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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耿定向、耿定理为他安排的“天窝书院”讲学教授耿家子弟，有时与远道而来的罗汝芳、焦竑、周折塘等朝夕相从，讲习不倦。书院在五云山之巅，去城十多里，寂寞无侣的时候，李贽批阅经史典籍，与古人相会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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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用一种反世俗是非的方式看待历史上的忠奸贤愚，史书上赫然记载的圣人贤人，他往往觉得索然呆板，而遗臭万年遭正人君子唾弃者的精神巧思，反令人意动心羡。他理解人性的构成绝不仅仅是种种空虚的伦理标本，而包括“富贵利达”的趋求：“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原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扶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财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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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富贵利达”的要求是一种必然，那么，“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名，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就丝毫用不着假托仁义道德国家天下的虚饰装潢。否则，谦谦君子“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此乃有德之言，凿凿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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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李贽全盘肯定了种种“人欲”的合理性。他只是看到在道德的“不朽”旌旗下，在高尚的教养与严肃的修身中，成长得更多的是保守、简单、肤浅、僵化和愚蠢，更多的是拘谨、平庸、雷同、虚伪和欺诈，是王朝不堪收拾的离散和颓堕，是人心自古而然的阳奉阴违。至少，在当时衮衮诸公手中怯懦地摆弄着的孔孟之道已大大丧失了领导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性，而成为限制和窒息生命的牢笼，“其流弊以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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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大胆地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这种认识的哲学意义，足以让人觉得它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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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李贽尚且只是试图以自己的思考来达成自己生活方式上的自由时，他已经受到了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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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首先来自世俗化了的做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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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曾经总是能够以自己宽阔的胸襟与不偏执的渊博见识，并且用他特殊的智慧态度与方式，来调解他的兄长耿定向与李贽的冲突。现在，耿定向即使能够理解李贽的放任，却不可能完全容忍李贽以开悟者的姿态去培养他的子侄们的叛逆性，因为这样他们可能生长一种“败家子”式的人格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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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耿定理去世的同一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佥都御史。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隐晦的戏剧性情节是：耿定向在家信中向自己某一个兄弟透露了他的忧虑，他担心自己的子侄们过于效仿李贽而迷误了他们的前程。李贽偶然知道了这件事。也可能是耿定向直接向李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希望李贽能慎重对待。李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教诲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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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月，李贽前往麻城，住进维摩庵。三年后，他又搬到龙潭湖的芝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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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已与耿定向多次函件往还，辩论怎样才是真正“学好”“学孝学悌”“学为忠信”，怎样才是“取善”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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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认为耿定向“病在多欲”，左顾右盼，想做自家的事，又要时时用大帽子掩饰，结果就丧失了本真的心，也丧失了人生的自在。人有时不免白天说梦话，而耿定向却是梦中也要说大白天才可能说的话。虚假的“乡愿”，终不可得道，真实的“狂狷”，反而离道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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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认为，李贽以立异来标榜自己的人格，立异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立异，放浪形骸，不服管束，而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美名，于家于国无益（其实，李贽早已不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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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愿意为自己心许的自在人生，放弃耿定向对他的敬爱，放弃因为耿的敬爱而带来的“官吏师生俱来敬我”的“何等快活”的好日子，他甚至由此而更加伤感地认定：不仅天下无有知我者，而且世上并无朋友，朋友之间不能“犯颜相谏”，而君臣之间却能够以死相搏，因为那是利之所在，人都是不免为利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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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到麻城后，写《与耿司寇告别书》。他说家人思归，只好把他们打发回泉州，自己将行游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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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异端与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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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身入空门，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但他把称为“烦恼丝”的头发剃了，独存鬓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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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说：夏天头热，用手一搔白发，“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闻，就把头发给剃了。他又说他之所以出家并落发，是因为家族中闲杂人等时时望他回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逼迫他、勉强他，他剃发以示不归，决然不肯去料理宗族中的琐碎俗事。这些俗事无非是买田置地，建立宗祠，以他的身份干预词讼等。还有，就是当时已有人，特别是那些没有识见的人，视他为“异端”，他陡然去发，以成彼“异端”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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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幽僻，李贽与几位不算愚钝的僧友常常聚讲，或独立闭门读书，阅读的范围包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有时写点字，研磨伸楮，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也写文章，都是有感而发，不系统，也绝不平庸，发道学之隐情，揭人性之萎弱，令人胆张心动。他还点评过戏曲小说，见解往往足以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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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有洁癖，喜欢扫地，以致“数人缚帚不给”。喜欢洗衣，也喜欢洗面洗身，衣服鲜洁，一尘不染，脸色清癯，一派萧然。他不喜欢闻别人身上的怪气味，特别是他目中的俗人，他更是退避三舍，不交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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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龙潭湖芝佛院挂上孔子的画像，题词说：人们认为孔子是大圣，我也认为他是大圣，书上是这样讲的，老师是这样说的，万口一词不可破，千年一律却未必人人真知孔子，虽然人人长着眼睛，但未必有什么用处，“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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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60岁时，一场脾病使他几成老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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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久，远在泉州的妻子黄氏去世。她是执意要独自回老家泉州的，临终前，几次希望李贽回去。死讯传来，李贽悲痛不已。他写了六首诗称赞她的贤淑，并在给女婿庄纯夫的信里讲，听到妻子的噩耗后，没有一夜不梦见她，文字异常凄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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