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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把他们当时所上的《请变通科举折》节录下来，以见其立论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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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呈举人梁启超等，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请特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伏乞代奏事。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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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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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昔我圣祖仁皇帝已赫然变之矣。然此后复行之而无害者，窃谓当闭关卧治，士民乐业之时，无强敌之比较，无奸宄之生心，虽率由千年，群愚熙熙，固无害也。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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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者伏读上谕，举行经制之科，天下咸仰见旁求之盛意矣，而以旧科未去，经制常科，额又甚隘，举人等从田间来，见生童昼夜咿唔，尚诵读割裂搭截庸恶陋劣之文如故。举人等亦未免习写楷法，以备过承策问之用，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大为忧哉？此非徒多士之无耻，亦有司议例之过，以误我皇上，以亡我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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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易尚穷变，礼观会通，今臣工频请开中西学堂，皇上频诏有司开京师大学矣。然窃观直省生童之为八股以应科举，一邑百千，皆非郡邑教官教之者。盖上以是求，下以是应。昔齐桓服紫，一国皆服紫，楚灵细腰，宫人饿死。皇上抚有四万万之民，倍于欧罗巴全洲十六国之数，有雷霆万钧之力，转移天下之权，举天下之人而陶冶成才，以御侮兴治在一反掌间耳，奚惮而不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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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制常科，已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礼部议准颁行。伏乞皇上忧恤国家，哀怜多士，奉圣祖仁皇帝之初制，尽行经制科之条例，断自圣衷，不必令礼官再议，特下明诏，宣布天下，今自丁酉戊戌乡会试之后，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为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天下响风，改视易听，必尽废其咿唔割裂腐烂之文，而从事于经制之学。得此一年讲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观，风化转移，人才不可胜用。皇上挟以复仇雪耻，何所往而不可哉！变法之要，莫过于此。举人等素习举业，并讲楷法，于兵农工商内政外交之学，向未讲求，致外国新法及一切情形，尤所未睹，将来幸被贡举，皇上授官任政，不出举人等，既内自惭悚，实恐误国。顷上痛误国，下恤身家，不敢复恋旧习，以循私便，同声知误，更无异辞。谨合辞上渎，伏乞代奏皇上圣鉴。谨呈。”（五月十三——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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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致靖之奏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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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开端于四月二十三日的定国是之诏，要明白康、梁两先生的变法运动的详细经过，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两书可以参考。现在我们把几件重要的事简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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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患的压 促成光绪帝变法决心的第一原因就是外患的压迫。甲午年的失败在中国对外关系上是一件空前的奇耻大辱。接连着就有去年冬德人强占胶州的案子，和今年三月俄索旅大的事件。这些接踵而至的重大压迫，使一般比较开明的士夫都感觉到中国的政治有改弦更张的必要，这是戊戌变法运动进行特别猛烈的一个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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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翁常熟之荐康 使戊戌变法运动开展那样迅速的一个动力，当然是康、梁两先生宣传和运动的努力，但他们毕竟是人微言轻，故其活动范围只限于普通士夫和下层官吏。使他们的救国主张能上达到朝廷，尤其光绪皇帝面前的，乃是翁同龢的荐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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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翁和康的关系问题，众说纷纭。《翁文恭公日记》对康的批评很坏，尤其不承认荐康的事。《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对翁则称扬备至，对于荐他的事则言之凿凿。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便仔细考证，不过就一般的道理来研究，康之所以在没有被召见以前，就受知于光绪帝，一定是经过大僚的奏荐。因为在四月以前，康的七次上书里，只有乙未闰四月第三上书和本年正月第六上书上达于朝。同时书面奏荐过他的也只有上年冬给事中高燮曾的奏折，若仅为他两次上书和高燮曾一次的奏荐，光绪皇帝似乎不至于便那样看重他，以至于正月初三命总署王大臣传见他，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至于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来往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进一步说，翁本人是赞成变法维新的。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就是他拟定的。同时，他在日记里否认和康有来往的话，正可反证他和康确有往来，否则光绪帝似乎不至于因为强迫他向康索书而大怒。况且康南海的自编年谱似乎决不至无中生有地硬说和翁来往那样多。据我们研究的结果，翁是荐过康的，不过荐的情形或者不至有“胜臣百倍”那样过火的话罢了。他荐康的时候大概是丁酉冬到戊戌春间。至于他对变法的态度，大概是比较的慎重，尤其是在恭亲王逝后，旧党气焰特别嚣张的时候。康南海的自编年谱里曾经很明白地说，四月初恭亲王薨后，他便上书常熟，劝他乘时亟图变法，但常熟因为正在谤声鼎沸的时候，自愿离开京师。这可见翁氏对于变法的态度了。不过翁称扬奏荐康氏于前的事，是使这次变法运动在朝廷中开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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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编者当年的看法。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史学载有翁同龢于戊戌政变后不久致友人一书，足证翁氏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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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今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能行其素，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教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敬颂尊安，弟同龢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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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后乞付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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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德宗变法的决心 从很多的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因鉴于甲午以来外患压迫的严重，和国人变法维新情绪的热烈，决心变法。乃于四月二十三日颁发“定国是”的上谕，现在全篇抄录于下，借见当时光绪帝对变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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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奉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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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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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政要》卷三十四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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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既下，二十五日，就有侍读学士徐子静致靖奏荐南海、张菊生元济[33]、黄公度、谭复生和先生的事。现在把徐的原折节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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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臣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上谕，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外察时局，内审国势，斥守旧迂谬之见，求通经济变之才，此诚穷变通久之大经，转弱为强之左券。然臣愚以为皇上维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诸守旧之人。夫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其人亦不能变法。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原初稿误作水户孝允——编者）、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不次擢用，各尽其才。新法皆数人所定，用能新政具兴，臻于强盛。……故臣以为不欲变法则已，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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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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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历任出使日英美各国参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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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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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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