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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又有不同者，则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友邦之力，以抵御之。此仆等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至于其如何相助之处，秩秩大猷，槃槃宏议，诸君子自有成竹在胸，非远人所敢致词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六〇一——六〇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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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先生致李提摩太一书，对英国使馆救南海先生出险表示感谢，希望能继续获得英、美、日本政府的支持，并介绍汤觉顿作为李的翻译。其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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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邦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敝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口，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出于足下之手。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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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嘱代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敝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子，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进见，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顿首。十月一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四一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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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日本以后，因惦念家眷安危，频作书给夫人李蕙仙。九月十五日有一封信详述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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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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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交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帐。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吴小村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便用，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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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与蕙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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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后，莲涧先生携眷避居澳门，新会原籍，虽有查搜，但是还未被大祸。其时莲涧先生为《戊戌遇变赋》一篇，长数百言寄给先生，表示自己心境的安适，但是先生还是很惦记，所以在十月六日的家信里提到必要时候，可以回国探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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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想已收，吾在此情形，详与二弟信中，可取观。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家中情形如何？望常寄信告知。依吾与二弟信中所问各事，详复为盼。吾之起居家中不必念，卿素明达，必能自宽解。二弟亦慷慨激昂，必不忧悲，吾亦不为念。母亲甚□，不知忧悲，亦不足为念。但念父亲之苦楚，不知若何耳。若因念我而生，则致一电，我当即归，若尚平安，则吾正二月间必归。因现时在东方应办事多，未能即行也。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虽想思甚切，不敢涉私也，惟望信甚急，乞即写回信，至要。”（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六日《与蕙仙书》）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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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先生有一书述在日本居住情形和接眷属各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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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书悉一是。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来书问有立足之地，当速来接云云。立足之地何处无之，在此即无政府之供养，而著书撰报亦必可自给。然卿之来，则有不方便者数事：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此间情形及吾心事，具见于大人安禀及二弟书中，可以取观。来书谓想吾必非一蹶不振之人，然待吾扬眉吐气时不知卿及见否云云。卿本达人，志气不同凡女子，何必作颓唐语乎？此次之变，以寻常理势论之，先生及吾皆应万无生理，而冒此奇险，若有神助，种种出人意外，是岂无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固知我，然我愿卿之自此以后，更加壮也。先生之教，道理极多，吾间未以语卿，卿如有向学之志，盍暇日常与二弟讲论之。卿家居无甚事，经此变后，益当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卿盍从事于此乎？若有志则常就二弟及薇君相与讲求，久之当想吾言之不谬也。”（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与蕙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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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七日有一书，述及筹办《清议报》的事和当时的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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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在此创报馆已成，（下月十一日出报）现时未领薪，为俟其报消〔销〕行后，乃领也。在此一切起居饮食，皆日本国家所供给，未尝自用一钱，间有用者，惟做衣服数件，买书数种耳。行囊存银尚多，因家中目前敷用，故未寄来，今既大人愁穷，故日间即当先汇四百元归也。庶母弟妇若到，当加意和谐，免触老人之烦恼。二弟尚知大义，无事可与之谈学问，亦足稍解烦闷也。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与蕙仙书》由横滨大同学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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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初到东京时，住牛込区马场下町。杨维新与丁文江书，记当时和日人往来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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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东京时，似系住牛込区马场下町（原住待查），当时大隈左右如犬养毅、高田早苗、栢原文太郎（原注此君与任公先生交厚，当时约为兄弟）时有来往，并力为讲解日本文法，（原注和文汉读法为任公先生著）彼时事，弟非目见不能详言。”（《杨维新与丁在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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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申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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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访事友人云：中国逆犯康有为之徒党梁启超，遁迹日本后，自知罪大恶极，不容于礼仪之邦，遂窜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晋，侨寓东京牛込区，与品川子爵订莫逆交，诗酒往还，徜徉竟日，不知曾念及先人庐墓否？”（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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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和先生抵日后不久，日人宫崎、平山等曾居间调停，使与兴中会派孙中山先生等联合救国，然以两派立场和主张多有不同，终于未能和合。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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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宫崎因中山及康、梁对于国事意见，未能一致，乃欲居间调停，使两派联合谋国。中山曾偕宫崎访康，康匿不见。陈少白亦访康，徐勤代康谢客，适梁启超自外返寓，竟导陈入见。时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三〇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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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第四十一页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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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事起，康、梁师徒亡命东京。中山、陈少白以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然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故托事不见，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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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第三百零五页记当时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等对两派态度的话，可作两派关系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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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党之标榜支那亲善政策者，为进步党。而党中诸首领则以犬养毅为主张最力，犬养对于革命、保皇两派皆目为新党，一视同仁，始终取调停主义。……徐勤任大同学校校长，因与兴中会派不惬，该校董事多怀退志，几致解体，乃推犬养为名誉校长，以维系人心，犬养亦徇其请。戊戌秋间，两派意见日深，势同水火，犬养乃亲至横滨作和事佬，无功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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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兴中会派联合创办一个华侨学校，隐然和大同学校为敌，此后两党的关系便愈演愈激烈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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