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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京师大学堂也奉上谕，照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所奏办理，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记倡设该堂之缘起和参与订定章程事件之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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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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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先生之被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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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被光绪帝召见。同日即奉有上谕，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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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奉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五月十七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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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之后，先生给夏穗卿一书，论到召见后的感想，当时似仍怀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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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十七日《与穗兄仁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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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次召见和译书问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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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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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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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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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谈梁被召见而未得重用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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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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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奉到上谕后，于六月间上一书，沥陈译书局开办情形，并进呈业经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同时以统筹全局，请增经费，请拨开办费，经费，请速发三事为请，都得到光绪皇帝批准。现将当时所发的上谕抄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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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据呈代奏》一折。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瞻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办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著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自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稽延。其大学堂及时务官报局，亟应迅速开办，所需经费，如有不敷，准由孙家鼐一并随时具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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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七月间再上书，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书籍报纸准免纳税。都蒙予照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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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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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改《时务报》为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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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末旬，南海谋改《时务报》为官报，使先生督办其事，不料宋芝栋的奏折递入后，光绪帝命孙家鼐核议，而孙氏当时正不满于南海，因承枢臣放逐南海的意旨，覆奏使南海督办其事。南海初不愿就，以先生请才受命。当时先生很想乘机把《时务报》整顿一下，不意又发生了和汪穰卿争报的纠纷。现在录《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两节在下面，借见该事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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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务报》汪康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恐其败也，乃草折交宋芝栋上之，请饬卓如专办报，并选择各省报进呈，奉旨交孙家鼐议。时枢臣相恶，欲借差挤我外出，然后陷之，乃托孙家鼐请我办官报，并以京衔及督办字样相诱，吾却之。……至是辞官报事，孙家鼐将仍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借此以观进退，乃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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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日孙家鼐入奏，奉旨令督办其事，吾具折谢恩，条陈请令武备文官教职以上及诸生阅看，并请定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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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言接收报事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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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奏派狄平接办报事，而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据而不交，乃与孙家鼐面商，请在京师开局，孙承枢垣意欲挤我，不愿其留京师也，仍属往上海。乃电江西布政使翁曾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并令刘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无得抗旨。刘坤一立即电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过沪查办。刘坤一得旨，即电上海道蔡钧，封禁《昌言报》，江西亦饬禁。以报事查办复留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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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先生有两封信给夏穗卿，都提到放逐南海和整顿该报的事，其中有一封是和康幼博两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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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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