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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桂拟办之四事，超惟于学堂一端以为然，其〈它〉三事皆有异议，请条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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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皆有馆地领厚薪，安能就桂中之聘？然则其势必觅之于日本。日本维新三十年中，读中国书者几绝，（华人疑倭人通汉文甚易者，非也。倭人正以汉文之难通故，创伊吕波等以代之。伊吕波行，通汉文者希矣。）其有一二，则皆守旧之徒，视新学如仇敌，必不肯翻我欲翻之书，此是古城所述情形。如此则觅之于日本亦不易也。即能得一二人，而每人月供薪水数十金，能翻几何？超以近日《时务报》、《知新报》、《农会报》（上海新开者，超与闻其事）所请日本翻译艰难情形观之，而知日本书之不易译矣。今所最可恃者，谓速聘日人到澳，会同门人学习为翻译书之用，然而超知其必不能成也。澳报前由此间托古城代请东人，已有成言，将次动身矣，而得澳电，谓东译已觅得，宜止其来，事遂罢。而顷者澳中之东译可恶种种，已遣走之。澳中此席殆缺矣。欲再托古城，而彼于前事且犹有小芥蒂，未必肯再觅也（澳中亦无信来属再觅），且即觅来，而其学者亦未必有成。何也？顷长驻澳中者，君勉、实孝二人而已，其余皆若即若离之。二人者勤劳已甚，安得复有暇日致力于此。草堂诸人，多不顾大局，不听调遣，虽觅得教东文者，超有以知就学之人必寥寥也。超自顷常劝此数处报馆，谓不必骛多备翻译之名，无宁多聘一二通英文者，多译英文之为得也。故译日本书之事，超不以为然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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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一举，超于此一年内经手办《时务》、《知新》、《公论》三馆（此馆情状详后），于其中情节颇详知之，而因以谓桂中必不可行也。一馆之股，非万金不办，销报非至三千不能支持。桂中风气未开，阅报者那得此数？且自来日报无不亏本者，专恃告白为之弥缝。桂中商务未兴，商家皆蹈常习故之招牌，陈陈相因之货物，无藉于登告白。此涂一塞，日报无能开之理。若犹用，旬报日报也，则彼中稍留心者固已阅《时务》、《知新》二报矣。新开之报，未必能逾此二种，其谁阅之？若欲寄至外省，则《知新报》尚有不支，何有于桂？且即使报中之文字议论远轶夫二种之上，而亦必不能行。何也？外国之能行多报，道路通也，邮政便也。今中国此事未变，即《时务报》销行各省运寄已不甚易易。《知新报》则正月廿五之报，至今尚未寄至上海，再由上海运至各省，距出报时已数月，其谁欲观之？使欲行桂报也，恐必至今岁出报而明岁始能阅也。中国阅报之人未能增，而报馆已增数倍，是乌可行之势矣。澳事至今未定，安可复蹈前辙？此报馆之事超不以为然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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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筑马路为强国第一义，而粤西尤宜图也。超则以为此事尤万不可行也。马路之股需十万，若一旦桂中大吏果一切听受，立即举行，而以此权全委诸我，将何处得此巨股？所恃者，广东耳。我试细思广东之愿附股者谁耶？且即使有富商达于利病，而慨然肯信此，我犹不当任之。何也？其事必不成，徒失桂吏之望，而招股东之怨。曷何其事必不成？无办此事之人也。今试问彼，若即允办此，将委之何人乎？其委之候补官员也，则此辈未有不偾事者，不待言而决也；其委之吾党也，则吾党中无一人更事者，其偾事也有以异于候补官员之所为乎？非超之所敢言也。师濒行时示手谕云：澳中办事者未经阅历，如入机器房，触处皆碍，此是实情。今马路之事，其视一报馆，固较重大也，一报馆尚未能尽善其事，安论更重大者哉！故苟其委之于吾党也，则尤当速速引身而退，无稍干预，以免怨谤也。其不委诸吾党，则明知其事必坏于候补官员之手，则言之何为也？则其事虽坏于他人之手，然彼未有不归罪于倡论之人者也。故马路一事，超不以为然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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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今日中国之事千条万绪，互相牵络，将欲变甲，必先变乙时，又当先变丙，事事相因。苟欲专办一二事，则如千荆万棘中直是无插足处，且成一事之难也，其中层累曲折，阻力重重，变幻不测，非屡经亲历其事不能知也。即有极相同之事，吾前者既已经历一次，后遇此事宜若可以大明矣，而其变态又常有出前此之外者。故每成一事，必其人于此事屡试屡败，或习见经前人之屡试屡败而及今乃得成之。旁观徒见其成，不见其败也。何也？凡天下如事者必不成，此一定之理也。故老子曰：‘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未尝先人，而尝随人心术。’诚坏极矣，然超谓先生不可不师之。何以独谓先生不可不思之？先生之举动，天下人所瞩目也，后世之所瞻仰也，故不可令其多有败事。若夫吾党之小子，固无所不可也。不必师老子也，若师老子是率天下人以不办事也，虽举事屡败无伤也。若夫先生，则岂可论？于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步穿杨，善刀而藏，愿先生采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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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言康南海著述立言，应持极慎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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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之交来《孟子公羊同义证传》，面示令校刻之。然而超亦有间言。超以为先生之著书，与吾党之著书有异。先生之著书，以博大庄严为主，其当著者，则《伪经考》、《改制考》、《大义记》、《微言记》，及其他言教精焉之书，如是微止矣。其零篇碎章，则万不可著，徒失人望。今《伪经考》久印行，而《改制》、《大义》、《微言》各书未成，世人见者则□。吾初以此人为有无量之向，精义无量德乃直如此焉而已，乌足多也，此谤者所以日多也。今若频出此种零碎之书，将愈为人所轻，而教益不可传。曾忆乙未在都南中寄到《救时刍言》，先生大以刻此为卤莽，超今犹前志也。父诀最讲蓄势，惟教亦然。五世相传，不著一字，一经发明，六种震动，良工不示人以璞。故超谓此书必当速刻，然不可标先生撰。积之、孺博皆将入人间世，莫如以此书畀之，以宠荣之而助其涨力。先生谓何如？此书序中杂引公明、公孟各考据，其词极辩，然究似未能绝无牵强之处，且此考据家旧习，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专讲虚考据，不讲实考据，虽无一毫左证，犹能悍然断之，其何借于此。况孟子为公羊学，人人共见，岂必费此唇舌耶？其人如信吾言也，即无此考据犹之信也，其不信也，有此考据只益增攻诘耳。故超欲请将此序易之，或将全文移入公明高条下，庶可耳。”（三月三日《致康有为书》，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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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章太炎因与先生等观点相抵忤，离时务报馆，但他们之间并未断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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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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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卓如辈本未涉此，而好授其术语相附政论，余以为科举新样耳。……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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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致谭献书》述他与先生等争论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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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论议，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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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诰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章太炎《致谭献书》。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十四——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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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务学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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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的详细经过，除《三十自述》所记以外，尚有以下几段材料，《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那时的讲学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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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嗣同与遵宪、熊希龄[24]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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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时期所激起的风云是次年戊戌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里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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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25]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黻〕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七十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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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蔡松坡遗事》一文里也有同样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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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26]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记得初开学那几个月，外面对于我们那个学堂都很恭维，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晨报》蔡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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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自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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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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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先生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情况，我们将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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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离沪赴湘及抵湘日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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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六日，谭嗣同致汪康年书，力言必须放先生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