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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今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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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事方面总起来说，一则废除一切新政，一则恢复一切已经废除或改变的旧政，此外还焚毁南海的著述，查禁各地的报馆，一时士夫至于无敢谈新政者。现在把八月二十四日恢复八股旧制废除经济特科的上谕，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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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蕴，二百年来，得人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也。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得人，设使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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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嗣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毋负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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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富强之术，固当讲求，惟必须地方官认真举办，方不至有名无实。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通，仍宜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切考核，庶有实际。著直隶总督选派妥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现设之局，著即裁撤。钦此。”（八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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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后的一切举措，据说军机大臣刚毅主持之处最多，《国闻报》里有下列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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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亦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在荣中堂之意，以为乱党既已伏诛，而国中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刚毅则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中堂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辨论，伊终不以为然也。故自八月以后之事，闻皆系刚毅之政策，清国北京官场云，自本年三、四月以来，刚毅常以守旧之故，见斥于皇帝，故此次借此以行其报复。夫用人行政二者，乃国家安危所关系，而清国人往往以一己之私意，阴行其颠倒之权，其是非利害，则一切置之不顾，此亦支那人故技如此，不独刚毅一人为然也。”（九月初九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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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清廷戊戌朝变记》便有这样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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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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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君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清廷戊戌朝变记》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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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伊藤为客卿的话，在《国闻报》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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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伊藤由津赴京，已纪前报。兹接北京访事人来函：……初一日伊侯至总署，拜谒在署王大臣，坐谈两点钟之久，闻初二日张樵野司农函订伊侯夜宴，外间传言有初五日入觐皇上之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未悉朝廷之意如何也。”（八月初二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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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因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光绪帝和西后的不和，关于这种说法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参考，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现在只把《方家园杂咏记事》里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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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争买卖之故。此等内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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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的第五页记载奕谟的一段谈话，说得更简明了，现在抄它在下面，以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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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团匪弥漫之日，守西陵贝子奕谟告逃难至西陵之齐令辰，曰我有两语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谟贝子成皇之胞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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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远因便是守旧诸臣的反对变法，他们反对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保全利禄和衣食，有的是迷信旧法，不可变，有的是不满意于人兼及于事，有的是不满意于事兼及于人，但是总括起来说，都是在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最厉害的事，第一是废除八股，第二是裁汰冗官，褫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发生以后，他们更惴惴不能自安，所以就积极酝酿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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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远因便是思想和学术的纷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前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洪秀全的推尊西教，废斥儒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的变法运动也是这样，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湖南的反对，以后波及于京师，所以京师守旧派攻击最厉害的也多引用湖南的材料。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有一段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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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戊戌政变记》卷三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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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争，初看起来似乎不怎样厉害，但是实际却很严重。张之洞是一位提倡新政的人，他在乙未十月曾和南海合办上海强学会，但是后来因为谈论学术不合，便罢手以去，其余可想而知了。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记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和张之洞著《劝学篇》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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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著《翼教丛编》[40]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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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反对派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中坚，他们反对的言论和他们的主张，《翼教丛编》一书搜罗得很详尽，可以参考，现在选录几节，借见若辈反对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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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而其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张香涛尚书《劝学篇》、王干臣吏部《实学报》辞而辟之，未加显斥。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叶焕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余惄焉忧之，以为匪发其覆，众醉不可醒也，爰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有关教学者为丛编，命之翼教。”（《翼教丛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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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争在学术，从下面两段材料里更可以看出来。以下择录王先谦《复洪教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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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学术非可强同，何况名教纲常之大，岂容稍有假借。弟在讲席一日，必竭一日维持之力，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如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第一人可也。”（《翼教丛编》卷六页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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