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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情形，《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里记得非常详细。现在为明了那时候的大概情形起见，择录两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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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还粤，……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时旅顺已失，朝廷震动，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前巡抚邵友濂往日本请和，日本以非全权不受。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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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孺博即麦孟华——原初稿批注。）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南海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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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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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麕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合集·专集》之一第一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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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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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成后，光绪皇帝痛于丧师败绩和赔款割地的耻辱，士夫又震于公车运动的热烈，一时朝野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那时候南海已经结交翁常熟（同龢），据南海的《自编年谱》和先生的《戊戌政变记》里说，翁氏且曾草拟十二道新政敕旨，图谋实行，可见当时情形确有变法维新的趋势。现在我们择录先生那时候给夏穗卿、汪穰卿几封信里提到新政的部分在下面，借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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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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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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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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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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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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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大人先生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栋折将压，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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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创办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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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既不能行，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起见，先生乃协助南海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即《中外纪闻》）和强学会。《万国公报》[10]刊行于六月间。以下录先生致夏穗卿、汪穰卿书中两节，可见当时筹办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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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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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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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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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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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南海自编年谱》和先生的《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一文里，讲当时刊报的情形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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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与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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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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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11]，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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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的事，从提倡到开办，酝酿了几个月的工夫，大概成立在七月，正式开办在九月间。以下节录《三十自述》和先生给夏穗卿的几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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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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