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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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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辞伍秩庸星使邀出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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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邀出游的事，先生已经答应了，并且收下了他的千两治装费，但不知后来为什么缘故，先生却改变计划，坚辞随行。他在给康幼博有溥徐君勉勤两先生的信中，述伍使苦邀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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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秩庸苦相邀，以二等参赞相待，（无头等缺惟李合肥出使有之耳）顷已应之，（二月行）颇欲要挟之，令多带同志一二人，惟彼自言初放日即有条子三百余，恐不能容也。惟彼来苦相邀一不送条子之人，亦难得矣。今日入南京，仍虑超不往，已先送装银千两来矣。”（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幼博世叔及君勉学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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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给夏穗卿先生书里说伍使苦邀以外，张南皮也招致入鄂，但那时候已经都辞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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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被伍使苦邀出游，又被南皮欲夺入鄂，悉未应之。将留海上，开堂讲学。”（丙申十二月《与碎佛上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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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致伍秩庸星使书》中有几句话，讲不能随行的原因，但是不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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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上循公议，下迫贱事，未能从行，区区之情，具详前覆。”（《合集·文集》之三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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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虽辞伍使之聘，仍殷殷以保全华工的事贡诸伍氏，他在这覆书里论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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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区区之愚，以为美使一职，舍保全华工而外，无他事可办。华工一事，舍前陈数端办法，无他策可图。执事而不思报国，不思立名则已，苟其思之，则惟此一举，可建不朽之业，兴大局之利，雪前此之国耻，作海内之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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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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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有大利而无小害，有百易而无一难。其试办条理，颇经熟思，限于尺素，未能具陈，若蒙采择，更当胪举。”（《致伍秩庸星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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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他在致南海先生的书言及辞伍使邀请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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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使为人庸劣乖谬，待其僚属无人理，且绝非欲办事者。其觅超也，则实其不得已，盖彼中人无一通文义者也。然亦颇由负气，故有再三敦请之恭礼。公度来书言：伍虽邀超，与合肥言之（殆合肥询彼奏章各事何恃而不恐，故彼言之）。合肥云：‘汝何梦？卓如虽在公度处当学生，亦不愿当汝的参赞。’故彼意极衔之必欲得而后已。果尔，则就彼后其礼貌之衰否，未可知也。且彼约超欲在使馆代笔墨之劳耳，终日闭在使馆中不能外出，从何处办事，故其席必不可就也。若云荐人，谈何容易！彼处条子数百，非王爷交来，即政府勒令，非一人之言所能入矣。顷超不行，而彼不谅，允以随后方来，彼已将船票送至，实难处置，行装千金，久已用尽矣，拟会试后再商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复康有为书》，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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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游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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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沪后，始交黄公度先生。是年秋又交马相伯先生良、马眉叔先生建忠。《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里记先生与马氏兄弟过从的情形很详细，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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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七月，《时务报》出版，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过从。麦孺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与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徐仲虎建寅、盛杏孙、严又陵、陈季同及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诸公，与乎当时之所谓洋务诸名公，皆因马先生弟兄而相识。马先生以任兄年尚少，宜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张与吴小村先生相同，谓黄公度先生为贼夫人之子。自丙申秋至丁酉冬一年半之间，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马眉叔先生所著之《马氏文通》，与严又陵先生所译之《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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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马眉叔先生学拉丁文的事，在是年九月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曾提到，现在抄录下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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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近学拉丁文，已就学十余日，马眉叔自愿相授，每日两点钟，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恉也。”（丙申九月十二日《与穗卿仁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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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与先生过从最频繁的，除了黄公度、汪穰卿、马眉叔、马相伯诸先生外，还有谭复生嗣同、宋燕生恕、吴雁舟嘉瑞、胡仲巽惟肾、孙仲愚宝瑄诸氏。现在节录孙仲愚氏《日益斋日记》里八月份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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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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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过午，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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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诣时务报馆，见都中某来函，芦汉铁路中辍，恐汉人为乱易内犯也。俄吴雁舟来，与卓如及余[21]同至徐园，花石盘绕，亭榭极闲，三人茶话。余问：成佛之后复堕落否？雁舟曰：一悟不再迷。曰然则迷之先曾悟否。曰未也。譬诸矿石，未炼之，质自火中出，与凡金殊，以故由迷入悟，无堕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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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至时务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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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先生所与交游的人中，多半都是好佛学的，所以先生虽在百忙中，也不断致力于佛学。他在十二月给夏穗卿先生的信里，自述学佛的情形，很可以供给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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