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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情形,《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里记得非常详细。现在为明了那时候的大概情形起见,择录两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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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还粤,……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时旅顺已失,朝廷震动,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前巡抚邵友濂往日本请和,日本以非全权不受。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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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孺博即麦孟华——原初稿批注。)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南海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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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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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麕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合集·专集》之一第一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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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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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成后,光绪皇帝痛于丧师败绩和赔款割地的耻辱,士夫又震于公车运动的热烈,一时朝野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那时候南海已经结交翁常熟(同龢),据南海的《自编年谱》和先生的《戊戌政变记》里说,翁氏且曾草拟十二道新政敕旨,图谋实行,可见当时情形确有变法维新的趋势。现在我们择录先生那时候给夏穗卿、汪穰卿几封信里提到新政的部分在下面,借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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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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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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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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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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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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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大人先生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栋折将压,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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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创办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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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既不能行,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起见,先生乃协助南海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即《中外纪闻》)和强学会。《万国公报》[10]刊行于六月间。以下录先生致夏穗卿、汪穰卿书中两节,可见当时筹办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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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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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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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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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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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南海自编年谱》和先生的《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一文里,讲当时刊报的情形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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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与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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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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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11],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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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的事,从提倡到开办,酝酿了几个月的工夫,大概成立在七月,正式开办在九月间。以下节录《三十自述》和先生给夏穗卿的几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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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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