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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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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腹，必欲倾覆我邦家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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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尤攻击合种通教之说，以下节录其与《俞恪士观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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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嗣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然自彼通之（按谓外人引用儒书），谓之用夏变夷，自我通之，谓之开门揖盗，此中界限，持之不可不坚，彼谈时务者乃敢昌言于众，曰通教以保教，抑何丧心乃尔也。”（《翼教丛编》卷六页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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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变法运动，很有人谓为操之过急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曾用很多话辩论这一点，我们以为在当时那种外患压迫的情势之下，只有那样一点点的举措，似乎也不算过急。当日的变法和政变，都是一种自然的情势所造成，原因既多，所以决非增减一两个条件所能改变全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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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这次的政变似乎老早就有相当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事实可以证明，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有的还没有提到，在这里不便一一举明，只有一件最显明的事，我们现在补述一下，这就是谣传光绪帝患有种种疾病，从四、五月以来就很盛地宣传了。《戊戌政变记》和《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都曾很详细地讲过，现在只把《国闻报》里一段记事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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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来京城谣传，谓今上圣躬不豫，甚至谓为危重，此言自五月节后，传说不绝，举国惶惑震动，惟皇上日日召见群臣，出入海寺，其为无恙，最为易见。且向例圣躬有疾，必传太医开方，必将脉论药方交军机处，枢垣当差各员皆得而见之，闻两月并无药方脉论交到军机处，合而观之，圣躬安康可明矣。闻此言盖未识时势之艰难，疑新政之非是，遂生此怨毒。非常之原，黎民惧焉，而独恨其不作别谣，而煽布此语何为邪。居心似不堪设想也。京中士夫林立，智者不少，而竟闻而信之，习焉不察，展转流传，何哉？惟天眷中国，皇上圣明天纵，必要多福，此则亿兆民所同祈祷者耳。”（圣躬万福七月初三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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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逋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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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六（9月21日）那天，先生正访谭复生，对于各事有所计划的时候，忽闻政变和抄捕南海馆的消息，当日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里记与谭氏分手前后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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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余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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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谭嗣同作两“绝命书”，一遗康有为，一遗梁启超。其遗梁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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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果尔，则中国之人心真已死尽。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负皇上也。八月十日，嗣同狱中绝笔。”（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三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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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逃于日本，曾得到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庇护，并由他设法逃往日本。林在《我的七十年》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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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跑到公使馆来，说一定要会见我，这时正是午后二时。我和伊藤公[41]吃完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让梁到另室会面。一见，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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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马上自己写出下面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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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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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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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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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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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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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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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伊藤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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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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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象是捕手觉着康[42]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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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正逗留中的郑领事[43]，让二人都化装打猎的样子。扮好了真像打猎的模样，打发他们走，但是不幸在天津车站月台上行走的时候，好象被梁的友人发现了似的。据说他们赶快隐藏到人多的地方去，但还是因被友人看见作了报告，捕手的手下人追跟着梁。二人马上跳进帆船，夜十二时下白河逃向塘沽。那里的上流有日本的军舰碇泊着，捕手乘小蒸汽船，又追了来。而且据说，就向河的下流有日本商船的方面下驶，并在这船的舷侧等待着。但二人乘搭的帆船，则走近在河上流的日本军舰，摇手帕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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