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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这封信里，可知先生此时仍在向汪说明情况，以便维持时务报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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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不能毕其词，故以书达之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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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起意见之由，既已言明，又已从今日起誓灭意见，则有应商各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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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度立董事之意，超本以为极善。因彼初来信时，逢公之怒，又彼信提起积之字样，而函中又适欲请积之驻《时务报》办《知新报》事，其事太凑巧，几疑弟穿为一气。以有此说，弟百口亦无以自明，故弟绝口不欲言之。又谭复生及此间有许多人，谓外间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之说，故弟与孺博、云台等，决意相率去之，虽不至以乱易整，故仍领馆中文字而誓不在馆中住，以避嫌疑。（云台所以请积代者，彼欲俟乡试后仍住数月，以薪水还所借报馆金钱。顷彼临行时，又想出别法，故决辞。）积之此次入馆，弟与积俱极不愿。而公度一来即以为言，盖度彼系从强学会初起时闻康先生称积之之为人，故心识之。彼言及此，弟即止之，彼益以为弟有意见存其间，故言之愈亟。太拂之，恐生波澜，故隐忍就之耳。弟因此种种情形，又因公度之为人与彼谭论皆听受时多，发论时少，故始终亦不能毕其词。今既立董事，则弟有欲借董事之力举办者数事。”（同上，《上穰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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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录自先生致汪诒年的便条，对于更改他的文章提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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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见四十三册论中有承改正者数处，虽无关宏旨，然未见告，窃不自安。它日若竟是如此，令弟莫知所适从矣！君勉撰述依前者麦章之例，本当在告白中登明。四十二册现已忘却，故弟曾有一条言之，今见四十三册竟无告白，如此亦令君勉不知自居何等也。如何之处，乞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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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条，则纯是讲排编报纸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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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叙拟得数行，乞与穰商定，即冠于报首，何如（全报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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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报中有一当改之体例（指首叶目录言），凡文编中所列各文，宜并登其文之题目，如东西文各报之例。‘时务报馆文编’六字顶格写（如东文报译字样），其各题目低一格写（如东西文各条之题目），乞以后即改定。《会报》亦当如是。‘会报’二字为大题目，顶格写，‘南皮张尚书戒缠足会章程序’为小题目低一格。（题可如此写，勿写鄂督张也，与近事类不同故也。）以后所有一切小题目，皆照此式低一格写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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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报》所有各会办事情形，都要劳穰老做一访事人，两公谓何如？”（同上，《上颂谷、积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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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年夏天，先生致汪诒年的信，由此可知梁、汪矛盾是直接与双方的政治观点有关的。此书不全，并有脱字，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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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即如去年强学之举，京师、上海应者如响自，顷在桂林开学会，全省响应，可知公理固在人心也。若因强学之中止而谓，然则宁可谓杭州书院之中止、汉申各报之诬谤，而谓恶穰卿之人多耶？欧阳锜谓谭复生为穷凶极恶，亦将避之而不敢征引谭说耶？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即至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公何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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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印此文入《时务报》，实为扶持《知新报》起见，以澳门为可用之地，何穗田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赞之。其实，《说群》□□自问犹未如变法之□尽也。（《知新》销行虽极旺，于《时务》必无妨害，欲求其两报并阅耳。若舍《时务》而阅《知新》，恐天下必无此人也。弟岂肯为此。）又世□□阅者，亦必不谓《说群》之过于变□□，姑妄言之，何伤欤？上下本无定，□□言亦不足凭，超意听之而已。公谓何如？想可共喻也。”（《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复颂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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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似是先生离沪赴湘之际致汪诒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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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信阅竟，奉缴。其言虽极恳切，而于事理不相接。彼盖谓弟因意见去，故有此云。弟实因学问去，必不劳此责备矣。至人之多言，可辨则辨之，否则听之而已，无伤也。弟忍此数年之劳苦，异日同志中必有大获其奔走之力者，彼时兄亦必以今日之行为然也。惟书中言复生似劝实阻一语，实不可解。弟处尚有复生亲笔为作证也。姚、朱各处，兄能荐人往否？柴田、荣七之信，复书当交何处？乞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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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致汪康年书，说因他来春将赴京会试，熊希龄等拟请汪到湖南代管总教习事务，并论及政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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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书及东书敬悉。报馆如此支绌，殊为可虑。闻兄顷又办日报，深恐益不支也。鄙意日报切切不可沿《时务报》之名，徒牵倒大局，合之两伤，极无谓也。《国闻报》好极矣，虽别出，亦必不能赶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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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各事，大有眉目，同心协力以鼓铸之，三年后，当可有成就，特恐敌人不我待耳。此间新办南学会，右帅、公度、研父皆入会，诚盛典也。惟明春二月以后，复生须往粤，秉三、沅帆事又太多，弟又北上，无人主持其事，至为可虑。顷伯严、秉三又欲请兄来此主持数月。弟谓如此则将我报馆之人尽扯来湖南，乌乎可？且兄亦必不能更去也。现彼等意尚未定，严、秉两人持之良坚，谓颂兄可以支持下去，不必兄在彼，但离两三月无伤云云。此等俟彼他日经定可耳。此间人才望似甚多，实则亦有限。有汪颂年诒书者，极好，想兄亦识之。又复生之师欧阳节吾先生。若能得此两人办南学会，则大佳矣。惜皆有事，无可如何。此会实东南半壁自立之起点，亦煞是要着也。惟明年会试，想必乌有，果尔，则弟不行，可无须替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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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汪康年和曾广铨（敬贻）正准备往日本游访，事前曾有书与先生商酌，故在同书中谈到对于汪东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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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唯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然今日实到山穷水尽之时，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结？此唯兄相时而动。若此信到时而德事尚未了，则往后之变，殆不可问。兄或春初始往一观之，亦未为不可，唯切须慎密，无待多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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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满地，一日万变，我辈相见，实尚不知何日？念之凄恻。”（同上，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与穰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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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致汪诒年一短函，但亦可见梁、汪龃龉之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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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兄左右，前托王峙云带去一书，想已达。穰兄东行已返否？所事如何？闻瓜分期在西二月，信否？果尔，则信到时已不可问矣！年终报费收得如何，尚敷开销否？今年不得不图撙节之法矣。译书局若有出书告白交来，乞为代登报末。蔡尔康之《中东战纪》且登，而独于弟所自办之事靳之乎！此间百废皆将具举，然恐西人不我待也。奈何奈何！日报似不宜与本报同名，恐招物议也”（同上，小除夕《致颂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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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二月十一日，先生因病由长沙回上海时，即致当时来湘的汪康年一书，提出辞职。此信全文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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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兄鉴：得与公度、伯严、沅帆书，悉一是。弟文虽劣下，而作文亦尚非难事，所以屡愆期无以应命者，窃以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既如此，便当早思辞职。到湘后，即以此狷狭之意陈于黄、陈、熊、谭诸君子之前，咸以为此究是大局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宁少安毋躁。数月以后，同心协力，必求所以整顿尽善之法，是以迁延及于今日。今我兄来湘，与诸君子会议，必有所以保全大局不致为外人所笑者。今以公论言之，销报至万份，而犹不免亏空，固不得不思变计；以弟私意言之，同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而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腼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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