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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审美——生命的对称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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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楚王曾遗失良弓一把，众大臣要为楚王四处寻找。楚王说，楚人失之，楚人拾之，何必再找？孔子听了，认为楚王的话不够通达，主张说，人失之，人拾之，何必再找？老子听了，仍不以为然，他说，失之，拾之，何必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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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它意在揭示某种绝对主义的悟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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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有限的违俗与高度的自我意识，基于对生、死的同一性的体察，基于对圆满与亏缺、本真与自为的清醒的见识，基于对生命相对性的痛苦理解，选择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舍弃和觉悟的过程：“为无为而名不能累矣，事无事而世不能役也”，反叛逐渐丧失了社会内涵而呈现出日益强烈的哲学意味和虚无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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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以阮籍的脆弱与敏感，以他冷漠淡泊的外表下内心的拘谨和郁结，成就一个作为现实人生补偿的审美世界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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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作有《东平赋》《亢父赋》《首阳赋》《清思赋》《猕猴赋》，文章绚丽，汪洋恣肆，与他现实生活中的窘迫与危机相颉颃。《咏怀诗》八十二首，是早期五言诗中的瑰宝，是魏晋诗坛的巨构。它们远没有建安诗甚至嵇康诗中的慷慨任气，没有“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汉末实录”般的社会写照，而闯入了诗歌艺术的本体世界，确立了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将可见的现实与赤裸裸的思想情绪蓄积于心灵，再以相对称的感性形式显示出来，以对抗短暂、卑琐、冗杂的世俗生涯。寒风玄云、旷野茫茫、堂上荆杞、清露凝霜、修竹射干等等，曲折地表达出他内心的躁狂及他所面对的世界的紊乱、颠倒、反常与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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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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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口不论人过”，试图确立“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恬于生而静于死”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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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洞察秋毫而装糊涂，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才体会出一种不计逻辑的悟性的潇洒。他说谎，他糊涂，如此这般，方可以安身立命，明哲保身，方可以多少有些圆滑地应付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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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心存在着紧张、焦虑、恐惧、激动，终究是一个活人的标志。阮籍面对着纷乱的现实变故，其实如怀汤火：“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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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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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游移敷衍的暧昧态度不足以服务于司马昭的需要，随着司马氏不断剪除政敌，“晋文帝”已呼之欲出了，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作为大将军的司马昭体面地成为晋文帝。以前的事总算搪塞过去了，权臣钟会几次谈话也没有套出什么足以向他问罪的口实。但是，对司马昭来说，既然有心留着阮籍，既然别人在大将军面前只能毕恭毕敬，唯独阮籍可以箕踞啸歌、酣饮自若，便有阮籍作为“名满天下”者的可贵的用处——以他的声望替司马昭有意无意地举着那块伪造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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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元四年（263年）十月，阮籍派上用场的时候来了，阮籍再也不可能玩儿似地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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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昭自己的授意下，魏帝封他为“晋公”，位国相，加九锡。这件事本来从景元三年以来就曾三次试探着提出过，司马昭左顾右盼，看看世人的脸色，每次都谦虚地“固辞”。现在条件越来越成熟，不过，当魏帝下诏书加封时，他还必须再一次礼节性地谦让。然后，由公卿大臣“劝进”，再受封，如此便显得上合天意，下称民心，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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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阮籍只担任散骑常侍，并非要员，然而，一篇堂皇的“劝进文”，却特别指定由阮籍执笔。由阮籍执笔的分量与必须由阮籍执笔的含义大家心里都明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诏书已下，司马昭也“谦让”一遭。只待众官员“劝进”。“劝进文”呢？原来，阮籍根本就没写，是忘记写或者是别有用心而不想写？此刻，阮籍正在朋友家饮酒，他大概又一次想用酒来蒙混过去。但这一次非同寻常，司空郑冲写了亲笔信，派专使快马加鞭赶来，即刻要文章。阮籍便由人扶持，带醉态而心里明白地当场起草，一字不改，很快就给了使者。文中自然要将司马昭比作伊尹、周公，这正是司马昭所需要听到的，又劝他老人家“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何必勤勤小让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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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篇“劝进文”阮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说他对曹室怀旧情而对司马氏怀敌意，仅从他立身的哲学看，都是违背真诚的“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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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劝进文”，证明了阮籍的软弱和苟且，而狷介者要把他的行动看成投机钻营的表现，尽管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劝进文”是神来之笔。可以想见由此带给阮籍内心的分裂、愧悔和不安，更何况他原本嗟生伤世、忧患缠绵，他的精神就此崩溃、颓丧，以致不堪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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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年底，也就是写“劝进文”后两个月的景元四年年底，阮籍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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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时，他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像他那样潇洒地狂饮烂醉，因为他的侄儿阮咸已经如此，还因为他的儿子大概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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