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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遂于前月二十间有催总署议覆先生条陈制度局之议。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35]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南海、菊生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36]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园中，至初五乃发耳。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而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仆之久不察看，率皆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我辈心愿亦几了矣。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五月十七日《与碎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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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段材料里，我们第一可以看出翁常熟与当时朝局和新政的关系，第二可以看出先生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变法运动实无何等把握或希望，所以才常常有言去之说。现在再把康幼博给何易一的一封信抄录在下面。里面所讲当时朝局情形和南海卒不能去的原因更详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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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37]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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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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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是清末变法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千年沿袭的旧制，居然在守旧枢臣拼命阻挠之下，由五月初五和十二两次上谕里从容废除了。这件事的经过，《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记述很详细，现在节录两节，在下面文里提到的杨漪川、宋芝栋，便是杨深秀、宋伯鲁。他们两人和徐致靖都是很支持戊戌变法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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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发书告宋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盖已早为草定者。乃与幼博游西山。……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枢臣拟旨。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闻上得芝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及命下之日，欢声雷动。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圣武，岂能若此之刚断乎。”（《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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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五日上谕因枢臣礼臣阻挠而致迟发的事，五月初九日，天津《国闻报》里也有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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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日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来函，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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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的上谕，是言废除乡会试应用八股的。十二日的上谕是言废除童生岁科试应用八股的。《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记第二次运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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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会试既废八股，而用策论，生童岁科试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折，交总署议而未行，欲因势并行之。乃自草一折，为杨漪川草一折。又令卓如草一折，交宋芝栋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属吾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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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愚民之害既去，当开民智，泰西文明，多由于有制新器著新书，寻新地之赏，初八日上折言之，奉旨交总署议。张樵野即属卓如议稿，乃为议定，即令总署奏定章程，颁行天下者也。时新定国是，废八股，旧党谤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谋之，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乃草折交杨漪川上之，请御门誓群臣，并定谤新政之律，其有敢请乱国是、复八股者重惩之，于是上谕再责旧党，谤谋乃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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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录五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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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奉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钦此。”（《光绪政要》三十八卷十七页，见五月七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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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录十二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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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生童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一折。前因八股时文，积弊太深，特谕令改试策论，用觇实学，惟是抡才大典，究以乡会两试为纲，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纷歧。至生童岁科试，著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五月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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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京师大学堂也奉上谕，照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所奏办理，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记倡设该堂之缘起和参与订定章程事件之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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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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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先生之被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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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被光绪帝召见。同日即奉有上谕，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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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奉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五月十七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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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之后，先生给夏穗卿一书，论到召见后的感想，当时似仍怀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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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十七日《与穗兄仁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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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次召见和译书问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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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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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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