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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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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谈梁被召见而未得重用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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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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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奉到上谕后，于六月间上一书，沥陈译书局开办情形，并进呈业经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同时以统筹全局，请增经费，请拨开办费，经费，请速发三事为请，都得到光绪皇帝批准。现将当时所发的上谕抄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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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据呈代奏》一折。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瞻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办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著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自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稽延。其大学堂及时务官报局，亟应迅速开办，所需经费，如有不敷，准由孙家鼐一并随时具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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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七月间再上书，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书籍报纸准免纳税。都蒙予照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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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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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改《时务报》为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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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末旬，南海谋改《时务报》为官报，使先生督办其事，不料宋芝栋的奏折递入后，光绪帝命孙家鼐核议，而孙氏当时正不满于南海，因承枢臣放逐南海的意旨，覆奏使南海督办其事。南海初不愿就，以先生请才受命。当时先生很想乘机把《时务报》整顿一下，不意又发生了和汪穰卿争报的纠纷。现在录《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两节在下面，借见该事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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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务报》汪康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恐其败也，乃草折交宋芝栋上之，请饬卓如专办报，并选择各省报进呈，奉旨交孙家鼐议。时枢臣相恶，欲借差挤我外出，然后陷之，乃托孙家鼐请我办官报，并以京衔及督办字样相诱，吾却之。……至是辞官报事，孙家鼐将仍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借此以观进退，乃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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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日孙家鼐入奏，奉旨令督办其事，吾具折谢恩，条陈请令武备文官教职以上及诸生阅看，并请定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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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言接收报事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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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奏派狄平接办报事，而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据而不交，乃与孙家鼐面商，请在京师开局，孙承枢垣意欲挤我，不愿其留京师也，仍属往上海。乃电江西布政使翁曾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并令刘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无得抗旨。刘坤一立即电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过沪查办。刘坤一得旨，即电上海道蔡钧，封禁《昌言报》，江西亦饬禁。以报事查办复留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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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先生有两封信给夏穗卿，都提到放逐南海和整顿该报的事，其中有一封是和康幼博两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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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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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论说一事，借至尊之力，或可行，已奉明文，彼辈不敢反也。再思之，长者见逐，是诸老深意，想悉之，然亦行矣。”（启超、广仁《与穗卿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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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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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事，政府借以放逐南海，此无待言。然既已如见，则亦不能不略加整顿，公能兼此席否？欲求每月挟文一首，约三四千字，能否？”（《与碎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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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时务报》为官报的事，和王小航照也有些关系，一九二九年四月，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曾较详细地回忆这件事，里面所讲和他自己有关系的部分，当然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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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终为之怏怏，托他友致书于汪穰卿，劝令将时务报馆总经理之职，让与卓如，谓卓如新蒙宠眷，可令该报声价跃起。汪氏不服，答以卓如原为吾所聘任，借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汪之书，宣诸他报，而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梁氏乃作一长篇辨明书，历叙在时务报馆，有运动鄂湘筹款之功，亦登他报。汪氏又于他报遥驳之，势成骑虎。南海急不择路，乃运动奉特旨‘以康有为督办《时务报》，钦此’。督办云者，将由康派梁往沪为总办也。小题大作，用狮搏兔，人人惊异。汪氏闻之，因早有预备，不慌不忙，即日将《时务报》改名曰《昌言报》，门额及报之封面皆换‘昌言’字，腾出时务二字以待钦差取用。实则《昌言报》仍系《时务报》之原式，未有一期停印，而销路如故。盖汪之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而又得同业之多助故也（以舆论机关而出自钦命，津沪各报，无不隐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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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又运动奉廷寄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拨款助《时务报》，刘氏仅允筹款三千元，实不敷另创报馆之用。延至七月杪，此案未得结果，南海始有意放弃其派梁氏南下之计划，托余密保梁氏为懋勤殿顾问。……及余之折入，已在杨崇伊邀合京中大员密折吁请那拉氏训政之后，虽那拉未即应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将前此开懋勤殿选顾问之谋已暗消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五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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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覆奏后，奉到六月初八和二十二两次上谕，照准其事。汪穰卿便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并于六月二十四日登一广告于报端，说明自己创办该报经过和改为《昌言报》之原因。梁见报后即于当日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创办时务报源委记》登在天津《国闻报》上。不久黄公度领衔以五人名义也登一广告，说明共同创办该报经过和遵旨交代之主张。汪康年于八月初具呈说明并辩护有关该报各事。当时南北报纸议论纷纷，维新运动很受影响。不过若就事论事，梁和黄遵宪所讲创办该报的历史，是靠得住的。现在我们把上述广告和文呈节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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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的广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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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为主笔，至今二年。……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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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创办时务报源委记》辩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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