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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自夏间闻君说法，复次雁舟，演述宗风，颇发大心，异于曩日。亦依君说，略集经论。苦为贼缚，无从解脱。贼念发时，悼君穷逼，善念发时，羡君自在。想自根浅，宿业未尽，故此今世，为佛所弃。唯别以来，颇守戒律，鬼神之运，久致太平。毅公少年，豪气如昔。公度罢使，作何安置，愿闻后命。季公到省，仅及一月，即得山阴，名誉隆然。板鸭（板鸭者，叶浩吾也，当时不知何以得此称——原初稿批注。）已见，洋洋得意。铁樵在鄂，创《民听报》。孺博来沪，襄撰述事。沅帆在湘，张、陈争聘，未定何就。仲巽惰学，无异他时，此子可惜。重伯、复生，久不相见。落拓如君。”（丙申十二月《与碎佛上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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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那时候的读书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他在那年给南海先生的几封信里，常常讲到入山数年的志愿。他以为学问不足，不能担当救国救世的大责任。从下面几段材料里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那时候对于事业的目的，还着重在传教与救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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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脱）视一切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此事弟子亦知之，然同学人才太少，未能布广长舌也。如此则于成败之间，不能无芥蒂焉矣。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颇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属劝长者勿行，某亦以为然。然某于西行之说，颇主张者，某意以为长者当与世相绝，但率数弟子以著书为事，此外复有数人在外间说世间法，此乃第一要事。粤中既难安居，则移家入桂，计亦良得，今既如此，可罢论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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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又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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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昔在馆亦曾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诸人大笑之。……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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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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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吾不解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即多此数年入山之时日，亦不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数年之功成学，学成以后救无量世界。”（下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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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思想，非常自信，虽遭人非难，而不动摇。他在十月十三日致汪康年、汪诒年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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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小山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然请告缪君，弟必不以所学入之报中，请彼不必过虑，不然，书目表后之文，早登报矣。所以不尔者，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书，则彼乌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书未成，刻书之资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则将褒然成巨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缪氏抢地呼天，又奚益乎？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乐知之法待之；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与穰卿颂谷书》，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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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变科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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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年的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一义上，这是理论方面的事。事实上他也曾进行过一种计划，就是捐金分馈台官，上折请变科举的事。现在录他那时候的两封信在下面，就可以看出他进行这件事的大概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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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之。然风气未开，人才未备，一切新政无自奉行，故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倡焉。虽然科举不变，朝廷所重不在于是，故奇才异能鲜有应者。殚心竭力求在京师、上海设一学堂，尚经年不能定。即使有成，而一院百人，所获有几？惟科举一变，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惟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若得言官十余人共倡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伊尹之志，子舆所取。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要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数百年之国脉，数百兆之生灵，将有赖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六——五四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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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收书的人名未详。下面是给康幼博和徐君勉两先生的信，可见进行得更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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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意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月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次亮此次乃请假，非改官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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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党联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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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有兴中会和南海一方面的联合运动，代表兴中会方面的是谢缵泰圣安，代表南海一方面的是他的令弟康幼博。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以后先生在己亥年和孙中山先生的合作，就是导源于此。现在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论到这件事的几段话录在下面，以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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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正月初九日，谢缵泰应陈锦涛、梁澜芬之宴，初识康有为之弟广仁于香港品芳酒楼，席间谢痛言两党联合救国之必要，广仁极首肯。”〔《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四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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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页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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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九月，谢与康有为会晤于惠升茶行，所谈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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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第一页概论两党联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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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初，两派对于国事宗旨均颇接近，孙于乙未广州发难之先，尝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条陈改革。而康之弟广仁及其徒何章、陈千秋（不闻有何章其人，陈千秋卒于乙未，不闻有与孙联合之事——原初稿批注。）于戊戌政变之前亦尝诣孙、杨磋商合作，故当日两派如联合谋国，原非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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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丁酉间，先生与夏穗卿、谭复生两先生尝提倡一种新体诗，这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现在从先生《饮冰室诗话》节录几段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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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自憙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于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四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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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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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记忆。……吾党当时盛言春秋三世义，谓孔子有两徽号，其在质家据乱世则号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则号文王云。故穗卿诗中作此言。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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