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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71 “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今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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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73 关于政事方面总起来说,一则废除一切新政,一则恢复一切已经废除或改变的旧政,此外还焚毁南海的著述,查禁各地的报馆,一时士夫至于无敢谈新政者。现在把八月二十四日恢复八股旧制废除经济特科的上谕,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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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75 “八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蕴,二百年来,得人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也。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得人,设使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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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77 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嗣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毋负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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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79 至富强之术,固当讲求,惟必须地方官认真举办,方不至有名无实。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通,仍宜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切考核,庶有实际。著直隶总督选派妥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现设之局,著即裁撤。钦此。”(八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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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81 这次政变后的一切举措,据说军机大臣刚毅主持之处最多,《国闻报》里有下列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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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83 “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亦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在荣中堂之意,以为乱党既已伏诛,而国中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刚毅则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中堂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辨论,伊终不以为然也。故自八月以后之事,闻皆系刚毅之政策,清国北京官场云,自本年三、四月以来,刚毅常以守旧之故,见斥于皇帝,故此次借此以行其报复。夫用人行政二者,乃国家安危所关系,而清国人往往以一己之私意,阴行其颠倒之权,其是非利害,则一切置之不顾,此亦支那人故技如此,不独刚毅一人为然也。”(九月初九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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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85 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清廷戊戌朝变记》便有这样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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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87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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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89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君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清廷戊戌朝变记》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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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91 用伊藤为客卿的话,在《国闻报》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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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93 “二十九日,伊藤由津赴京,已纪前报。兹接北京访事人来函:……初一日伊侯至总署,拜谒在署王大臣,坐谈两点钟之久,闻初二日张樵野司农函订伊侯夜宴,外间传言有初五日入觐皇上之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未悉朝廷之意如何也。”(八月初二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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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95 远因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光绪帝和西后的不和,关于这种说法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参考,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现在只把《方家园杂咏记事》里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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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97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争买卖之故。此等内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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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499 又同书的第五页记载奕谟的一段谈话,说得更简明了,现在抄它在下面,以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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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01 “庚子团匪弥漫之日,守西陵贝子奕谟告逃难至西陵之齐令辰,曰我有两语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谟贝子成皇之胞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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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03 第二个远因便是守旧诸臣的反对变法,他们反对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保全利禄和衣食,有的是迷信旧法,不可变,有的是不满意于人兼及于事,有的是不满意于事兼及于人,但是总括起来说,都是在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最厉害的事,第一是废除八股,第二是裁汰冗官,褫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发生以后,他们更惴惴不能自安,所以就积极酝酿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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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05 第三个远因便是思想和学术的纷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前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洪秀全的推尊西教,废斥儒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的变法运动也是这样,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湖南的反对,以后波及于京师,所以京师守旧派攻击最厉害的也多引用湖南的材料。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有一段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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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07 “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戊戌政变记》卷三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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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09 学术之争,初看起来似乎不怎样厉害,但是实际却很严重。张之洞是一位提倡新政的人,他在乙未十月曾和南海合办上海强学会,但是后来因为谈论学术不合,便罢手以去,其余可想而知了。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记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和张之洞著《劝学篇》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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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11 “叶德辉著《翼教丛编》[40]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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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13 湖南反对派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中坚,他们反对的言论和他们的主张,《翼教丛编》一书搜罗得很详尽,可以参考,现在选录几节,借见若辈反对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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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15 “自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而其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张香涛尚书《劝学篇》、王干臣吏部《实学报》辞而辟之,未加显斥。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叶焕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余惄焉忧之,以为匪发其覆,众醉不可醒也,爰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有关教学者为丛编,命之翼教。”(《翼教丛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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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17 新旧之争在学术,从下面两段材料里更可以看出来。以下择录王先谦《复洪教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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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15519 “总之,学术非可强同,何况名教纲常之大,岂容稍有假借。弟在讲席一日,必竭一日维持之力,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如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第一人可也。”(《翼教丛编》卷六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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