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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厌烦一世人生中的无数拖累，不惜出家，他有两个男孩儿都不幸夭折，但他不置妾婢。妻子的死却让他深深地忏悔。多年后，他还劝告朋友，不要轻易削发为僧，尤其是有近亲的人更要三思而行。这是矛盾的思想家一次充满矛盾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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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在麻城第一次印行《焚书》，内容庞杂：书信、杂著、史论、诗歌，谈佛谈禅，谈道学谈孔孟，有的唇枪舌剑，有的仅仅是自娱娱人，其中最敏感的部分是他与耿定向的辩论与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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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正是在这一年告病还乡，他可能看到了李贽的书，也可能是别人的转达播弄，愤而作《求儆书》，号召自己的“同志”，鸣鼓而攻李贽。在《求儆书》的序言中，耿的弟子据说五岁便知“读书欲为圣贤耳”的蔡弘甫，以先锋的身份对李贽进行了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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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谤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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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贽当时受到湖广布政史刘东星与麻城望族梅国祯家的庇护，依然髡首角巾，日携“同志”，遨游巷陌，以化缘和尚的身份，流浪在荆山楚水之间。袁中道《柞林纪谭》载，李贽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癫狂，庚寅（1590年）春，止于村落野庙”，袁中道和两个哥哥前往拜晤，认为是“大奇人”。再去拜访，“遂不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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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袁氏兄弟就亲往麻城访问了李贽，大相契合。李贽赠诗袁宏道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李贽显然很欣赏袁宏道那种飘然不群与世无争的审美风度。也许，在袁身上，李贽看到了审美人生的魅力，以审美来达到的“超脱”，比他以“异端”获得的自由，毕竟要显得轻松美好自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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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李贽又介入了明代文坛上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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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代道学家的虚假模样喜剧性地吻合的是，前后“七子”的古文运动（不论其初衷如何）也倡导出了无数因袭规范于古人的诗文。而在李贽的哲学家的视野中，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是出于童心的。那么，“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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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贽的时代所可能有的最进步的文学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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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你要做圣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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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已任吏部右侍郎的刘东星，丁父忧家居，邀李贽赴上党做客，李贽在上党的坪上村过了一段半僧半俗的愉快生活。在刘东星的热情主持下，庆祝了李贽的7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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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星的子侄经常向李贽求教，质问《大学》《中庸》的含义，还有些是自称是“门生”的李贽的崇拜者也相聚一起。他们的谈话，被辑为《明灯道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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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李贽由太原北上，至大同，与他私心敬慕的绝塞将军梅国祯会晤。李贽自认为，他虽然是和尚身份，却决不做“坐枯禅、圆寂乐，专一为守尸之人”，死于朋友，死于战场，都甘之若饴，而能够死在皇上的监狱里，也算是成就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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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寓北京西山极乐寺，仔细参悟生死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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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在焦竑的陪同下顺运河南下，途中可能去过曲阜孔庙。到南京后，寓居永庆寺之伽蓝殿，并书对联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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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作书生，未见登堂入室；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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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李贽一边读《易经》（这是被认为最深奥的东方典籍，为学者们饱学后研读），一边整理出版《藏书》，继续对假道学、对歪曲的史观展开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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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一友人求见，李贽问来者：“你要做圣人吗？”友人自称不敢当，李贽告诉他：“圣人也没有异样，常人多是说空头话的人，圣人只是个不说空头话的人。”与此同时，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亦无定论，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是此非彼，并行而不悖，司马迁作《史记》是“发愤所为”，不轻信、不残陋、不疏略，有是非不同于圣人的“一己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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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中，李贽再一次提出“私”之于“人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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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也。”“私”是指人之为人的一己的潜在的不同于他人的心思和利益。服田者，居家者，做官者，皆有私，所谓“无私”的仁义只是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人正因为计功利，方可成就一段“光明伟俊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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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两年，李贽同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有并不深入的交往。李贽除了欣赏他的“标致”、勇气、意志和不卑不亢外，对他的教义和主张不置辩驳，也不清楚他从万里之外，历九九八十一难赴中国到底“何干也”。外在的天主教教义在成熟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士大夫看来，无非是一则幼稚可喜的童话。但是，李贽很喜欢利玛窦的《交友论》，将它誊录后送给自己的门生朋友，《交友论》中有这样的话：“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连焦竑也认为“友者乃第二我也”的法说既恰当又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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