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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和《蔡松坡遗事》两文里记的最详细。《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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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找。……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唐先生死去大半。”（《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八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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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蔡松坡遗事》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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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冒了许多困难，居然由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可是到上海后一个人不认得，又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一百二十个有孔的铜钱，他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回信之前，也曾进南洋公学，在那里一个多月。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课是叫他们上日本学堂。我除了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大家读书作札记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预备日本话同其他几种普通学——如数学。这样的生活前后有九个月的时间。”（任公《蔡松坡遗事》民十五《晨报》《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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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先生与留日同志为文祭六君子于横滨。文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四十四卷五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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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回忆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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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继续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一八九九年六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锷）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八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益、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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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檀香山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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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去日本，游美洲。先生这次出游原是应美洲华侨之邀游历美洲的，后来因为经过檀香山时为防疫所阻，所以才滞留该岛半年之久。先生出发前便将《清议报》各事交由麦孺博孟华主持，出发时为旅行安全计，先生并冒用日友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护照。他在《夏威夷游记》里记出发那天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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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始发东京。……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而别。午后一点钟，舟遂展轮。”（《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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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上年九月逃亡到日，算计起来，总共在那里住一年零两个多月。在这一年多的生活里，有很多值得记述的事，最重要的便是他的思想的改变和学问的增进。他在《夏威夷游记》里曾经把这一年多的生活情形很简赅地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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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二月复如京师。八月遂窜于日本。九月初二日到东京，以至于今，凡居东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游以来，淹滞一地之时日，未有若此之长者也。此四百四十日中，师友弟子眷属来相见者，前后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尚三十余人。日本人订交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者数十。横滨诸商，同志相亲爱者亦数十人。其少年子弟来及门者以十数。其经手所办之事：曰《清议报》、曰高等学校。此外有关系之事尚数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备者亦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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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吾友叶湘南，以去年十月东来，今年七月一日归国，十月复来，语余曰：‘乡居三月，殆如客中，惟日日念日本如思家然。’湘南且然，况于余哉。孔子去鲁，迟迟吾行，去齐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齐，则三宿而后出昼，亦因其交情之深浅而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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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爱根未断，我劳如何。是夕大同学校干事诸君，饯之于校中。高等学校发起人诸君，饯之于千岁楼。席散，与同学诸君作竟夕谈于清议报馆。”（《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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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抵檀香山。他在舟中的生活和初到檀岛的情形有《夏威夷游记》可以参考，这里不多引录。惟有他的一篇论诗的话，可见他对于诗的志趣和见解，现在节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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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风稍定，如初开船之日。数日来偃卧无一事，乃作诗以自遣。余素不能诗，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今次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余首，可谓怪事。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俱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俱备者。……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吾既不能为诗，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沧海题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义，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郑西乡（郑西乡即藻常，他人不知而误认为李藻荪。——原初稿批注。）自言生平未尝作一诗，今见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读之不觉拍案叫绝。……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天人团体一孤舟，亦几于诗人之诗矣。吾于是乃知西乡之有诗才也。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可乎。”（《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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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先生记戒诗的一段话，可说是他对于自己个性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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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诗兴既发，每日辄思为之，至此日共成三十余首。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即如诗之为道，于性最不近，生平未尝一染，然数日来忽醉梦于其中，废百事以为之，自观殊觉可笑也。禹饮仪狄之酒而甘之，遂疏仪狄，吾于今乃始知鹦鹉名士之兴趣，不及今悬崖勒马，恐遂堕入彼群中矣。乃发愿戒诗，并录其数日来所作者为息壤焉。”（《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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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舟中成诗凡数十章，读了很可以看出他的气概和热情。这些诗大部都收在他的文集里，现在只把他那段小序和《壮别》第一首录在下面，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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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涂前五日，柏原、东亩饯之于箱根之环翠楼，酒次出缣纸索书，为书‘壮哉此别’四字，且系以小诗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无一事，忽发异兴，累累成数十章，因最录其同体者题曰《壮别》，得若干首。”〔《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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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壮别》第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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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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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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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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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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