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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将光绪皇帝载湉囚禁于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告由她出来“训政”。前后经过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以失败了结。政变之前，二十八日还有一段开懋勤殿的事，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也是新政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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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旋下矣。”（卷三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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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同书《谭嗣同传》里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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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戊戌政变记》卷五页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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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的密诏是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四人的，由杨锐带出。据《清史稿·杨锐传》所收锐子庆昶在宣统元年所呈原诏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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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杨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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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第二卷六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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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门人黄尚毅撰《杨锐行状》，其中所录密诏也系据杨庆昶所藏原稿，但是在“亦不欲将法尽变”句下，多“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38]，圣母已谓太过”几句话。此外字句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见《清史稿》所收诏文，已不是原诏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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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绪赐杨锐的密诏的内容，各书记载不同。兹据宣统初任都察院御史的赵炳麟所记，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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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原注：此诏后至宣统元年由杨锐之子呈都察院，是时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并连疏请宣付实录。）（《赵伯岩集》卷九第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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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惇曧《宾退随笔》载，光绪赐杨锐密诏的同日，另有赐康有为密诏，由杨锐带出。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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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唯时局艰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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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月初二日，时势益急，便才有促康南海速去的明发上谕和第二次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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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二日奉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洽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钦此。”（八月初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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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日给南海先生的密谕是由林旭带出的（即康有为所谓“衣带诏”也）。康的自编年谱里未录全文，现在据《戊戌政变记》所录，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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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卷二页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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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的密谕，第一次大概是因为在要求开懋勤殿的时候，看见西后态度大变，所以还有“必如何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使他们具奏的话。第二次大概是因为发见守旧派运动训政的事，已经渐成事实，所以才在明发上谕之外，还要密谕促南海出都。关于当时政局的详情，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戊戌政变记》和《戊戌朝变记》三书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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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的褫礼部六堂职，是促成政变的第一个大原因，第二个大原因便是召见袁世凯的事情。袁以七月二十九日奉诏入京，八月初一日蒙召见，当日即奉上谕嘉奖，命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现在把初一日的上谕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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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一日奉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八月初三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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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四月三十日有一道定九月五日奉西后阅兵于天津的上谕，人人都疑惧，在那时候将有废立的事，所以南海早就有布置，在六月间便遣徐义甫先生仁禄入袁幕，刺探袁氏态度。到七月末旬，阅兵期近，南海和谭复生便秘密保荐袁世凯，所以才有二十九日召袁入京的上谕，先生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里记他说袁救光绪帝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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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戊戌政变记》卷五页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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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荐袁以前，南海曾有运动聂士成的计划，王小航先生在他的《方家园杂咏记事》里面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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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处，（聂忠节乃余之兰弟，然其心极粗，幕中多小人。）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谭氏担保），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语。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倘余往聂处，则泄漏愈速，余知之稔，故决不为也。”（《方家园杂咏记事》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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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禁颐和园的事，南海和先生都否认其事，惟王小航先生言之凿凿。按王氏是当时新党之一，与南海是同年，交极厚，所以他说的话应当是靠得住的，现在把他那段批注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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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力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同上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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