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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大事记》里面，有一段话记先生在大岛兵舰里读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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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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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去国的时候，写《去国行》一篇，现在抄录下来，借见先生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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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三十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纵，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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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十三两日（10月26、27日），先生在日本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笔谈。从这段笔谈中可见先生幻想借日本政府之力以助光绪帝复位及其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亦可知日本帝国主义庇护康、梁是别有用心的。兹将他们的笔谈（删去寒暄套语）转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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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外羁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惨戮，情怀之难堪可知。幸存贵邦诸君子雅意保护，授餐适馆，优待逾恒，忘其在客中也。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地球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同日本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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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公使昔〈与〉仆〈同〉在北京，曾数次相见，亲爱敝邦之情，深所感诵。今闻大隈伯、犬养君与足下诸君子为我皇上谋复权之策，此海外羁臣所稽颡祷谢者也。西后与皇上，固久已不相睦，然此次幽废之变，亦不尽为西后之初意，盖荣禄等满洲党人构而成之也。满洲党以为改革不利己，思阻止之，然皇上既锐意改革，则欲阻改革非去皇上不可，故彼等阴谋造谗于西后之前，谓皇上欲尽去满人且欲去西后，故西后信之，遽兴此祸也。今若骤协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美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令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以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现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现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情，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公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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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贵下今遭时之阳九，流寓异邦，仆不堪相怜之情。贵邦与敝邦唇齿相依，高说为最然，贵邦之祸则敝邦之祸也，而亦系东洋大局之祸。今日之急，主在贵邦皇上复权。前日当矢野公使归任，外务大臣特命以此事，使矢野当机宜。矢野谒皇上，皇上健然。吾辈得报欢呼，盖皇上复权当非远。仆虽退外务参与官之职，亦私有所谋，贵下请少放念，切嘱切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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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敝邦之内情，可得为足下一言之。彼满洲党、老臣党，毫无政策，徒偷生贪禄者，不必言矣。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此在上之可危者也。至于在下者，则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险而谋之于下，不如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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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高说妥当，仆亦为然。南方各省之志士，将举义师虽出不得已，自是前门御虎，后门入狼者。敝邦今日之策，唯在期贵邦皇上复权，己敢闻期皇上复权之工夫如何？可赖光明正大之策耶？将又可依隐蔽之工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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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仆等初时，欲主隐蔽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到，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前尚易行，今已难行矣。若仆顷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光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美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英、美而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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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仆谓康先生航英国，以图英人之间，而贵下淹留敝邦施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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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今有一同志之士，名曰容闳，（前任驻扎美国公使，乃曾国藩君所任用，后为人所谗免官，寓美国三十余年，曾在美大学校领有政治科博士券者。）约一月以后即来东京与康先生同航英、美，今康先生欲行之心甚急，已函促其来，来后拟即行，仆拟留此间与贵邦志士共育也。”（下略）（《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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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先生致日本品川弥二郎一书，对于日本报纸上批评中国维新变法因过于急进而遭致失败的说法，认为不能苟同。该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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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父先生阁下：启超昔在震旦，游于南海康先生之门。南海之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胜于暮鼓晨钟也。仆既受此书，因日与松阴先生相晤对，而并与阁下相晤对者，数年于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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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假之缘，以政变之故，行迈贵国，自顾菲材，虽不敢仰希先哲，然敝邦今日情形，与贵邦幕末之际相类。每读送生田叙中语，谓今日事机之会，朝去夕来，使有志之士，变喜怒于其间，何能有为。窃服膺斯言，虽波澜诡谲，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动其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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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仆又闻之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自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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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思走谒，一瞻风采，因体贵政府秘密保护之盛心，未敢造次。谨先以书达其景仰，他日更当请见。松阴先生著述及行状，尚有他刻否？能惠赐一二种，不胜大幸。敬承起居。梁启超再顿。阴历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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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现居牛込鹤卷町四十番，如有赐函，不胜喜盼。”（《民报》第二十四号，《时评》第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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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第七十九册曾转录日本《东邦协会报》所载十月三十日《新党某君上日本论中国政变书》，该书陈述了戊戌变法及其失败情形，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请日本政府设法使光绪帝安全复位重行新政。此书大似先生之作。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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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东京后，即思走谒，以贵政府之意秘密，未敢造次。谨先述敝邦此次政变情形，及鄙怀所欲陈者，一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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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邦此次政变，其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俄与英之争。要而言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也。……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骤持以语他邦之人，必以吾言为夸，而不相信，即仆等未觐见皇上以前，亦不料其能如是也。盖二十年来，腐坏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皆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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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瞭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为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举一事，必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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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预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名士为宫中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一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跪拜之礼，欲行游幸各国之典。凡此诸端，皆欲行而未能行者，所能行者不过枝叶之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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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极言中国改革与日本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