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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了一条河流，称其为‘沙丁河’，因为水里有大量沙丁鱼。”皮加费塔如此写道。此时留守的舰队船员都很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等那两艘船，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天。”皮加费塔所说的两艘船正是“康塞普西翁号”和“圣安东尼奥号”。“那段时间，我们派出一艘装备精良的船去探索另一个海角。三天后，船员们回来报告说他们发现了海角和外海。”舰队看到了太平洋，这本来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但“圣安东尼奥号”一直没有在指定时间返回指定地点，大家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完全高兴不起来。麦哲伦不知道这艘船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它已经沉没了，正躺在其中一个峡湾的水底。又或者，它在探险活动将近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开小差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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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关键时刻，麦哲伦只能与安德烈斯·德·圣马丁商讨对策。圣马丁这时正好在“特立尼达号”上，他测算了恒星和行星的方位后得出一个结论：“圣安东尼奥号”确实已经驶向西班牙了，更严重的是，麦哲伦的忠实追随者、船长梅斯基塔已经被俘。事实证明，圣马丁的预言相当准确，皮加费塔后来在日记中言简意赅地提到：“‘圣安东尼奥号’是不会等‘康塞普西翁号’的，因为它想逃回西班牙，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长久以来未能得逞的叛变终于成功了。更糟糕的是，这件事发生在麦哲伦最料想不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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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奥号”和它的船员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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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节的“圣安东尼奥号”上，局面比麦哲伦和圣马丁想象得更复杂。船长梅斯基塔曾尝试与舰队其他船只会合，但由于海峡的湾口星罗棋布，他根本找不到它们。戈麦斯当然提供不了太多帮助。在航行结束后的一次官方正式调查中，另一名叛乱分子赫洛尼莫·格拉坚称他已经准备好了相关文件，打算在舰队指定的会合地点交给麦哲伦。然而这些所谓可以证明他们尝试过返回舰队的文件从未被找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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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的话听起来是在为自己开脱，也许他也想给自己找借口。他曾为金融家克里斯托瓦尔·德·阿罗工作过，据说还与后者关系不错。舰队从西班牙出发时，他只是“圣安东尼奥号”上的一名文书，但薪水高达30 000马勒威迪，比普通海员高出20倍，可见他的角色并不止于文书。格拉的真正使命是为阿罗谋求利益，换句话说，他是一名间谍。假如麦哲伦同意返回西班牙，那么戈麦斯与格拉的联盟就意味着阿罗家族支持返航的决定，毕竟他们的船只终于可以安然无恙地返回西班牙了。但查理一世国王不这么想，他会把麦哲伦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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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圣安东尼奥号”真的想返回舰队，那它在何时做出了这种尝试？这个问题有待探讨。船上的官员们在后来的调查中作证说，他们返回的时间早于预期。如果此话属实，为什么麦哲伦没有发现失踪的“圣安东尼奥号”？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它在海峡数不清的湾口迷失了方向，要么叛乱分子占领了这艘船，然后在一个隐秘的海湾或峡湾中避难，最后才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溜出海峡，往西班牙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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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戈麦斯和格拉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圣安东尼奥号”船员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为了与其他船只取得联系，梅斯基塔曾发射过烟雾信号和炮弹，但是没有人看到或听到这些信号。梅斯基塔立场坚定，坚持继续寻找麦哲伦，可是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格拉、戈麦斯和其他有叛乱想法的船员认为这艘船已经不在麦哲伦的掌控之内，夺取船只控制权的时机到了。他们迅速制服梅斯基塔。这可是要搭上性命的勾当，叛乱一旦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叛乱分子们知道，他们要么叛变成功，要么就被分尸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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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一掷的戈麦斯挥舞着匕首，刺中梅斯基塔的大腿。梅斯基塔强忍剧痛，从戈麦斯手中夺过匕首，并向戈麦斯的手掌刺了一刀。刀锋刺进肉体的那一刻，戈麦斯不由得大声嚎叫起来。叫声引来了援兵，他们一拥而上，用脚镣锁住梅斯基塔，并将他关押在格拉的船舱中。在圣胡利安港，梅斯基塔曾主持过军事法庭，并亲自监督行刑，现在他要遭到报应了。当“圣安东尼奥号”启程返回西班牙时，叛乱分子便打算严刑拷打梅斯基塔，逼他在一份指证麦哲伦虐待西班牙官员的认罪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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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圣安东尼奥号”从舰队偷偷溜走，麦哲伦就头皮发麻。他担心那些潜在的叛乱分子终于找到了报复梅斯基塔的绝佳机会。即使没有圣马丁的提示，麦哲伦也能猜到戈麦斯会返回西班牙。一旦戈麦斯回到西班牙，他肯定会想方设法败坏麦哲伦的名声，片面描述圣胡利安港发生的悲惨事件。戈麦斯可能会歪曲事实，宣称他的叛变行为是反抗麦哲伦不忠的英勇举动。在这种情形下，下一次率领舰队远征摩鹿加群岛的舰队总指挥将变成埃斯特万·戈麦斯，而麦哲伦只能从西班牙一座昏暗的监狱中听说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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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奥号”是舰队中排水量最大的船只，舰队把部分粮食都储存在它的货舱里。“圣安东尼奥号”叛逃后，其他船员的粮食供应便捉襟见肘，生命也受到了威胁。叛乱分子还带走了另一个战利品，即他们几个月前俘虏的那名平易近人的巴塔哥尼亚巨人。究竟是追击叛乱分子，还是寄望于表亲夺回“圣安东尼奥号”的控制权？麦哲伦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他最终选择继续追寻失踪的“圣安东尼奥号”。“我们回头去寻找那两艘船，结果只找到了‘康塞普西翁号’，”皮加费塔写道，“我们问船员，另一艘船到哪儿去了？‘康塞普西翁号’船长兼领航员（他也是沉没的‘圣地亚哥号’的船长）回答说他不知道，因为自从‘圣安东尼奥号’驶入外海后，他就再也没看到过这艘船。”麦哲伦展开搜索行动，想夺回这艘失踪的船只，但这在如此一座海上迷宫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搜寻了整条海峡，”皮加费塔写道，“一直追到它逃跑的外海。舰队总指挥派‘维多利亚号’回到海峡入口，查明‘圣安东尼奥号’是否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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