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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弟开诚布公，言尽于斯，兄万不可作违心之言（但不愿辞，即不必辞），在此将就答应，到沪再行翻案。盖虽弟接办后，兄如翻案，弟仍即时让出，设法另办耳。弟固深以接办为苦，特为诸君所责，不能不姑从耳。非有一毫争心，想兄谅之。至于此举乃就事而论，《时务报》既为天下想望，不能听其倒败，故不得不勉强支持，是以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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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两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西人办事与交情截然分为二事，他日海上相见，杯酒言欢，毫无芥蒂，毫无嫌疑，想我兄亦必许之也。留请游安。弟超顿首二月十一日病中倚装[31]。”（《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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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七月，《经世报》创刊于杭州，八月，《实学报》创刊于上海，两报隐与《时务报》相对垒。王仁俊撰《实学平议》，据封建三纲毁谤民主，反对改制。同时，张之洞通过其幕僚向汪康年施加压力，从内部抑制先生的言论。张元济则对先生表示支持和安慰。他于十月二十一日特致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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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例有之阻力，执事幸勿为所动也。《经世报》言多粗鲁，姑勿论；而《实学报》则最足以动守旧者之听，且足以夺貌新者之心。济料其声势，必将日大。然一二十年后，民智大开，又必不辨而自屈，则又何必沾沾于目前之是非也。……非谓异我者，即在所必摈，西报馆岂无异趋。所恨者，以爝火之微，而亦欲与日月争明，使为守旧之徒，犹可言也，而伪在此似新之辈。夫处今之世，即合此十百有志之士，通力合作，犹恐未必有得，况复显分畛域，同室操戈？济处局外，且深悲愤，而何论公与穰卿之身当其际者乎？虽然，出一言，行一事，而天下翕然，则已为大同之世矣！济数以两言相勖，曰：‘勿与之相竞，勿因此自馁。’迟之既久，必能共明，且此之接踵而起者，何一非公与穰卿之私淑弟子乎？此言公必知之也。”（张元济《致梁启超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九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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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又收到陕西咸阳刘光■（古愚）两书，他在《复刘古愚山长书》中，对于在陕兴学、致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将南海先生撰《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及他自撰《西学书目表》赠刘。兹将其信函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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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叠由杨君风轩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诵数四，钦佩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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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既以集股不易，织造恐致无成，甚矣任事之难也。今欲纠大众立公司以兴地利，无论何事，想皆不易。就权宜之计，莫如兴小农，劝小工，如萝葡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织毯之类，费本不巨，尽人可行，及其既盛，获利亦可无量。又日本每岁手造器物，销至美国者，值八千万，美人畏之。然则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然必谓舍机器之外，而即无术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纤极琐如草帽边者，犹且为出口货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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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合集·文集》之三第十一——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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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刘光■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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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里门，闻见浅陋。去岁辽海之祸，觉中国之势不可终日，反复思维，不得其故。后由李工部孟符寄归《京师强学会序》及《上海强会序》，再三环诵，‘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始知世间尚有康先生。其人识周六合，而足以开万古洪濛，佩服不可言喻。虽‘群学’二字取忌当时，然欲稍振中国之气，举中外而安之，以成三代上之大同，必人人奉吾孔子之教而各修其实，则炮火无威，工产效灵矣。中国名为诵法孔子，久已举其实而亡之，始于秦之愚黔首，终以历朝之恶朋党，驯成散涣锢蔽不可救药之天下。吾辈无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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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澄海游沪郢择购机器。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毋吝裁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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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得阁下主笔，必有以大振吾人之聋瞆。陕省僻远，祈每月妥寄一份，前曾托李孟符，想与阁下已有成约。其费及如何寄法，均祈裁酌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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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近日行止，祈便示知，并代候起居。《时务斋随录》一册，附呈清览。”（刘光《烟云草堂文集》卷五页二十一《与梁卓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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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170571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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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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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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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32]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暾谷、叔峤、斐村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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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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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春初在湘得病，未几即返沪就医，二三月间始入京师。《曼殊室戊辰笔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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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岁，戊戌春正月，大病几死。二月入京。八月政变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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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入京，有康幼博先生随行，可见当时先生的病尚未大痊。康幼博给何易一的一封信里提到这件事，现在把它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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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此次三月来京，其始专为卓如病，以伯兄爱之，故弟护视其病，万里北来，亦以卓如固请不能却之。”（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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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由湘返沪的时候，在轮舟中曾与同志慷慨论救国事，狄楚青先生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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