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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半书”是板桥融真、隶、草、篆、画于一体而另辟蹊径的“无古无今”的独创，布局如“乱石铺街”，字形怪异、夸张、踉跄不安，又莫名其妙地潇洒清秀。相传他苦于创新不就，日思夜想，不禁用手在妻子背上横涂竖抹。妻子惊觉说，我有我的体，你有你的体，人各有一体，你尽在我的体上画什么？这平常话像当头棒喝，令板桥禅机顿悟，于是有“六分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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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的画以兰竹石写意，苍茫孤独。他说“予为兰竹，家数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讨”“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为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执意地师法造化、集腋古人（曾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青藤，即徐渭），将他顽梗高傲又善良软弱的人格和个性刻画在大自然的平常物件中。然而，它们狭隘又偏执的独特面貌（作为艺术可以不朽），在他当年流寓扬州时，却知音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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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扬州，“从此江南一梗顽”，板桥心境坦然，不用再有人为他吹嘘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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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兴化建别业，也就是茅屋三间，但绿围翠绕，容他自在地起居其中，“旧诗书是我有缘物，新见闻是我最乐事。高朋满座，能为破愁城之兵；绿竹横窗，可作入诗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乌兔升沉；借此怡年，亦任燕鸿来往。无心不在远，得意不在多，盆池拳石，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片言只语，宛然见千古人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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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他的精神都是自足、朴素而达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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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画已闻名遐迩，甚至有着“媚俗”的稔熟。盛名之下，不乏无端盲目的趋鹜，“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他为杭州太守吴某画墨竹一幅，吴便“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板桥乐得“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幽默地享受这“平生快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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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无刻的索画，有时使板桥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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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贴出价目，以告示巧取豪夺者“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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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板桥愉快地消磨他“酷爱山水，又好色”（自叙）还喜爱吃狗肉的人生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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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板桥的朋友，两淮盐运使主持垂虹桥修禊事，文人荟萃，诗酒流连。板桥躬践词场，一和再和。荒城、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他依然保持他那略具病态的爱好与感受，依然保持他那柔弱、敏感的爱心，保持着无愧于生命的坦率与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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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板桥游历山水虽不多，亦不少；读书虽不多，亦不少；结交天下通人名士虽不多，亦不少。初极贫，后亦稍稍富贵，富贵后亦稍稍贫”，“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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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醒地守护纯洁的心性而不致迷失在世俗纷扰中，愁惨的经历与乐天的性情使他具有足以洞悉人生本相的幽默，足以存活自己的精明，足以作逍遥游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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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实是表面的颓废派，骨子里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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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李鱓（复堂）卒，板桥画兰石，并题辞“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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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金农去世，板桥在潍县任上时听到这噩耗（其实是病），便为之披麻戴孝，设位而祭。他曾经还为素不相识面的袁枚的死（其实未死，误传）而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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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年），“丑而雄、丑而秀”的郑燮板桥，卒于兴化，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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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吴敬梓、曹雪芹，用他们“泪多于墨”的小说伤感地“终结”了一个漫长的时代后刚刚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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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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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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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先师羊春秋公组织编撰一套古代人物丛书，我报了一个选题——中国狂士，报选题时，觉得有足够多的人物可以进入写作的范围，材料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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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笔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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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狂士”没有标准，难以界定，即使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从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算起，到祢衡，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唐以前的大多数所谓狂士，其生平事迹多半在传说和附会中，真正落实起来异常艰难。而我对狂士的偏爱，又绝不是基于附会中的传奇和戏剧性，而是试图从狂士的言行中找到中国文化与思想真正的异质性和异端血液，找到罗曼·罗兰在贝多芬、米开朗琪罗传中所书写的那种苍茫独立、义无反顾、抵抗命运、承受苦难的巨人人格，那种足以支撑起一种经典文明的个性与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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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翻译家傅雷在《贝多芬传》中文版题记中说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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