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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南海的全部计划，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现在把《国闻报》记袁氏返津的一段新闻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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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八月初六日《国闻报》本埠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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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的不可靠，事前就很有人已经看出，林暾谷曾频为谭复生言之，他当时有一首诗论这件事，现在把它抄录下来，借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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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狱中示复生，《晚翠轩集》页三十五，《戊戌六君子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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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袁之议发自南海，谭复生助之，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记这次召他的始末和当时政局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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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各国兵马大权，皆其国主总之，称大元帅，复置参谋本部，妙选人才，以筹军事，法至善也。于是康有为草疏，请皇上亲御戎衣，自统六军，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选天下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皆拔置本部中。谭嗣同荐袁世凯之将才，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参谋本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其独将。又于时宫廷已有废立之意，虽事秘难知，而先一日密诏已下，言位几不保，上抚慰将才，欲待天津阅兵时，资其保护也。荣禄素怀不轨，知事已急，即日造谣，三电总署云：英俄开仗于珲春，英舰七艘泊于大沽，立调袁世凯出津防御。时袁未谢恩；须待初五日，然是日杨崇伊自天津还，持荣禄书，见庆亲王请训政，初二日杨崇伊即自到颐和园递请训政之折，当时士大夫见京津间，荣禄私人往来络绎，多有知其密谋，将兴晋阳之甲者，及闻外患，反以为可少纾内忧，不知皆荣禄之诡谋诈言也。荣禄先调聂士成军于天津，袁世凯五日夕至津，荣禄复留之于天津，令护直隶总督，盖袁之为人机诈反覆，深知皇上之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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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荣禄是旧党里面的主角，关于他的种种谋划，《戊戌政变记》一书记得非常详细，此外天津《国闻报》和上海《申报》对于京官朝贵往来奔走于他的事，也有不少记载。现在把先生在政变记里记他的一段话抄录下来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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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遽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升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炘等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日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逮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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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五日晚，事件爆发后，初六日便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由西太后垂帘听政。初八日并正式举行恭贺训政典礼。现在把初六恢复训政的上谕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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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六日奉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节，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八月初九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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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发生后，清政府首先下令捕拿南海以及与新政有重要关系的诸君。南海于五日离京师，九日至沪，十四日由英国兵舰保护到香港，九月五日渡日。先生以八月六日避入日本公使馆，不久便由日人以大岛兵舰护送至日本。而康幼博、杨漪村、杨叔峤、刘裴衬、谭复生和林暾谷六先生则先后被捕，以八月十三日蒙难。八月十四日有一道捕拿南海和先生的上谕，里面并述及政变的原委和杀戮六君子的经过，现在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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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奉硃谕：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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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恶贯满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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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与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八月十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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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便是被革职监禁遣戍议处的诸公了，徐子静先生革职，永远监禁，宋芝栋伯鲁、陈右铭宝箴、江建霞标、熊秉三希龄、张菊生元济、李孟符岳瑞、王锡蕃诸先生均革职，永不叙用。而徐研甫先生仁铸、陈伯严先生三立，乃都因父故连带革职，李苾园先生端棻、张樵野先生荫桓则革职后发往新疆。此外王小航先生照则革职严拿，张冶秋先生百熙则严加议处，而黄公度先生遵宪、文芸阁先生廷式，也都有捕拿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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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于光绪帝的处分，也很严重，除了用种种方法向各方面宣传他病重以外，并秘密进行废立的阴谋。一时全国中外人士，都非常地注意，结果这种阴谋算是归于失败。关于这次废立的事，各种书籍报纸记载得很多，我们现在只把八月初十日的征医上谕和《方家园杂咏记事》里面一段记事抄在这里，以见一斑。那道征医的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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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奉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钦此。”（八月十二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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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方家园杂咏记事》记废立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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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今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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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事方面总起来说，一则废除一切新政，一则恢复一切已经废除或改变的旧政，此外还焚毁南海的著述，查禁各地的报馆，一时士夫至于无敢谈新政者。现在把八月二十四日恢复八股旧制废除经济特科的上谕，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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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蕴，二百年来，得人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也。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得人，设使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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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嗣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毋负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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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富强之术，固当讲求，惟必须地方官认真举办，方不至有名无实。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通，仍宜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切考核，庶有实际。著直隶总督选派妥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现设之局，著即裁撤。钦此。”（八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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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后的一切举措，据说军机大臣刚毅主持之处最多，《国闻报》里有下列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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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亦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在荣中堂之意，以为乱党既已伏诛，而国中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刚毅则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中堂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辨论，伊终不以为然也。故自八月以后之事，闻皆系刚毅之政策，清国北京官场云，自本年三、四月以来，刚毅常以守旧之故，见斥于皇帝，故此次借此以行其报复。夫用人行政二者，乃国家安危所关系，而清国人往往以一己之私意，阴行其颠倒之权，其是非利害，则一切置之不顾，此亦支那人故技如此，不独刚毅一人为然也。”（九月初九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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