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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论说一事，借至尊之力，或可行，已奉明文，彼辈不敢反也。再思之，长者见逐，是诸老深意，想悉之，然亦行矣。”（启超、广仁《与穗卿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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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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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事，政府借以放逐南海，此无待言。然既已如见，则亦不能不略加整顿，公能兼此席否？欲求每月挟文一首，约三四千字，能否？”（《与碎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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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时务报》为官报的事，和王小航照也有些关系，一九二九年四月，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曾较详细地回忆这件事，里面所讲和他自己有关系的部分，当然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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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终为之怏怏，托他友致书于汪穰卿，劝令将时务报馆总经理之职，让与卓如，谓卓如新蒙宠眷，可令该报声价跃起。汪氏不服，答以卓如原为吾所聘任，借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汪之书，宣诸他报，而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梁氏乃作一长篇辨明书，历叙在时务报馆，有运动鄂湘筹款之功，亦登他报。汪氏又于他报遥驳之，势成骑虎。南海急不择路，乃运动奉特旨‘以康有为督办《时务报》，钦此’。督办云者，将由康派梁往沪为总办也。小题大作，用狮搏兔，人人惊异。汪氏闻之，因早有预备，不慌不忙，即日将《时务报》改名曰《昌言报》，门额及报之封面皆换‘昌言’字，腾出时务二字以待钦差取用。实则《昌言报》仍系《时务报》之原式，未有一期停印，而销路如故。盖汪之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而又得同业之多助故也（以舆论机关而出自钦命，津沪各报，无不隐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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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又运动奉廷寄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拨款助《时务报》，刘氏仅允筹款三千元，实不敷另创报馆之用。延至七月杪，此案未得结果，南海始有意放弃其派梁氏南下之计划，托余密保梁氏为懋勤殿顾问。……及余之折入，已在杨崇伊邀合京中大员密折吁请那拉氏训政之后，虽那拉未即应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将前此开懋勤殿选顾问之谋已暗消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五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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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覆奏后，奉到六月初八和二十二两次上谕，照准其事。汪穰卿便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并于六月二十四日登一广告于报端，说明自己创办该报经过和改为《昌言报》之原因。梁见报后即于当日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创办时务报源委记》登在天津《国闻报》上。不久黄公度领衔以五人名义也登一广告，说明共同创办该报经过和遵旨交代之主张。汪康年于八月初具呈说明并辩护有关该报各事。当时南北报纸议论纷纷，维新运动很受影响。不过若就事论事，梁和黄遵宪所讲创办该报的历史，是靠得住的。现在我们把上述广告和文呈节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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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的广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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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为主笔，至今二年。……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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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创办时务报源委记》辩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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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停办之后，穰卿即在沪度岁（穰卿已移家上海）。时启超方在京师，康先生并招至沪，改办报以续会务。同乡黄公度京卿遵宪在沪。公度固强学会同事之人，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于是与穰卿、启超三人，日夜谋议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邹殿书部郎凌瀚，亦强学会同事之人，志愿与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开办。吴季清大令德■与公度、穰卿、启超皆至交，当时又与启超同寓京师，故《时务报》开办，一切事无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与其子亡友铁樵、石樵同到沪，即寓在报馆，朝夕商榷一切。故《时务报》公启，即以公度、季清、殿书、穰卿及启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见者。当时，公启订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间即分送各处同志，至第一期出版时，用单张夹在报内，想阅报诸君无不共见。四人之名，岂可剔去？”（《知新报》第六十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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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等五人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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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者：丙申五月，遵宪、德■，与邹君殿书、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创《时务报》于上海，因强学会余款开办，遵宪首捐千金为倡，当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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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上黄遵宪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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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窃唯已前之时务报馆，系由众人集捐而成，即是官款商办。故款项出入，非康年所敢独专。伏读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为督办之谕，中有另给开办费六千两之旨。又检查协办大学士吏部大堂孙覆奏，第筹议开办常年各经费，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为开办，事实则创而非因；费有常年，责在官而无借商力。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办又系众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独自擅交。此康年难于交代之缘由也。康年于获见电传上谕后，遵即暂行停办《时务报》，一面电催康主政速行来沪，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专之意。又读谕旨，令民间广开报馆以开风气，康年窃思时务报馆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纠集，以为办报之用，故即续办《昌言报》，上副圣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人集资委托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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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革礼部六堂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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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运动，贯穿着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激烈斗争，维新派可以说老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形下奋斗，所以直到六月间，先生还常常讲要离开北京。不过虽是这样，新政却仍在继续进行，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尤其从废除八股以后，进行更见积极。五月十七日，有奖励创新的上谕，二十二日，有命各省府州县改已有大小书院为中小学堂的上谕。二十五日，有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迅速咨送经济特科人才的上谕。六月十一日，上谕各衙门分别删改则例。十五日，上谕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同日上谕部院司员及士民皆准上书言事。七月初三日，上谕废止朝考。初五日，上谕设立农工商总局于京师。初十日，上谕责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不奉诏。十一日，上谕饬各省督抚迅速议覆交议各件。十四日，上谕裁汰京内外冗官。京内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京外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盐道佐贰等官。到十九日，便发生了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件。二十日，上谕擢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等等。这些诏书颁布引起了朝野各种守旧分子的仇恨，湖南守旧派人曾廉竟至上书请杀康南海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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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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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之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上之。皇上非唯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存之者，无所不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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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里也有同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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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吾及卓如，上特发交谭嗣同拟旨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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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之事，《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里有记述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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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既许群臣上书，大臣多有抑遏之者，礼部主事王照一折，条陈请皇上东游日本痛抑守旧一折，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掷还，不肯代递，幼博以为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谓宜劾之。小航性勇直，即具折弹劾堂官，时侍郎堃岫、溥颋在堂，令掌印者勿收，小航怀之而出，谓将递察院，两堂乃许代递，而许应骙遂劾小航‘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鸿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乃敢登堂咆哮’。然上阅我所进《俄大彼得变政记》已极以亲游外国为然，乃降旨责礼部六堂蔽塞言路，并云：‘亲游外国之举，朕躬自有权衡，无烦该大臣鳃鳃过虑。’交部严议。部议降级，上怒其不遵旨，尽褫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六堂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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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硃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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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奉硃谕：吏部奏，遵议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处分一折，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借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借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著即行革职。至该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特谕钦此。”（七月二十一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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