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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冬，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中山，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盖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中山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邝持中山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四十一〕（日本横滨华侨设学，倡议于光绪丁酉夏秋间，冬月邝君汝磐至沪聘徐君君勉往为教员。不闻孙氏所荐。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氏——何擎一注。）（又令娴眉批及擎一另条，均可加括弧附本段之后，此段似仍存，不必删——原初稿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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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先生撰《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篇，以后有《大同同学录题词四十韵》，节录一节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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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自海禁开，域外梯航跨。学军不自张，万古将长夜。蓬莱水清浅，彼岸构广厦。其名曰大同，孔法通邮借。肇始丁戊间，作人拟兔罝。其时学途湮，举国若聋哑。故见严自封，新知相诧。岂闻乘劝，动遭按剑骂。海外一灵光，幸被斤斧赦。”〔《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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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吴小村先生德■招先生入西湖读书的事，除《曼殊室戊辰笔记》所说外，先生自己在给何擎一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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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以来，益困人事，日罕得片刻暇，无所以诲吾弟者，然相念之怀，靡时忘之。弟之立身矢志，矫然有以异于寻常，他日当求大成，以任天下事。兄顷厌苦此间尘扰，决意与树园先生孺博及舍弟同遁于西湖，誓学成西文乃始出世，欲著之书，并思以一二年内成之。既遁之后，舒暇自在。……数日人事极忙（公度新从都来故益忙），弟有所陈，仍以书来。”（光绪二十三年《与何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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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六日，谭嗣同致汪康年书，对先生入西湖读书极表赞同。谭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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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村先生邀卓如往西湖读书，此事嗣同极以为然，何也？嗣同常虑卓如揽事太多，又兼两馆主笔，内外夹攻，实于身命有碍，能往西湖清养，可保不致如铁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笔，亦自无妨，然而却止宜小住数月，或归而再往，不宜久住，因恐自为太多，而为人太少也。兹有函致卓如，亦论及此事，乞转交为荷。”（《谭嗣同全集》第三六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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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四月，吴铁樵卒。他是吴小村的长子，是先生治佛学的同志，先生听到他的噩耗以后，很为伤悼。《饮冰室文集》里《与吴季清书》，便是一封劝吴小村先生节哀的信。当时先生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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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樵于二十一日死矣，呜呼，孰谓此子而夭乎！天道无知，人事无常，以季清之厚德，而有此惨报，伤哉伤哉！同志之中，求其志趣、聪慧、学行如铁樵者有几人，所学未成，赍志以没，岂直季清之不幸哉，吾党殆不为天所祐也，不然何夺我铁樵如此其惨也。此子体本坚实，为医药所误，遂至不救，中国人之死于此者尚不知凡几也。”（四月二十三日《与碎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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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月十日给夏穗卿先生一书论到治佛学的情形，也抄录一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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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暇望如天上也。兄去岁七月密云寄我书，有云，有所无不寄陈左右，以诵。呜呼！其犹未远之□，兄宁忘之耶？岂怨我之久不上书，而恶作报复耶？弟之忙如此，兄亦当亮之也。兄今岁想不来，仍入京否？踪迹所至，幸必相告。弟极忙，而兄极闲，勿责以施报也。专望兄书，以救我魂，兄其念哉！”（三月十日《与穗卿大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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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这年先生有复严幼陵先生一书，内中讨论问题很多，读了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和态度。现在我们抄录几节在下面，从第一段材料里，可见先生在《时务报》初出版时期撰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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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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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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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既承明教，此后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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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变法事业中非止一端，所以在为文立论的时候对于先后次序问题很难为固定的说法，先生论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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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启超于此义，亦颇深知，然笔舌之间无可如何，故诸论所言，亦恒自解脱。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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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保教主张，初本得自南海。他曾在给南海各书札里和《时务报》中，常常提到传教和保教的事，在《复友人论保教书》里，且公然提倡设立保教大会。但是从他听了黄公度、严幼陵两先生的“教不可保”之说以后，他便渐渐改变态度了。后来甚至因为反对保教，和南海发生意见。现在把他和严幼陵讨论保教的一段录在下面，藉此见他的前后主张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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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国之一统未定，群疑并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则黔首戢戢受治突无人才矣。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故庄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若其著论之间，每为一尊之言者，则区区之意，又有在焉。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与严幼陵先生书》《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九——一一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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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先生在给南海先生书中曾提到接严幼陵来书，颇受感动，有些问题正需与南海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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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筯者。欲质之先生，其词太长，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续陈。”（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致康有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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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十，康南海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康曾连函先生，商议在广西设学、译书、办报、筑路等事。三月三日，先生复南海一书，谓对于“在桂拟办四事，超惟于学堂一端以为然，其〈它〉三事皆有异议”。兹将其对三事的意见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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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之来沪，知函丈抵桂安善。近五日连得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五日、十日三书（电一得，因无要事，故不复）悉一是。久未上书，罪甚。一以此间事多，致函世叔属转寄桂，以省两写；一以今年来一切事更忙去年数倍，实无一刻暇，而所言万端，故不能得此长晷罄所欲陈也。今将应复诸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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